《毛泽东大传》第140章（第四卷 风流人物）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

话说1939年9月间，干部教育部向毛泽东反映，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普遍缺乏教材，毛泽东和有关人士研究决定，先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陈昌浩编写的《近代世界革命史》为课本；另由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简编》和一部《中国近代史》，由毛泽东、李维汉、杨松、吴亮平、陈伯达合作编写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后续课本。

此后，毛泽东多次召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作小组成员，拟出了一个写作提纲，全书分为3章：第1章“中国社会”，由杨松、吴亮平、陈伯达负责编写；第2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负责编写；第3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负责编写；并计划在10月底完稿。后来由李维汉负责的第3章，因为没有完稿而不得不放弃了。

9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卫士蒋泽民陪同下出去散步，信步走出了沟口，只见坡上坡下种的谷子都已经成熟了，沉甸甸的谷穗低垂着头。毛泽东被这丰收的景色陶醉了，他解开了外衣的扣子，深深的呼吸着，又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个年头不错嘛，农民们又有饱饭吃了。”

他突然问：

“泽民，你说说，农民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

“是……是……”蒋泽民赶紧集中注意力，憋了半天这才吭哧出一句：“是不是土地问题？”

“对，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微笑了。他接着说：“这个问题和中国革命是连在一起的。实行统一战线后，我们进行减租减息，农民们得到了实惠。以前土地都在地主手里，农民要种点地，种点好地，得花很多钱。减租减息后，我们有明文规定，农民种地是要交一些钱，但是不准地主土豪们多要钱。这样，地主们也就无话可说了，社会尚能安定，大家共同抗战，而广大农民能种上地了，也能种上好地了。农民积极性上来了，纷纷要求参军参战。”

9月2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说：

“看不起劳动人民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

9月28日，毛泽东撰写了《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

“当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2周年纪念快要到来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想根据我的观察，说明几个和苏联和中国都有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目前正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议论着，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我想乘此时机，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点意见，贡献给关心欧洲大战和中苏关系的人们，作为参考，或者不是无益的。”

“20年来，波兰政府一贯的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的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150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苏联大军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张，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的成功了。这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的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准确的。”

9月28日晚，延安各界为欢迎中国和外国朋友举行盛大晚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致欢迎词，介绍了不久前第二次来到延安的斯诺，并介绍了斯诺在1936年秋冲破层层封锁，克服重重困难第一次到边区进行采访的情况。他还说：

“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通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冼星海在晚会上指挥合唱团演唱了他为纪念“九一八”8周年而创作的《九一八大合唱》；又指挥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会后，毛泽东热情的款待了斯诺，还多次和他交谈，向他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毛泽东还说：

“延安比保安好。从你1936年访问我们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给我们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速度不断进步，到1945年，我们就可以给你一点成绩了。”

此后，斯诺再次对边区军民进行了采访，回到北平不久，写出了《为亚洲而战》一书。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

“他依旧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同寻常地结合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气的常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他象以前一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宵为这个目的进行着工作。”

且说9月30日，《文艺突击》于9月20日和这一天出了两期之后，受到了各方的好评与祝贺，大家都希望将《文艺突击》油印版改成铅印版。正当编辑部门为经费犯愁之时，毛泽东带头捐款二三百元，许多党政军领导人随即响应。

不久，《文艺突击》在1939年10月16日改为铅印出版。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应邀为《共产党人》写了一篇《〈共产党人〉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3个基本问题。正确的理解了这3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的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8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18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的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10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张国焘叛变后国民党军统内设立了以他为主任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专门开展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并派往延安百人之多的特务，经过研究，通过了一个《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

10月10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题目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中说：

“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

《决定》号召全党：

“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10月15日，日军飞机第6次袭击延安。上午9时，36架轰炸机投弹100多枚。下午2时，35架轰炸机分3批相继窜扰、轮流轰炸，投弹120多枚重磅炸弹，直到下午4时40分。大批房屋倒塌着火，死10人、伤13人。

10月27日，毛泽东对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警告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他说：

“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

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杨家岭沟下修建一座大礼堂，所需的木材要从劳山运来，而要用的石头则是就地取材。这采石场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仅一沟之隔，大声说话都能听到，一放起炮来动静就更大了，直震得窗户抖抖索索嗡嗡作响。采石民工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就根据他的作息时间，改在上午10点才开工，下午3点以后才放炮，晚上8点就收工。

一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卫士蒋泽民随着毛泽东来到了采石工地。准备收工的民工们有的收拾工具，有的坐在石块上抽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毛泽东走过去，和他们打着招呼，在几个民工旁坐了下来，询问他们是哪里人，都做过什么工？民工们有的说是当地人，有的说是附近农村的，给边区政府修过银行，大多数活是打窑洞，农忙时就回家种地。毛泽东问：

“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一个民工乐呵呵的，他说：

“共产党和八路军来了真好，我们有饭吃，有活干，还有零花钱，这日子越过越红火。”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不错呀，出来干活，家里还有零花钱。你们村子里的人怎样呢？他们也有零花钱吗？”

“他们平时没有零花钱，秋后卖粮能换回一些钱。有的人家秋后卖猪也能换回一些零花钱。家家都能有点儿，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你们农田里的收成怎么样？”

“只要天不旱，就有好收成。自从边区政府成立后，地主减租减息了，荒地都是国家的了，如果开荒，政府两三年内什么也不要，这日子越过越稳当。”

“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吗？”

“大部分孩子都上学了，只有偏远地方人家的孩子有的还没有上学。”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指着山坡问道：

“在这里修大礼堂行吗？山水下来能不能冲坏？”

一位老成一些的民工回答说：

“这里山水不大，山下的河沟很宽，保险没事。”

毛泽东故意问道：

“你们修这个大礼堂干啥用？”

民工们说：

“给毛主席开会用的。毛主席就住在北边山上，那个站岗的地方就是，只是我们还没有见着他。”

“你们为什么上午不放炮呢？”

“你这个老爷子还不知道哩！毛主席是上午休息，夜间工作。他太累了，我们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所以他一睡觉我们就休息，他一工作我们就干活。”

一位年轻的民工悄悄的问蒋泽民：

“这老爷子是干什么的？”

蒋泽民告诉他说：

“他是管盖房子的，没有经验，到这里向你们取经来了。”

1939年11月初，毛泽东对陈伯达等人交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1章“中国社会”初稿，和他自己撰写的第2章“中国革命”部分，开始了紧张的修改工作。

11月7日，毛泽东观看了由侣朋编导、冼星海配曲、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烽火剧社演出的歌舞活报剧：《庆祝十月革命节》。

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向毛泽东介绍说，演出花钱很少，布景是从鲁艺借用的。毛泽东便找来队长陈明和侣朋、冼星海谈话，留他们吃饭，还赞助他们200元，用于开展活动。

11月11日，国民党确山县长许工超率军警特务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伤病员和家属200多人。

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白求恩大夫在河北完县不幸以身殉职。消息传来，毛泽东悲痛万分，白求恩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

原来在10月29日，白求恩带领卫生巡视团亲临火线救治伤员。他在给伤员做手术时，因劳累过度，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划破。11月1日，白求恩受伤的中指发炎，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在处理一名颈部丹毒发作的伤员时，受到感染，链球菌侵入血液，转化为败血病，发高烧。11月11日，白求恩在给聂荣臻的信中说：“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白求恩还是想着八路军伤员。他在给朗林的信中说：“我认为林大夫应率领一个手术队，立即北上协助工作。”“假如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方去，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这天晚上，白求恩写了遗嘱，交给身边的人，对他们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过了一会儿，白求恩又说道：“请转告聂司令员，建议他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接近前线，收容伤员。”

11月，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指挥八路军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多人。

在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击毙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第一个高级将领，他就是号称“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日军哀叹说：“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11月间的一天早饭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党派科科长寒光从杨家岭后沟出发，去找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赵毅敏，他刚转过山坳，就看到毛泽东窑洞前摆着十几条长凳，毛泽东吸着烟，在窑洞前的空地上散步。寒光很想走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握手，可又想到毛泽东日夜忙于抗日救国大事，不能打扰他，便准备从一旁快步走过去。此时，毛泽东已经看见了他，健步向他走来，还伸出了手。寒光是第一次与党的领袖面对面站在一起，既兴奋又紧张，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青年同志，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

寒光赶忙回答说：

“主席，我叫寒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

“是韩信的'韩’吗？”

“不，是寒冷的'寒’。我正想改为韩信的'韩’。”

毛泽东风趣地说：

“寒冷的'寒’，不改也可以。不是有一首古诗说：'寒光照铁衣’嘛。”

说罢，他又问寒光上过什么学，做过什么工作。寒光回答说，在东北打过日本鬼子，后来到苏联学习，1938年五六月间回国到了新疆，在邓发同志领导下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刚到延安不久。

“好。”毛泽东说：“在东北和日本人打过仗，又在苏联学习过，还与盛世才打过交道，做统战工作很合适。统战工作很重要。统一战线是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之一。我们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千百万人，共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说话间，一些中央领导人陆续来了，看样子是来参加会议的，赵毅敏也来了。寒光赶紧向毛泽东道别，又去与赵毅敏打过招呼便离开了。

后来，寒光还是将他的姓氏改成了“韩”字，由“寒光”变成了“韩光”。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追悼大会，各界人士沉痛悼念白求恩的逝世。在会场主席台的上方，高悬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挽词：

“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和工作热忱。”

追悼会开始后，参加追悼会的人们以低沉的声音，唱起了《纪念白求恩歌》：

“秋风吹着细雨，延水奏着哀曲，从遥远的五台山，传来了悲痛的消息。我们用无边的哀悼，来纪念您！这里——河边的石头，山上的野草，也在为您流泪。但是，亲爱的白求恩大夫，您静静地安息吧！在您的后面，被压迫的兄弟，已经起来了，我们将追随您的光辉，高举新医学的旗帜，向着白求恩开辟的道路，勇往直前。”

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

12月1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说：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这个问题。”

12月初，在蒋介石授意下，山西军阀阎锡山集中6个军的兵力，由陈长捷指挥，突然进攻驻防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6个县抗日民主政权，残杀共产党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接着，晋西北阎锡山的两个军，在赵承绥指挥下，进攻抗日决死队第4纵队，提出饿死、困死八路军，消灭彭八旅，即120师彭绍辉358旅。驻晋东南的阎军孙楚、金宪章部，也配合蒋介石军队，南北两面夹攻上党地区的抗日决死队第1、第3纵队及附近的八路军，摧毁阳城、晋城、浮山、高平、长治、陵川、沁水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近2000人。

“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前往秋林，当面向阎锡山讲明利害关系，做调解工作。毛泽东又连续向八路军总部、120师和晋西南区党委发出指示，指示说：

“这将是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的枢纽，若投降派掌握上述地区，是很危险的。因此，胜利的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日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是目前的中心问题。”

“不公开刺激阎锡山。”“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击阎的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毛泽东在指示中作出了粉碎顽军进攻的军事部署。同时电令罗贵波、彭绍辉率所属部队，接近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命令120师主力由冀中星夜赶回晋西北，支援反顽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拥阎讨逆，打倒汉奸”的统一战线口号下，以防御姿态反击围攻的阎锡山旧军。晋西抗日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苦战数旬，给予进犯的阎军重大打击，随后转移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决死第2、第4纵队在八路军120师主力协同下，全部肃清了晋西北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尔后，抗日决死第2、第4纵队经过整顿，编入了八路军。

晋东南的抗日决死第1纵队，在陈赓率领的八路军129师386旅配合下，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顽军中最反动的孙楚部。随后，八路军主力在榆社歼灭阎军的薛文教部1500人，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

决死第3纵队除被反动军官拉走3个团外，其他部队仍坚持斗争，尔后打破阎军多次阻击，与决死第1纵队会合，正式编入八路军。至此，阎锡山发动的反共军事进攻被彻底粉碎了。

12月上旬，毛泽东终于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的修改工作。其间，就他自己编写的第2章“中国革命”，曾向杨松和陈伯达等人征求了意见，并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和论证。

12月13日，毛泽东在为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的政治局会议上说：

“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12月20日，毛泽东撰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他写道：

“今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同志的60岁生日。这个日子，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

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12月21日，毛泽东为了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医生，满怀激情挥笔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他写道：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50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12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的一部重要论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写作之中。

原来他在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时，因受结构和篇幅的限制，在第2章中对有关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没有充分展开，没有进行更为深刻的分析和论述。那时候他就计划在该书完成后，再写一篇这方面的专著。所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完稿后不久，他便又全力投入到了新的论著的写作之中。

这一天清晨，贺清华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收拾东西。毛泽东正伏在桌子上，手中的笔不停的挥动着。桌子一旁的那盏煤油灯还在亮着。贺清华轻声说：

“主席，天都亮了，怎么还不休息呢？”

“噢，天亮了？”毛泽东向窗外瞥了一眼，一边写字，一边说：“好，好。再等一会儿就睡。”

该吃早饭了，毛泽东还在工作。贺清华从厨房打来饭菜，说：

“主席，该吃饭啦。”

毛泽东应了一声，没有抬头。贺清华轻轻的把饭菜放在一边，便出去了。约摸半个小时后，贺清华去收拾碗筷，却见饭菜原封未动，就说：

“主席，快吃吧，饭都凉了。”

“呵，我这就吃。”

毛泽东嘴里说着，身子却不动。贺清华只好端着饭菜，送到厨房热了再端来，毛泽东总算吃了几口。

这天晚上，毛泽东依然在煤油灯下写作。秘书来了，说：

“主席，你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党小组决定让你休息，请你停笔吧。”

毛泽东微笑着说：

“好，好。再有几个字就写完这一段了。”

卫士们等了好一会儿，见毛泽东桌上的灯还亮着，贺清华就又去劝了一回，还是没有结果。于是，大家商量着让只有十几岁的勤务员王来音去一趟。王来音是甘肃人，原名叫王来英，天生的大嗓门，常常是未见其人便闻其声，毛泽东说，你还是叫“王来音”吧，自此，王来音便将“英”字改为“音”了。他虽然年纪轻，个子小，可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人又勤快、活泼，毛泽东很喜欢他。

这个王来音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带着大家的期盼，走到毛泽东跟前，坚决地说：

“主席，夜深了，你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了，该休息了。”

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

“噢，是来音呵，一会儿再睡……”

王来音不等毛泽东说完，固执地说：

“不行！我们要为组织负责。你的身体累坏了，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

说着伸手就把桌上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炕头上。毛泽东无可奈何的笑了，放下毛笔，慢慢的站起身，说：

“好吧，我马上就睡。你这个小鬼，快去休息吧。”

“不！我要等你上了炕才走。”

王来音坚决地说。毛泽东没有办法，只好移动着他那高大的身躯，走向炕边，躺在炕上睡下了，说：

“我睡下了，你们也该回去睡觉了吧。”

王来音灭了灯，掩好了门，这才高兴的从窑洞里跑了出来。他笑嘻嘻的对大家说：

“主席这回躺下睡觉了。”

一个警卫员也高兴地说：

“嘿，还是这个办法行。”

第二天早晨，贺清华和王来音起床后，听到下一班的卫士们议论说：

“嗨，主席昨夜又是一夜没睡觉！”

王来音急得直申辩：

“看他睡下，我才走的么！”

大家说：

“你们刚睡下，主席窑洞里的灯又亮了，一直到天明。”

12月的一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信，他拆开一看，非常惊喜，原来是在漳州分别已经8年的曾志已经到了延安。只见曾志在信中写道：

“毛主席啊，自1932年漳州一别，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1936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的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来到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

毛泽东看罢信，立即提笔写道：

曾志同志：

你来延安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去接你，见面再长谈。

毛泽东

第二天午饭后，曾志在一位警卫员的带领下，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地。警卫员让曾志在叶子龙的窑洞里等候，他自己先去通报一声。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过来，紧紧握着曾志的手，高兴地说：

“你终于来了，很好，很好！走，到我那里去！”

曾志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见窑洞虽然比较大，可是非常简朴。窑洞的前半截是石砌的，里面摆着个小书桌，几张木椅凳，还有一张吃饭用的四方小矮桌，再就是几个木头架子上放满了书，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正像毛泽东身上打着补丁的军装一样，有点寒酸。毛泽东示意曾志坐下来，关切的问：

“这么多年，你们在哪里？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一直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潘汉年从白区来延安时，我也向他问起你和蔡协民，但他同样没有你们的消息。我还以为你不在人世了！今天见到你，好高兴噢！”

是啊，8年来在白区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4次蒙冤，一度丢失党的关系，蔡协民惨烈牺牲，与陶铸的悲欢离合，真是百感交集！曾志向兄长般的毛泽东倾诉了别后8年的坎坷经历，最后，她告诉毛泽东说：

“这次来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过。”

毛泽东吸着烟，一直静静地听着曾志的倾诉。后来见曾志这么说，就点点头，他说：

“很好，很好！你已经有了实际工作经验，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实践，总结经验，再上升到理论，这种学习方法很重要。你一直在苏区、游击区、白区工作，经验是有，但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

曾志说：

“主席，我打算在马列学院学1年。”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行，要学3年，至少也要2年。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一定要精读，读了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和自己的实践，去理解它，分析它，将理论变为行动指南。《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止100遍了，但遇到实际问题还要去翻，有时只看一两段就会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共产党宣言》！就是要这样经常读，重复翻阅才行。你现在有时间坐下来读书，读它个两三年，将来对你会有好处的。”

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窑洞内的书架，又对曾志说：

“我这书架上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书，你随时可以来拿。”

不知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毛泽东留曾志共进晚餐，他说：

“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吧。”

曾志高兴地说：

“那好啊，我就吃一顿好的！”

毛泽东一听，愣了愣，立刻又笑了，说：

“哦，吃好的，吃好的。”

饭菜端上来了，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饭，1碗炒白菜，1碗烧土豆和一盘豆芽，豆芽上还带着豆壳子，只有那碗烧土豆里有几片薄薄的肉片。毛泽东把江青叫来了，陪同曾志一起吃饭。曾志回忆说：

“我们3人一起吃饭，延安没什么好东西吃，我至今记得那盘豆芽菜，不去皮也不掐根，白水煮煮就端上来了。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是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的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

饭后，曾志不便久留，就起身告辞：

“天晚了，我该回去了。”

毛泽东说：

“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儿吃饭。我有很多书，愿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后再来换。”

曾志也不客气，就说：

“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

后来曾志在马列学院学习不足1年就中断了，原因是她东奔西跑惯了，心也野了，一听课就走神，一看书就犯困，那些马列主义理论词句根本进不到脑子里去。1940年春陶铸也来到了延安，不久，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就出生了。

且说在12月25日，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向边区进犯，先后侵占八路军驻防的旬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48个乡。

诸君有所不知，在此之前，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还设有县政府、县党部、邮政局等党政通讯机关，在榆林设有地方部队常驻机关，从事反共反边区的摩擦和破坏活动。因此，国民党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也组织了绥德、清涧、吴堡3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煽动叛乱，迫害根据地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扰乱陕甘宁边区。

朱德、彭德怀等人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后，奉命通电全国，强烈反对国民党军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同时指挥八路军发起反击，很快就平息了国民党绥德行政专员何绍南的叛乱，驱逐了绥德分区5县的国民党官吏，取消了所谓“统战区”及其政权，使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一带的50万人民获得解放，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这正是：

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偷鸡蚀把米，请君入我瓮。 

1939年冬，毛泽东和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任命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统一领导指挥新四军江南部队。

1939年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驻地设宴招待来自南方参加七大的各位代表，宴席摆了六七桌，40多位代表都参加了。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林伯渠、博古、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人亲切的接见了各位代表。宴会开始后，毛泽东叫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他端起酒杯致辞说：

“同志们旅途辛苦了，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各位致意，敬大家一杯酒。”

说罢端起酒杯逐一到代表席上敬酒，一一问好，询问代表们的姓名和籍贯，询问他们是怎么来到延安的，到了延安是否习惯？他又走到一位代表跟前，问道：

“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那位代表激动得起身答道：

“我是韶山的，叫毛朗明，派名毛泽林。”

毛泽东惊喜地说：

“呵！你是韶山哪个屋场的？”

“我是龙坝湾的。”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毛秋阶，派名毛贻桂。”

“呵，你是秋阶二叔的儿子。嚯！好呀！老弟你也当上代表了。”

毛朗明是韶山区委书记，他于12月下旬到桂林，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由李克农安排和香港地下党几位代表一起，经过千辛万苦才到了延安。毛朗明见毛泽东如此亲切，就说：

“主席，韶山的父老乡亲要我代表他们向您表示问候。我还有许多情况要向您汇报。”

毛泽东说：

“好，谢谢乡亲们。我正想知道一些乡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家里来谈一谈。”

“我一定要来看您的。”

此后毛朗明留在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由于他水土不服，也不习惯吃小米，得了胃病，不久，又得了疟疾。毛朗明只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不久，毛朗明收到转来的一封信，他以为是毛泽东的回信，仔细一看，却是自己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信封上写有几个字：“有意见请自己来。”原来，毛泽东并未见到此信，他的秘书不知情，怕影响他的工作，就在信封上批了这句话，退了回来。

12月底，毛泽东历时10天终于在岁末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初稿。他给吴玉章写了一个便条：

吴老：

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

吴玉章读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个别文字做了订正，对一些问题也提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说：1940年1月，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希望毛泽东将大作在会议上演讲。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欲知毛泽东在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如何演讲，请继续往下看。

本文来源：东方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