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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坦利·斯特瓦特 文 上官子木 译 在中国西北武威的火车站，两个紧闭的售票窗口前挤满了排队买票的人。我也铁下心来等待购票，有人则在趁机兜售茶水。 当经历了六个月的中国行之后，这种令人沮丧的情景于我已是司空见惯了。因为，买火车票的过程在中国是如此神秘莫测，以至于许多中国人不得不利用“关系”（一种被精心编织的社会关系网），亲朋好友之间正是通过这张关系网而互助，从找工作到找对象无一不是靠“关系”。而在此老老实实排队买票的人，则都是一些找不到关系的中国人和我等外国人。 在我看来，买票者的姿态活像是在教堂祈祷：售票窗口那扇在小黑洞前快速开关的小木头门酷似向神父忏悔时用的小门，而那仅齐腰高的窗口使你在好言好语乞求的同时，还要躬身乃至屈膝。 我终于排到了窗口，先问有无明天去酒泉的票，得到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这是每个去过中国的人都最为熟悉的否定句，而那位女售票员在说“没有”的时候，连头都没抬一下。“没有”是永恒的否定，在中国行的日子里，这两个字被不断地重复，其中包含了资源短缺的现实、公事公办的态度以及懒散冷漠的作风。 我接着问有无后天的票，“没有！”；有无下周的票，“没有！”；有无下月的票，“没有！”；我固执地继续问，有无十年内的任一天去酒泉的票，只见那扇小门被“砰”地一声关上了。 一连三日我都是如此碰壁，而经武威西去酒泉的客运列车却天天都有，并且一天中就有好几趟。如果真象售票处说得那样没票的话，这些客车到站后应是没一个旅客下车而全部满载西去。然而，尽管总有旅客下车，却永远没有火车票卖。 无奈中，我掏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塞给我所住旅馆的员工，希望他们能以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帮我搞到票，可他们只是为难地摇头。毫无疑问，有些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我决定，做点令自己被捕的事，以促使当局把我赶出这个地方。于是，我挎着照相机，四处搜寻军事目标。我拍了两辆军用卡车、一个火车站、一架无线电天线、一座大桥以及当地的公安局总部。我想，这些情报足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入侵。遗憾的是，居然没任何人对我产生丝毫的注意。 最后，我回到旅馆，对着那些在大厅里随意走动的军方人员猛照，没想到他们非但不反对，还兴高彩烈地大摆姿势，完了又邀我共进晚餐。我又以我是俄国间谍为由加以拒绝，可他们听后却一边哈哈大笑，一边亲热地拍着我的后背。 第二天，我又回到了售票处，我决定打出我的最后一张王牌。 “去哪儿？”女售票员问。 “ 不去哪儿，我是来向你求婚的。”我答。 她抬起头来看我，这于我可是个空前的胜利。紧接着我本以为她会金口大开，却不料竟连“没有”也听不到了。此时，我想到了听众的效用，于是大声喊了一句：“我请求你嫁给我！”这一嗓子搅动了整个买票队伍，人们拼命向前挤，想见识一下如此有趣的新鲜场面。 我对她阐述了我的求婚理由：“由于我走不出这座城，所以我决定在此安家，而你是我唯一认识的女人，所以我请你做我的新娘。” 我的做法大见成效，只见站长从后面的屋子里走了出来。我又冲着站长大喊：“先生，我希望你的一个雇员能嫁给我！”在这里，我每天晚上都在攻读中文，刚看完的这一章的题目是“在火车站”，主要涉及的话题是“访友”和“正式手续”。 刚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的站长，头发凌乱，一脸的迷惑。面对目前的情况，如果他再稍微清醒一些的话，恐怕会采取以往惯用的做法，即将售票窗关上，而此时，他却在向我询问原委。 我大声告诉他：“我总也买不着火车票，所以我必须找个老婆。” 我身后的众人，当惊奇地发现站长出来后，一时大受鼓舞。刹时间，大家全都嚷着要找老婆。 看到这种情况，站长和售票员都退到后面的屋子里。过了一会儿，我的那位准新娘再度出现，同时将一张去酒泉的车票猛掷出来。我兴奋地高举着这张车票就像举着一个奖杯，周围的人则先是直愣愣地盯着我，继而爆发出一片欢快的掌声。 心诚则灵，大家又都重新燃起了买票的希望。 译自 (美) 《读者文摘》，译文载 《南方周末》 1996年7月12日 （注：此译文曾发表在上官子木新浪博客 2011-11-21 23:3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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