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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绕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遵守规则议题，近来的“寂静主义解读”对传统的“标准解读”展开了猛烈的批判。麦克道尔的“维特根斯坦式静寂主义”表明，遵守规则具有非语义性、非意向性和非规范性特征，而不管是独断论的还是怀疑论的解读，都带有后期维特根斯坦所拒斥的理智主义色彩。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这种寂静主义理解为一种实践整体论观点：一方面，我们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获得规则的意义；另一方面，行动与规则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此外，寂静主义也是一种“消极观点”：遵守规则悖论的解决出路在于看到规则既没有外部标准，也没有内部标准。【关键词】维特根斯坦 寂静主义 遵守规则悖论 实践整体论 后期维特根斯坦（本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4期）
陈常燊：哲学博士，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学界围绕维特根斯坦著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解读派别。举其要者，其一是以贝克和哈克 （G. P. Baker and P. M.S. Hacker）、克里普克 （Saul Kripke）为代表的 “标准解读”（standard interpretations），其二是以赖特（Crispin Wright）、麦克道尔 （John McDowell）为代表的 “寂静主义解读”（quietist interpretations）。尤其在如何看待遵守规则悖论 （the paradox of rule-following）这一问题上，从 “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 （Wittgensteinian quietism）视角看来，传统的所谓“标准解读”路径，不管是采取独断论立场，还是采取怀疑论立场，实际上都误解了维特根斯坦的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本意。为了达到这一批判的目标，“寂静主义”解读提供了两种辩护进路：一是实践整体论 （practical holism），二是 “消极观点” （negative view）。本文旨在追踪这一辩护进路的整体思路，检视其内在特征以及哲学意义，以便加深我们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理解。在 “维特根斯坦式静寂主义”的所有解读中，最有影响力的版本来自麦克道尔。 他将寂静主义刻画为自己在 《心灵与世界》中所追求的那种哲学旨趣：一种拒绝将哲学视为某种 “理论研究”的观点——这不等于我们在哲学上无话可说，因为存在一些非理论的说话方式。他认为这正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本人所坚持的观点，并用它来解读《哲学研究》中的规则遵守议题：他将规则看作一个个路标，借助我们平时识别一个路标的方式来考察我们对于规则的识别。路标指向我们的最终目的地，规则也是如此。为了能够看懂一个路标，一个人必须事先掌握大量默会知识，而为了遵守一个规则，一个人必须首先学会如何 “使用”它，但这些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就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而言，其目标就是要让哲学 “回归安宁”，因此 “寂静主义”的标签是合适的。麦克道尔进一步论证道，维特根斯坦的著述并不意味着他揭示了对 “积极的哲学工作”的需要，而只是使用寂静主义作为拒绝自己做这项工作的理由。他还提醒读者特别注意，这种寂静主义不是自满或懒散的姿态，因为维特根斯坦所做的事情既困难又费力，它需要准确而有同情心的参与，于是根本上涉及我们如何理解这里的 “实践观点”（practical view）。《哲学研究》中的 “概念考察”或 “语法研究”，更像是一种关于 “做” （行）的实践研究，而非单纯关于 “说”（言）的理论研究，因此整个后期哲学都表达了一种 “实践观点”。在 《论确实性》里，维特根斯坦引用了歌德 《浮士德》中的诗句：罗蒂 （Richard Rorty）在 《自然主义与寂静主义》一文中，将 “实践观点”与 “理论观点”解释为当代英语世界哲学中最深刻、最棘手的分歧。根据罗蒂的说法，寂静主义者，至少就他本人所隶属的那个寂静主义阵营而言，支持以下观点：首先，寂静主义是一种实践哲学，“对实践没有影响的东西不应该对哲学家有影响”。 其次，寂静主义是语言哲学或概念哲学，“一个人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使用的词汇。” 最后，寂静主义反对原教旨主义，主张没有什么比其他任何东西更重要。而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究》和 《论确实性》等著作中所呼唤的，正是这种实践意识。实际上，我们有理由将 “太初有为”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视为全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旨或题铭。 这一点在该书的另一个重要议题上能更加明显地看出来：遵守规则也只有在着眼于实践的语言哲学中才能得以澄清，就像麦克道尔等人所做的那样，寂静主义对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读。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哲学语用学范围内，对道德及相关问题作一番经验上的寂静主义考察。佩蒂特 （Philip Pettit）提出了一种 “哲学在两个极端之间发挥作用”的观点：一方面，存在一种 “寂静主义”的观点，认为 “（传统理论化的）哲学在实践中没有地位”。在生活中，它是一种安宁而惰性的存在，并不执着于对其他领域发挥其自身影响。 而另一个极端是 “存在主义”的观点，它肇始于克尔凯郭尔 （Soren Kierkegaard），接着在马克思 （Karl Marx）、萨特（Jean-Paul Sartre） 以及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引起了极大反响。这种观点认为，从许多方面看来，哲学 “应该改变探索它的人，重新塑造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方式和行为方式。哲学最终能够通过付诸实践而得以实现……这种哲学能够为哲学家自身的人生经验和人格塑造带来一种全新的方向或品质。” 在佩蒂特看来，寂静主义者持有一种非常彻底的实践观点，他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天堑是不可跨越的，理论化的哲学对人们的实际生活很难产生正面影响。麦克道尔所解读的 “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实践整体论，它诉诸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习俗、实践和生活形式等概念，强调规则遵守中的非语义性 （non-semantic）、非意向性（non-intentional）、非规范性特征（non-normative）。 在 《心灵与世界》中，麦克道尔指出，寂静主义回避任何实质性的哲学，这一点恰恰是其关键所在。譬如，“意义如何可能”之类的问题，似乎渗透出一种神秘感，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沉溺于这种神秘感，相反要驱除它。 在其他文献中，麦克道尔进一步论证道，如果把维特根斯坦看成是提供了关于意义和理解如何可能的建构性的哲学解释，吸引那些用没有预设意义理解的术语来描述的人类互动，那么人们会直面他的哲学所体现的明确观点：这里没有所谓的普遍原则，也没有实质性的理论诉求。麦克道尔认为，这种哲学观体现了 “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的精髓。如前所述，当代学界对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的主流解读侧重于 《哲学研究》中著名的遵守规则议题。在恰尔德 （William Child）看来，规则的紧缩论者 （deflationist）或寂静主义者认为，正确运用规则的重要性是以 “从字面上看待现象”（taking phenomena at face value）为依据的。寂静主义者认为，关于正确性规则和标准的事实是基本的和不可还原的，它们不能通过诉诸任何哲学理论来解释。因此，寂静主义者拒绝了规则的独断论观点：他们会说，在某个给定点上，什么算作系列“+2”的正确延续，并不在于我们达到那个点时如何判断为正确；而在于在那个位置时做一件“+2”的行动。此外，寂静主义者还驳斥了柏拉图主义者所主张的如下观点：存在一种延续一个数列的绝对正确的方式，它绝对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加简单或更加自然。《哲学研究》第 78 节，维 特 根 斯 坦 建 议 我 们 结合 “游 戏” 一 词 的 使 用，比 较 一 下 “知” 和“说”。 我们知道如何使用 “游戏”一词，但未必能像我们知道勃朗峰海拔多少米那样，可以命题化地表达出来。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建议大家注意的，与其说是我们关于如何使用 “游戏”一词的知识，毋宁说是我们关于“（语言）游戏的规则”的知识。从传统上看，我们之所以会玩普通游戏，也会玩语言游戏 （在所有的游戏中，语言游戏具有一种哲学上的特殊性），乃是因为我们掌握了关于（语言）游戏的规则，进一步从知识论上看，乃是由于我们掌握了关于 （语言）游戏的规则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提出的问题在于，当我们声称自己掌握了这种 （语言）游戏的规则的知识时，我们究竟掌握了什么？为了厘清这个问题的实质，我们制作了下表：
譬如，延续 “+2”这个数列，也就是玩一个数学游戏。考虑到其在数学上的专业性较低，延续“+2”这个数列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游戏，或者广义地说，所有并非哲学上的语言游戏，都可放入 “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游戏”这个大箩筐之中。哲学中的语言游戏具有一种哲学上的特殊性：它不是直接关于生活的，而是间接地反思生活的。延续 “+2”这个数列的数学游戏，只是一个普通的语言游戏，但是当我们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在哲学上反思这个数学游戏背后的 “规则”或“遵守规则”概念时，我们实际上在做一种哲学上的语言游戏。我们在数学以及其他语言游戏中运用规则，而我们在哲学的语言游戏中反思我们究竟是如何运用规则的，传统上关于规则的反思性的哲学语言游戏，是否存在某些问题，诸如此类。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在玩哲学上的语言游戏时，包括我们关于规则的反思性语言游戏，已经离开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游戏太远，以至于根本 “找不着北” 了。哲学上的语言游戏作为一种 “二阶”的语言游戏，除了考察日常生活中的 “一阶”语言游戏，还考察我们的生活游戏。 “生活游戏”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径直称为 “游戏”，语言游戏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生活游戏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它指广义上的所有人类活动，包括在哲学上对之进行反思的非人类活动——我们可以在哲学上对极宏观的宇宙深处和极微观的基本粒子世界进行反思，而那些地方根本没有或不必然有人类活动。“游戏”这个汉语词也许具有某种 “不太严肃”的休闲、娱乐色彩，而我们是在维特根斯坦本人的 “Spiel”这个德文词上理解它的：它只不过是 “活动”。根据他本人经常列举的例子来看，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生活游戏是下象棋这种游戏，而一种相对较为复杂的生活游戏是艺术这种游戏。关于规则的哲学语言游戏同样适用于在下象棋或者从事艺术活动中是如何掌握或运用规则的。艺术的情况颇为复杂，暂且不论。拿下象棋来说，从柏拉图主义看，我们如何根据对某人下棋行为的许多个（但仍然是有限个）步骤的外部观察来准确地、排他性地判断他是否掌握了那套在先的象棋规则？而从独断论角度看，我们如何根据某人下棋行为的许多个 （但仍然是有限个）步骤的外部观察来准确地、排他性地总结概括出一套事后的象棋规则？遵守规则悖论的要害在于否认存在关于规则的外部标准——它要么基于某种柏拉图主义观点，认为存在某种客观的抽象规则，自上而下地调节或规定了一系列的具体行动；要么基于某种独断论观点，认为可以从一系列的特殊行动中，自下而上地总结出某种客观的普遍规则。遵守规则悖论的要害还在于它还否认存在某种关于规则的内部标准，因为只允许特定的某个人在特定的某个情境下遵守那么一次的规则是不存在的，而要使得这种规则至少在最低程度上具有某种普遍性，那么就必须依赖某些公共标准。公共性意味着主体间性而非客观性中主体性，至少从字面上看，这个标准是外在的，但又不是客观的。一个人仅仅在私人意义上如何能判断这次所遵守的正是上次的那个规则呢？换言之，这个规则的 “同一性”是如何得以保证的？由此看来，遵守规则悖论的实质，一方面，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获得规则的意义，包括一个人是如何学会运用规则的，是否准确地理解了规则，以及是否正确地运用了规则。理论上的解释不管多么充分透彻，都不足以证明规则已经被掌握，提出一套新的规则来指导或监督规则是否被准确理解只会导致无穷倒退，就好比下发一份新文件来督促检查上一份文件是否得到贯彻落实一样荒谬——若要知道这份新文件是否很好地起到了督查作用，是否又该下发一份更新的文件呢？维特根斯坦宁可说，掌握规则和遵守规则根本上都是一种实践。 在延续一个数列这个例子中，老师判断学生是否领会了 “+2”的加法指令，以及作为旁观者的其他学生是否能够从那个学生对这个数列的一次次但仍然次数有限的具体延续当中总结抽象出某种类似于 “+2”的加法规则，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换言之，仅仅在概念上、理论上是无法检验这个学生是否准确地理解了老师的指令并且忠实地执行了它，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也无法从学生有限的具体延续中必然地得出一个类似于 “+2”的普遍规则。这就涉及另一方面，也就是我们无法在行动中找到它与规则之间的 “一一对应”关系。这个 “一一对应”不是一个规则与一个行动的对应，而是一个规则与一系列行动的对应。比如，自上而下地看，一个规则 （a rule）可以用来规定或调节一系列具体行动——那些复数形式的行动 （actions）；自下而上地看，我们可以从一系列具体行动中概括抽象出一个实际上对它们有所规定或有所调节的规则。而遵守规则的悖论所揭示的，就是这种 “一一对应”关系的悖谬性——实际情况是一种 “多对多”的关系：经过解释，与一系列行动相对应的，可能是多个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规则，反过来，与一个规则相对应的，可能是多个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行动系列。这样，（抽象或普遍的）规则与 （具体或特殊的）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就呈现出一种 “不相关”状态：规则既不是行动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有些西方哲学家直接将法则与命令合而为一，比如康德更愿意在先验哲学上用 “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这个词囊括它们，这样一来，实践图景只剩下法则（绝对律令）和行动两个要素。但如此实际上抽离掉了祈使句或命令式话语的语用特征，从而使对行动的事先指导和事后评价最终都落实在了一些先验论的、理论化的 “绝对律令”之上，为了特别强调真正有资格指导具体行动的乃是 “绝对律令”而非某种经验之物，康德甚至特意区分了 “法则”（law）与 “准则”（maxim）。而维特根斯坦关于遵守规则要说的，就是在这样一幅实践图景中，存在一种深刻的悖论，亦即遵守规则的悖论。这里的 “规则”是那些事实上已被明言，或者至少原则上可以被明言的规则。事实上被明言的规则，比如 “勿说谎”这样的道德戒条。原则上可以被明言的规则，比如在政治哲学上，围绕一个正义社会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参与争论的各方基本上都假定存在一套至少原则上可以用概念、判断、推理等言说方式表述的 “正义规则”——如果你对“规则”一词不甚满意，无妨使用原则、条款、基本制度以及其他 “家族相似”式概念替代它。在此意义上，康德的 “绝对律令”是可被明言的，罗尔斯的 “正义基本原则”也是可被明言的。命令当然也是已被明言的或可被明言的，命令被清楚地表述出来，并且被清楚地得以解释和领会，有助于让命令的真实意图得到准确的贯彻执行。事关 “怎么做”（how to do）的命令，似乎始终是以关乎 “怎么说”（how to say）的对命令的理解或解释为前提的，如果我们无法理解命令到底是“怎么说”的，那我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该 “怎么做”了。根据某种本质主义观点，进一步，涉及“怎么说”的命令，又要以关乎“说什么”（what to say）的法则为前提。相较而言，“怎么说”侧重于语用论思维，比如同样的法则在不同的语境中，依据想要达到的效果而在表达上会有所不同，而“说什么”则更加注意语义学维度：那些明言的规则，它可能是真的或假的，对的或错的，但原则上仍然可以形成我们关于规则的命题性知识，这些关于行动法则之 “说什么”命题性知识在某种意义上刻画了我们所理解的人类实践的本质。并非所有我们称之为 “实践知识”的东西都是命题性知识。譬如，事关“knowing how”的技能性知识，或者迈克尔·波兰尼 （Michael Polanyi）的 “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概念，更早的还有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区别于理论智慧的 “实践智慧” （phronesis）概念，诸如此类，都对此形成严峻挑战。不过维特根斯坦的反例，很直接的应该来自我们对于 “语言游戏”的 “使用规则”的知识。语言游戏当然是一种语言-实践活动，这没有问题；母语使用者当然 “知道”如何玩一种语言游戏，这也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 “（语言）游戏”一词是如何使用的？换言之，我们如何刻画出 （语言）游戏的使用规则，从而形成某种关于它的可被明言的命题性知识？寂静主义乃是作为 “第三种观点”来解读遵守规则悖论的，它所针对的两种观点，一个是独断论，另一个是怀疑论。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从寂静主义角度看，它们共享了后期维特根斯坦所拒斥的某些东西，比如理智主义。规则与行动之关系问题上的独断论观点认为，规则为行动提供了解释的知识和评价的标准，这种解释和评价标准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如果规则 R1 能够很好地解释和评价一个行动系列 A，那么与之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规则 R2 就不能解释和评价这个行动系列；反过来，如果一个行动系列 A 中可以抽象概括出一个规则R1，那么就不能从中抽象概括出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规则 R2。行动的意义依赖于规则，而关于行动的实践知识，也就是关于规则的知识。这种独断论解读可以图示如右：
关于遵守规则的柏拉图主义观点和建构主义观点，尽管两者立场相反，但它们都属于独断论解读的范畴。然而，在规则与行动之关系问题上的怀疑论观点认为，在规则 R 与行动系列 A 之间，并不存在这种一一对应的稳定关系，不管是柏拉图主义者所主张的 “自上而下”的对应，还是建构主义者所主张的 “自下而上”的对应。即便规则 R1 能够很好地解释、指导和评价一个行动系列，与之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规则 R2 同样能够解释、指导和评价这个行动系列；反过来，即便在一个行动系列 A 中可以抽象概括出一个规则，仍然能从中抽象概括出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规则 R2。怀疑论解读的一个根据是，维特根斯坦还注意到一种相反的可能性，也就是一条规则不能确定任何行动方式，因为我们可以使任何一种行动方式和这条规则相符合。 这里所谓 “确定”，可以理解为很好地解释、指导和评价一个行动系列。即便一条规则能够很好地确定行动系列 A1，也不能排除它同样能够很好地确定一个与 A1 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行动系列 A2。A1 与 A2之间的区别是两种行动方式的区别，而不是a1 和a2 之间的区别，因为a1 和a2 同属于一个行动系列。这种怀疑论解读可以图示如右：
这个怀疑论观点提醒我们注意，在规则与行动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一一对应关系：一个行动可以依据不同的规则来解释，而一个规则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行动系列。规则与行动之间所存在那种解释、指导和评价关系，并不是一种理论关系，它不能被命题化，而更像是一种惯例，一种习俗，或者一种建制。 关于遵守规则的悖论，所有的困惑集中在下述问题上：如何理解遵守规则这件事情？是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们必须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事？能否在理论上讲清楚我们究竟是如何遵守规则的？能否将我们遵守规则这件事情还原为一些更加基本的要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某人遵守或者没有遵守规则，也可以在字面上给出什么叫规则的内涵解释，甚至还可以在外延上罗列关于某个事情存在哪些具体规则。笔者基于寂静主义的解读，将遵守规则悖论的要旨总结如下：（1）遵守规则本身是认知寂静主义的，一个遵守规则的人不知道他是如何遵守规则的，这是一种知识论寂静主义（epistemological quietism）；（2）对规则的强行解释是行为寂静主义 （behavioral quietism）的，不存在真正与之相应的行为；（3）遵守规则的行为是语言寂静主义 （linguistic quietism）的，无法解释行为背后的规则，而 “知道”是第一人称角度，“解释”是第三人称角度；（4）不遵守规则将导致行为寂静主义，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不会有真正的实践，这是一种伦理学寂静主义（ethical quietism）。贝克和哈克在 《维特根斯坦：规则、语法和必然性》中，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核心是对意义界限的界定。在他们看来，维特根斯坦后期仍然从事 “划界”的工作：“哲学不关心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而是更确切地说是有意义的东西和超越意义界限的东西。” 寂静主义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坚持了 “划界”的思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过渡，是从实在论 （realism）到反实在论（anti-realism）的过渡：并不存在关于规则的诸种实体，比如精神实体、心理表征或者外在权威，因为规则无法在实在论框架内得到理解。人们不禁会问，规则是连同关于它们的精神表象，被人们牢记于心的吗？抑或我们是诉诸于直觉来运用它们的吗？它们是在社会生活中被教之于人、并强行要求人们遵守的吗？所有这些假定，构成了遵守规则议题上的柏拉图式图景或 “心灵图像”，而维特根斯坦致力于使我们摆脱它们的诱惑。这样的摆脱涉及消除人们想要去确立任何这类的外在的抑或内在的权威，因为这类权威与规则的实际运用无关。如前所述，围绕遵守规则悖论的一个根本哲学问题是：当我们自认为在遵守规则时，我们实际上在 “遵守”什么？然而，对规则的恰当理解不是独断论的，也不是怀疑论的，而是寂静主义的。麦克道尔提供了一种关于这种寂静主义的实践整体论版本，它诉诸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习俗、实践、惯例和生活形式的概念，强调遵守规则活动中的非语义的、非意向性的、非规范性的特征。根据这种观点，维特根斯坦颠覆了我们关于人类语言和实践活动的规范性理解：由于我们误用了遵守规则的语言，才使得我们误认为，存在一种我们在语言游戏和实践活动中所遵守的规则实体。经过对语言的这种错误用法的诊治，我们从遵守规则的规范性理论建构，转向了对于我们在语言游戏和实践活动的一种如其所是的描述，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和人类实践之 “语法本质”的寂静主义转向。规则的紧缩论认为，什么可算作是正确地运用一个规则，只不过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问题。紧缩论者会认为关于规则和正确性的标准事实是基本的，不可还原的；它们无法通过诉诸任何哲学理论而得到解释。因而紧缩论者拒绝独断论的观点：她会认为，在 “+2”数列中算作是在某一点上正确延续的东西，并非事关我们在到达那一点时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东西，而只不过是一件在那一点上加2会得出一个什么数字的事情。此外，紧缩论者也反驳柏拉图主义的这一主张，即认为只存在一个延续这个数列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是绝对正确的：它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为简单或者更为自然。 恰尔德论证道，这种解读看起来非常合理，它在许多方面都比独断论的解读方式更忠实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这种解释还认真地对待了维特根斯坦的反还原论立场。基于紧缩论的解读，维特根斯坦将规则和正确性标准看作我们的实践的基本特征；他并不试图将关于一个规则所要求的规范性事实还原为关于人们运用这个规则时实际所做事情的非规范性事实。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所做的工作仍然是“划界”：一方面，在 “理论研究”与 “实践观点”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另一方面，在 “实质性观点”与 “消极观点”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其整体思路还在于，围绕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遵守规则议题，寂静主义解读用实践整体论和 “消极观点”取代了正统解读中的 “理解观点”和 “实质性观点”。在这个议题上，不管是独断论的还是怀疑论的解读都带有维特根斯坦本人所拒斥的理智主义色彩。从一种 “反理智主义”的寂静主义角度看，一方面，我们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获得规则的意义；另一方面，行动与规则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此外，就其内在特征而言，寂静主义也是一种 “消极观点”：遵守规则悖论的解决出路在于看到规则既没有外部标准，也没有内部标准；它根本上是一种实践观点，使维特根斯坦在遵守规则议题上最终站在了非语义学、非意向性和非规范性立场上，而 “消极观点”使维特根斯坦从前期的哲学语义学建构，转向了后期的哲学语法学考察：不管是在语言游戏还是在生活实践中，已然没有了实在论的位置——换言之，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实在论倾向，在其后期哲学中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正统解读很难对这个过渡给出融贯的解释，而这恰恰是寂静主义解读的一个优点。“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的哲学意义正是在于，即便离开了哲学语义学向我们展示的关于真理的形而上学符合论，转而仅仅在哲学语用学框架之内，哲学家们仍然可以进一步追问，对于世界本质以及语言限度的理解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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