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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申简历： 1949年北京人，1968年内蒙古上山下乡，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研究佛教美术五年。一直从事佛教美术考古及文物鉴定，为中外大专院校和文博单位授课，桃李天下。中央电视台《寻宝》节目点评专家。文物著述三十余种，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善画达摩类佛画，对草原人马有深入体会，画风刚健，独树一帜，获得美术界及艺术市场一致好评。   旧藏于河北省易县白玉山峨嵋寺八佛洼山洞中的多尊三彩陶罗汉, 在民国初年( 19 13 年) 被旅居北京的日本人寺泽鹿之助首次发现, 后又为德国人贝尔契斯基所注意。古董商勾结村民将陶罗汉运至北京售与外国人, 此举为易县官衙所制止。但为时已晚,陶罗汉已大部分被窃走, 一时未运出的也因村民的争夺而被打碎, 现场狼藉不堪, 剩余的残躯碎片被运到易县官衙后院, 以后便下落不明了。
▲图1 睒子洞，德国人贝尔契斯基1912年拍摄
▲图2 睒子洞，Eileen Hsiang-Ling Hsu博士2008年拍摄 据日本考古学家原田淑人所记,现分散于欧美及日本, 有确切下落的罗汉计为:大英博物馆一尊、波士顿美术馆一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尊、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一尊、奥哈依约·库里夫兰特博物馆残像一尊、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一尊、日本松方幸次郎一尊, 共计八尊( 图 3-11）。此外, 据说古董商和个人手中尚有四尊,加起来不过十二三尊（注1）。目前能从各种目录上看到的亦不过十尊左右。
▲图4 大英博物馆藏原易县三彩罗汉像
▲图5 大英博物馆藏原易县三彩罗汉像局部
▲图6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易县三彩罗汉像（其一）
▲图7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易县三彩罗汉像（其二）
▲图8 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藏原易县三彩罗汉像（高 126.4cm）
▲图9 波士顿美术馆藏罗汉像（修复前，头部非原作）
▲图10 被取下的据认为是明代的头部
▲图11 头部重新模拟复原后的罗汉像 据民国年修《易县志稿》（注2） : 峨嵋寺百佛洼慈( 瓷) 佛在县西北五十五里峨嵋寺后, 百佛洼亦称百佛洞, 或称百佛山、八佛洼, 山腰凿石虎,内有大慈( 瓷) 佛八尊, 小慈佛七十二尊, 又依山建阁, 内有三彩慈( 瓷) 观音一尊, 后为邦人盗去售诸国外, 今在英伦者有三, 彼邦人士以为唐三彩慈( 瓷) 云。 依上记, 八佛洼洞内除罗汉外, 还应有佛和观音等瓷像, 当年应共有八十尊左右。但目前所见到的只有陶罗汉, 同洞的其它造像没有见到实物。并且罗汉的数量是十六尊还是十八尊也不清楚。 关于这些陶罗汉的年代, 亦如县志和原田淑人氏所引用的西方文献所云, 由于造像是白色的陶胎, 上敷三彩釉, 与唐三彩的质地极为接近, 故被认为是唐代之物。但原田氏认为是宋代之物, 我以为是正确的, 这些罗汉之所以是宋代(或辽代）之物，再作如下分析。 有关罗汉的历史和尊名文章所见不少，此不赘述。目前所见到的这些罗汉，由于没有题记，我们不能确知当年有多少尊及其组合情况。罗汉是闻如来说教而通达，是佛教修行中的果位，是侍佛、承宣佛法的人物。因此从释迦身边的阿难、迦叶二弟子，一直到以舍利佛为首、终于阿难的十大弟子（见《翻译名义集》卷一），乃至十六罗汉(《法住记》)，进而到十八罗汉、二十四罗汉(《付法藏因缘传》)、五百罗汉等，可以说，无论称弟子、称祖师或是罗汉，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等级区别，无非都意味着修到了罗汉的果位，在美术造型上都是呈比丘相，即所谓罗汉形象。 但他们在艺术表现上，可因某一宗派的兴衰或某宗派主持修造而各取相关的佛教史籍（如《法住记》、《付法藏因缘传》、《历代法宝记》等）对罗汉群像的组成增增减减，但都可以称之为罗汉。 在早期佛造像上，多出现常见的阿难、迦叶二弟子。表现历代传承祖师的形象，目前发现以河南安阳隋开皇九年（589年)开凿的灵泉寺大住圣窟为最早。（图 12-13）
▲图12 大住圣窟南壁东侧世尊出世传法圣师
▲图13 大住圣窟南壁东侧世尊出世传法圣师（局部） 安阳宝山寺西侧的大住圣窟为隋初高僧灵裕主持开凿，窟形为长方形，覆斗顶，在前室东壁有线描刻的“世尊出世传法圣师”共二十四位圣师，旁有题名及简略传记，从迦叶始而终于狮子比丘。这是依据北魏县曜译《付法藏因缘传》而来的，也称为“二十四罗汉”（注3）（图 14)。但《付法藏因缘传》共记为二十三位祖师，隋僧智顗著《摩诃止观》依据此又加上了旁系的摩田提而成为“二十四祖”。总之，宝山大住圣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成组的祖师像(罗汉)。
▲图14 大住圣窟南壁东侧世尊出世传法圣师拓片 唐代龙门石窟里也有二例祖师像。其一为大万五佛洞，位于东山万佛洞南侧擂鼓台上，为比丘道远为首的邑社共同建造。石窟平面为马蹄形，洞内壁基部分高浮雕二十五尊罗汉像，从每尊身旁刻的名字和出身事迹，可知主要也是依据《付法藏因缘传》而刊刻的，但为二十五尊。从刊刻文字中可见有武则天新造字，故可推知应为武则天天授年间(690~692年)所造。（注 4） 其二为东山看经寺，在洞内南、北、东三壁浮雕有二十九尊与真人等身高的罗汉。罗汉们身披袈裟，足踏云履，手中各持锡杖、熏炉、梵箧、莲花等，相貌或老或少、或丰肥或消瘦，形象极为写实生动，俨然是生活中僧人的写照。（图 15）
此罗汉身边无题记，据考证应是依据《历代法宝记》所述的“西国二十九代”或“西土二十九祖”而来的，即多出了狮子比丘以后的几代，终于菩提达摩。这些祖师有的在佛教史上实有其人，如马鸣、龙树等大乘经论师。此洞估计也在武周时期开凿，最迟也不会晚于开元年间（注5）。 上述的几处祖师传承像都应出自禅宗主持的寺庙，因禅宗最重祖师世系。洛阳的祖师像，很可能是禅宗的北宗所为（注6）。 韩国的吐含山石窟庵内的圆形后室周壁也浮雕有十大弟子像，与《翻译名义集》所载一致。吐含山的弟子群像的布局和样式也被公认是受到龙门石窟的影响而来的（注7）（图 16-19）。
▲图16 韩国吐含山石窟庵内圆形后室周壁浮雕罗汉像
▲图17 韩国吐含山石窟庵内圆形后室佛像配置图
▲图18 韩国吐含山石窟庵内圆形后室周壁浮雕菩萨、罗汉像线图
▲图19 韩国吐含山石窟庵内圆形后室周壁浮雕罗汉像（其一） 尽管祖师们无疑也得到了罗汉的果位，祖师们也可称为罗汉，故“十大弟子”也可称为“十大罗汉”，“二十四祖师”也可称为“二十四罗汉”，乃至“西土二十九祖”，当然也是“二十九罗汉”。但这只是处在特意强调禅宗世袭传承的场合，一般情况下，唐代自玄奘译出《法住记》后，“十六罗汉”就成为与祖师群像不同的另一系统而独立存在了，并且《法住记》的诸罗汉名字是与《付法藏因缘传》不同的。 据记载，唐代的卢楞伽和王维都曾画过“十六罗汉”，但目前并没有实物遗存，不仅是书画，即使是雕刻，除上述几例石窟内的祖师群像外，在单尊造像上也只能见到阿难、迦叶二弟子像，更不用说三彩罗汉群像了。 唐三彩首先是冥器，因其特殊用途，在人们心理上一般不把它作为生活实用器，从目前的出土物看，三彩器多为文武官员、贵妇、侍女、驼马、仆役、镇墓兽以及生活器具，可以说包括了生活与想象中的各种题材。唐代的铜、石造像遗存尚多，但除少量三彩釉天王像之外未见三彩的佛、菩萨和罗汉像。故而推知，三彩器在唐代属于专用的冥器，日常生活和寺庙中极少使用。 在艺术表现上，“十六罗汉”是唐末五代才开始流行的。著名的禅月大师贯休(832-912年)以画罗汉著名，其传世之作仍为“十六罗汉”。“十六罗汉”增加为“十八罗汉”也大致在这个时期。苏轼有“十八大阿罗汉颂”，记其谪居海南岛时，从民间得到前蜀简州金水张氏所作的“十八罗汉图”（注8）。 我们不知道易县的洞内当年到底有多少尊罗汉。《易县志》仅记洞中造像之总数，不能得其详。但残存的罗汉数量已有十余尊，其完整之数不外十六或十八，这种立体雕刻的罗汉群像在唐代没有先例，只能到了宋代才开始出现。 宋辽金之际，由于连年征战，铜资源严重匮乏。金代铜禁更严，甚至生活必需品铜镜也要经官方登记刻款方能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佛造像的质地一时花样繁多，除原有的铜、石之外，铁佛像、漆佛像、木佛像、陶瓷佛像、泥佛像，可以说各种质地都有，至今遗存尚多，乏铜所致，不得不如此。而三彩器也不再专用于冥器。除辽三彩还常见出土外，宋代极少三彩器出土，这也是因为乏铜。三彩釉料的主要原料还是铜，作为冥器也属于奢华了。此时的三彩器常用于寺庙等建筑物的饰件上，而寺庙内的偶像也开始用三彩器以代用铜像，故宋元时的三彩神佛今始得见。 从艺术风格上看，易县罗汉像均极为写实，比例准确，细部极有表现力，俨然是以真实人物为模特塑造的。特别是内心世界表现上有很强的感染力。不惟此，整体上宋代的作品都具有高度的写实性，如江苏吴县甪直镇保圣寺宋代泥塑彩绘罗汉（图 20）、山东济南灵岩寺泥塑彩绘罗汉（图 21），都与易县罗汉有着风格上的一致性。波士顿美术馆藏罗汉夹纻像可说是宋代罗汉的代表作（图 22）。
▲图22 波士顿美术馆藏宋代夹纻罗汉像头部（残高 30.6cm） 我们至今没有发现过唐代不论何种质地的立雕成组的十六罗汉像，仅有阿难、迦叶二弟子像和龙门东山看经寺、擂鼓台的浮雕祖师群像。唐代的雕刻人物尽管艺术性很高，但造型上仍未脱尽装饰风，与宋代的纯粹写实风格还不相同。 从以上分析可知，这些罗汉应是宋辽时代所作，易县一度辖辽，故也可说是辽代之物。 近年来北京门头沟龙泉务辽代瓷窑遗址出土了数尊三彩菩萨像，据判断为辽代所作（图 23-24），其胎质和釉色也与易县三彩罗汉接近，但不能遽断易县罗汉产于门头沟（注9）。易县距山西雁北地区也不远，山西地区有着悠久的佛教艺术传统，故产自山西也是极有可能的。有待一日发现其确切窑址，则作品时代当更无争议矣。
又 记： 此文写毕后，才有机会于1998年春考察了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馆、波士顿美术馆、费城博物馆等，始得一睹易县罗汉真迹。在波士顿美术馆的吴同教授陪同下，得知该馆所藏的罗汉老者像（即原田淑人文章所引用照片)的头部并不是原来之物，此头部并非三彩而是绿釉的，体积也偏大，以风格分析应是明代的罗汉，估计当年古董商为获利采用了移花接木手段。 实物所见，头部与身躯的色差还是很明显的。近年来馆方又将后接头部取下，换上了模拟复原的头部，然亦不能尽人意，缺乏原作的深沉和简练。馆内的复原技师亦与我们晤面，云是以在美居住的华人厨师为模特塑造的。其它如大都会等博物馆所藏罗汉像也有不同程度的修补。 考察了诸博物馆后，又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亚洲年会，在专门讨论易县罗汉的分组会上，我宣读了《谈河北易县辽代八佛洼三彩陶罗汉》小文，会议上各国美术史家对罗汉的时代、产地等多有推测。易县文物保管所的张洪印所长对此也颇为关心，拟适时再赴八佛洼实地调查。
据知近年又发现一尊辽代三彩罗汉(高110厘米)，系香港的T.T.Tsut先生赠送给法国吉美博物馆的。此罗汉双手持念珠。研究者根据宋代版画和文献推断，其应为Danmoluobatuo C Tamrabhadra的第六位弟子。Danmoluobatuo是佛祖的堂兄，被佛祖派遣担任Ceylan(红铜国，又称Tamrabhadra)九百罗汉的首领，并因此得名。从此尊罗汉的三彩釉色和风格、尺寸推断，应与易县罗汉当初系同一组之物（图 26）。
▲图26 法国吉美博物馆新入藏的辽代三彩罗汉像 本文原载《中国文物报》1998年5月13日，又载于台湾《艺术家》杂志1998年第5期。 注释： 1、原田淑人：《关于原属直隶省易县的陶罗汉》，载《东亚古文化研究》，座右宝刊行会，1944年。 2、据易县文物保管所张洪印所长提供的本世纪30年代寿鹏飞手写本《易县志》的复印件。 3、河南省古建筑研究所：《宝山灵泉寺》，河南出版社，1991年。 4、6、温玉成：《龙门石窟排年》，《龙门石窟》，文物出版社，1992年。 5、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7、黄寿永：《石窟庵》，韩国艺耕产业社，1988年。 8、白化文：《佛光的折射》，中华书局香港公司，1988年。 9、赵光林：《门头沟区龙泉务辽三彩产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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