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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文革”十年的艰难岁月 （二） 1971年8月，1971年8月，母亲虽然没有得到正式平反，但补发了几年的工资，于是父母带着小妹肖红前往北京，一是陪父亲到北京看病，二是看望我的四叔肖宗峰。当时四叔在北京地质学院任教。临行前我到贵阳火车站送行，在列车徐徐开动的挥手告别中，我的心情突然很落寞和沉重，冥冥之中感到一丝的不安。不幸的是这种感受在一个月后印证了。火车站的告别，成了我与父亲的诀别！后来听母亲说她们当时坐火车到湖北宜昌后，父亲的病就开始恶化，到北京时已不能行走，下车后立即送往北京中苏友谊医院，经专家会诊，告知我父亲的病在贵州被误诊了，已经到了尿毒症晚期。当时我带着兄弟及大妹在家，父母的单位对我们封锁了消息，只是通知我们家在安运司的唯一的一位亲戚，即我父亲的一位堂哥，我们叫他“二伯伯”，让他到家来照顾我们。记得时逢中秋节，二伯伯买来月饼陪我们过节，他有意无意地给我们讲古代一些父亲去世后孩子仍坚强地生活的故事，但当时的我们并不知其中的深意。
在“文革”的风雨中，父亲和母亲轮番挨批斗，1969年，母亲刚从“牛棚”里出来，全家人合影留念，照片与1964年那张全家照相比，时间才仅仅过去5年，但父母都显得苍老憔悴。站在后排正中的作者，好像成熟了许多，显得有些压抑。那年作者也才14岁，跟着父母承担着政治上的压力与经济上的窘迫。全家人都胸佩着像章，这是那个时期无限忠于领袖的标志
那年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父亲的一个学生跌跌撞撞跑到我家，劈头就问：“听说肖老师去世了？”我一惊马上反驳他：“没有这回事。我妈前几天还来信讲，我爸在北京养病。”等他走后我一直在琢磨近期发生的事，心中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不敢告诉弟妹，只是默默地祷告父亲安好。然而到我母亲返安的当天，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当时，县委大院的一些被打倒靠边站的叔叔阿姨们，把我们兄妹叫到一起，告知了真相，并拿出事先制作好的黑纱给我们带上，嘱咐我们见到母亲不能哭啼，别让她伤心。此时，我们才知道敬爱的父亲已不在人世。直到现在，那揪心的一幕仍历历在目：火车在站上缓缓停下，我母亲在众人的搀扶下走下火车，小妹肖红抱着我父亲的骨灰盒紧随其后。此时此刻，大人们的叮咛已抛向九霄云外，我们几兄妹跑上去与母亲抱在一起痛哭。从此，我们变成了一群没有父亲的孩子，而我的母亲则成了必须独自抚养四个儿女长大成人的寡妇……至今我仍记得父亲追悼会的场景：那天三中的操场上挤满了人，四周堆满了花圈，来参加追悼会的有父母亲的同事、朋友、邻居，有我们兄妹的许多同学，还有很多父亲生前的学生，另有许许多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估计是闻讯赶来的外校学生及市民。追悼会上我作为家属代表发言，小小的年纪哭得声泪俱下；作为父亲生前好友发言的是我与肖丹共同的班主任，安顺地区一中的杨森老师。追悼会结束后，我抱着父亲的遗像，肖丹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一群亲朋好友搀扶着我母亲，后面自发结成了长长的送葬队伍，默默地走在我们的后面，这些我们与之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仿佛都在为父亲的遭遇不平，为父亲的去世惋惜。送葬队伍从三中出发，沿着西街蜿蜒至县委大院。4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场景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 
1969年，父亲和母亲与作者最小的妹妹肖红的合影 摄于文革中
人们常说，女人的一生有三大不幸，一是少年丧父，二是中年丧夫，三是老年丧子，这三大不幸中，我母亲就遭遇了两桩。父亲去世时我还不满16岁，最小的妹妹肖红才9岁，在以后漫长的10多年中，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独自支撑着这个家，凭着她的坚强、智慧和能干，抚育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母爱……父亲去世两个月后，在一位老领导的关心下，我被安排在地区电机厂工作。按当时的抚恤政策，母亲每月工资70多元（行政十九级），必须承担一名子女，剩下两名子女每月可到父亲单位领抚恤费，每人每月15元。那一时期，我们虽然收入少，但母亲发挥了善于持家的特长，保证了我们几兄妹没有挨冻受饿，使我们在物质生活上没有陷入极端的困境。记得我刚进厂时还不满16岁，因为当车工体力消耗大，小小年纪要与男工们一起扛钢筋、抬铸件，工作很辛苦，母亲总是想尽各种办法保证我的营养，家里每逢做点好吃的必须等我回来才吃，而母亲自己总舍不得吃；在寒冷的冬夜，每逢我下夜班回家洗漱上床后，母亲总是把我冻得发紫的双脚放进她的怀里捂暖，母爱的深情随着这体温的点点传递，直沁心田，让我终生难忘。如今，4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时时怀念母亲那温暖的怀抱。在失去父亲的那些年，母亲为我们兄妹的成长操碎了心。我的兄弟肖丹，1975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鸡场甘堡林场当知青，为了能让肖丹尽快回城工作，我陪着母亲，坐着颠簸的农村公共汽车，到处奔走找人，多次到鸡场区找领导以及到知青点找负责人，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将肖丹抽调回城到虹机厂技校读书并解决了工作；我的大妹肖敏从小身体不好，为了不让她下乡，母亲找到我们家在安顺的唯一亲戚（在安运司工作的二伯伯），将她的户口转去，办理了“两不下”证明，后又多次找到市教育局领导，争取到“自然减员”就业指标，把肖敏安排在市三小教书；小妹肖红从小性格刚烈调皮，母亲时常都叮咛她不要给家里惹祸，有一次肖红感冒发烧，年近五十的母亲每天背着她，艰难地来回往医院跑，肖红至今回忆起此事，总会泪水涟涟。在孤苦地抚育我们成长的岁月中，母亲总是把温暖和母爱给予我们，而把孤独苦难深深地埋在心里。若干年后当我成为母亲，才更深切地体会到当年母亲身处政治经济双重压力下，抚育四个子女成长是多么的不容易！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女性，母亲在我们几兄妹的成长过程中，非常注重对儿女们精神品质的教育培养，她希望我们身心健康，具有健全、美好的人格品质。“文革”导致真、善、美遭到践踏，互相揭发、检举、陷害之风盛行，很多人丢失了纯真而变得功利。身处这样的环境，母亲就常常给我们讲，做人要讲良心，不能整人。在我们感到困惑时，给我们讲述她们那一代人曾经的理想抱负，讲述打游击曾被敌人围困在山洞，后靠群众送来的苞谷花，就着岩浆水充饥，坚持10多天斗争的故事。母亲还给我们在图书馆办了借书卡，让我们从书中汲取精神营养，丰富内心世界。至今我还记得那一时期曾看过《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日出》《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借不到中外文学名著的，这些书籍被视为黄色书籍）。“文革”中因为父母问题，我失去了继续升入高中读书的机会，母亲就经常鼓励我，她说：不能上学就自学，多学一点知识，将来才能立足于社会，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当时我与几个同学、朋友自发组织了文学学习小组，互相传看文学书籍，撰写读书心得。母亲的教导与点拨，使我们荒芜的心田重新燃起了理想、信念与希望。  1971年秋天，父亲赴北京就医，母亲与肖红陪护随行，作者送父亲到贵阳坐火车赴京。父亲忘不了要作者带上他钟爱的小提琴，在途中贵阳，父女俩到河滨公园留影，想不到这是父亲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他仰望天空，手指远方，面带笑容，显得乐观、大度，全然不像一个病人，那年作者与父亲在贵阳火车站的分别变成了决别，而此时的作者还未满十六周岁在做人做事上，母亲更是言传身教。她说做人要正直、诚信、善良，做事要努力、踏实、认真，对人要宽容、谦让。母亲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身处逆境的几十年中，母亲一直默默地与不公的命运抗争，在受尽凌辱之时，仍然不肯违心乱说，连累别人，并且坚信会有云开日出的那一天，坚信历史会还她的清白。在对待工作上，母亲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书写的文稿和工作笔记，字迹娟秀，工整清晰，条理严谨，哪怕是开会前要准备的一些小事，她都会在记事本上一一列出。在耳濡目染中我们受到很大的启迪，成人后我们踏入社会，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让我们终身受益。母亲的修养更是我们望尘莫及。几十年中我们从未看见她与别人红过脸、吵过架。她对家人、同事、朋友、邻居，永远都面带微笑，轻言细语，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人们常说：“母亲是一座好学校。”我的母亲身上所有美好的人格特征与精神品质，她的形象、修养以及做人做事的原则，“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天、每一刻，不知不觉地一点点影响着我们，伴随着我们逐渐走向成熟。“文化大革命”，对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是一场灾难与浩劫。常言“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文革”中我们从父母的身上，学到了坚强、勇敢、正直、善良，面对困难不折不挠。正是“文革”艰苦的物质生活，屈辱的心灵磨难，锤炼了我们的心智，磨练了我们的性格，使我们几兄妹能够随国运沉浮而自强不息。“文革”结束后，我的几个弟妹也都陆续考上学校，毕业后都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们家也逐渐走出了困境。1979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拨乱反正”政策的落实，我父母的问题得到平反昭雪，母亲恢复了党籍，任命为安顺县委统战部副部长，1985年离休。母亲的一生，是忍辱负重的一生，是坚强执着传奇的一生，更是闪耀着人格光芒的一生。母亲用她一生的经历，诠释了人世间最伟大的母爱！2016年于安顺 （完） ·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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