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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中国风月与扫黄史

 高野海青 2022-05-16 发布于北京

上下五千年,要谈风月与扫黄的历史,首先得从历史上风尘女子的由来讲起。


娼妓本就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相传其祖师爷是中国春秋时期齐国的上卿管仲。管仲被称为祖师爷,是因为《战国策》里有句话:“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齐桓公在宫内有七个市场,700个女人卖春。其实开设“女闾”这间“齐国国家大-妓-院”明明是齐桓公的主意,齐桓公是“女闾”的“董事长”,管仲只不过是“女闾”的“总经理”而已,后人为什么把发明妓院的帽子纷纷扣在管仲身上呢?是不是因为“管鲍之交”太有名了呢?


同样在春秋时代,越王勾践伐吴时,越军军心不稳,不择手段的勾践就组织美女组成“游军士”送往前线,慰问官兵,解决前线将士的生理需求,所谓“游军士”就是妓女-劳-军-团,这就是中国最早也是东亚最早的军-妓。


此后,“游军士”一路被各国各朝军队沿用,到汉朝,汉武帝将军妓制度化,称为“营妓”,《武帝外传》云“汉武帝始置营妓”。说起来汉武帝对特殊行业有好感是有原因的,他的曾祖母叫“雉”,就是“野鸡”之意,而他大姑兼丈母娘馆陶公主,芳名叫做“刘嫖”。当时大将李陵北征匈奴时,就随军携带了大批营妓。军中设“营妓”的制度,始于汉,兴于魏,至唐、宋两朝仍兴盛不衰。唐朝时,日本派大批留学生来华,学习大唐的一切,顺道儿就把大唐军队的营妓制度也学了去,然后进一步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日本军队的“慰安妇”制度,后来再用它来祸害中国。


我生活在首都北京,在北京,东四牌楼南边有条本司胡同。“本司”就是“教坊司”,本司胡同北有演乐胡同,南有内务部街(明、清时叫勾栏胡同)。四牌楼南边还有马姑娘胡同,四牌楼北还有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 宋元以来,勾栏一直是演出游乐场所。后来也把妓院叫“勾栏”。而演乐、粉子和众姑娘胡同也是妓院所在。《析津日记》、《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都说就是旧日的“北里”。


“北里”其实是唐朝的故事,大唐的贵族子弟、诗人举子盛行冶游,当时京都长安妓女聚居地叫做“平康里”,“平康里”在长安北门内,所以又叫“北里”。唐高祖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开始在长安设置“内教坊”,归属于太常寺管理,这是中国古代官方设立“国家歌舞伎院”的开始。武则天年代(684年-704年)一度改称“云韶府”。唐中宗时(705年)又恢复旧称,到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又增设“外教坊”四处,二在洛阳,二在长安,并使教坊直接由宫廷派教坊使、教坊副使领导,而不受太常寺管理。


清朝诗人龚定庵《京师乐籍说》说:“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于其京师及其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论世者多忽而不察。------是故募召女子千余户入乐籍。乐籍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阖以为术焉,则可以钳塞天下之游士。”


龚定庵即龚自珍,他说唐朝京师有官妓,用色情腐蚀读书人的心志,花费他的资财,耗废他的才华,这样议论军国、臧否政事的文章可以不作了。龚自珍说的是不是实情呢?


请看“诗仙”李白的真实故事。李白在自己的名诗《将进酒》中写道“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这就是李白在平康里妓院中纵酒时囊中羞涩豪放的感叹:“主人呀,你为何说我的钱不多?你只管端出酒来让我喝嘛!”值得一提的是,唐朝诗人咏妓之作一大把,而李白的“妓诗”最多,堪称其中之翘楚。


唐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娼盛”的时代。在宫中,有“教坊”这样规模盛大的“国家歌舞伎团”,有时还由皇上(如唐玄宗李隆基、南唐后主李煜等)亲任“艺术总监”,在都市,则有难以尽数的行院、章台、青楼等,即晚唐大诗人杜牧诗中所言之“春风十里扬州路”是也。


北宋统一中原后,也于960年在汴京设置了“教坊”,分为四部,之后宋平定南方各地,又在各地招来许多新的乐工。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攻陷汴京,造成乐器和乐书的散失和“教坊”的结束。 南宋初由于身处战乱,未恢复“教坊”组织,绍兴14年(1144年),才再成立“教坊”。其后绍兴31年(1161年),金人再度侵宋,“教坊”再废。而辽、金亦仿汉人之制设立“教坊”,以供宴乐演出之用。


蒙古人的元朝统一中国之后,开始在大都(今北京)设置“教坊司”,作为大元王朝的新的“国家歌舞伎团”。据《元史.祭祀志》记载,忽必烈至元七年,太子和众官迎佛游皇城,其中有教坊司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可见教坊司妓女人数很多。正因为这些妓女长年养育在“教坊”环境里,在教坊音乐老师的教育中,在多种乐器伴奏下,这些女人精通音律,能弹琴瑟、琵琶等等,能歌善舞,这又不同一般的卖淫女了,是为“歌舞伎”,也就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名记”、“嫩模”和“外围”了。其时元曲的女演员大多出于“教坊司”,而且和士君子狎好。这些“教坊司”歌妓作为杂剧演员,又和元曲作家建立了深厚的交谊,如元曲大师关汉卿和“珠帘秀”、白仁甫和“天然秀”等。


朱元璋推翻蒙元建立明朝后,在洪武年间(1358年-1398年),承袭元制在当时的京师南京设立了“教坊司”,属于政府六部之首的“礼部”,专门在庆典或迎接贵宾时演奏乐曲,它有众多乐师和多种历代相传的乐器,蔚为大观。明朝的“礼部”当时主管文化与教育,大明的“文教部”中眷养了一大群妓女(歌妓),这实在是对封建礼乐一种绝大的讽刺。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教坊司”也随之一同迁入新的“京师”北京,地位不变。


由此可见,从唐朝到明朝,封建社会的儒家禁欲主义都是针对老百姓的,皇上和文武百官从来也没有要禁欲禁到自己头上,那些皇帝和文武百官都很“性-福”,因为他们有封建国家给他们私人订制的“教坊”和“教坊司”,也就是“官窑”。于是上行下效,当时官方有“官窑”,民间亦有“民窑”。官窑在官府,民窑在哪里?民窑在路上。总之,妓院在古典中国一直合法存在,直到满族入关建立了大清。


在中国,自古以来,有卖-淫-嫖-娼就有扫黄,中国古代的第一次大规模扫黄运动就从清朝开始。满清入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吸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竭力树立自己“儒家正统礼教维护者”的形象,显得比汉人王朝更重视三纲五常。为正统礼教计,妓女当然是反面典型,需要肃清。于是,公元1651年,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开始搞中国古代第一次大规模扫黄运动。


顺治首先下令停止“教坊”的女乐,顺治十六年(1659),他又下令直接裁革女乐,各地的乐户除籍为民,也就是开始禁娼。而皇宫中搞活动时则用太监替代乐妓歌女,原来顺治不喜欢听女声原唱,更不喜欢广场舞,他只喜欢听太监那样男生女嗓唱的歌曲啊!


皇帝不扯,官员当然紧跟核-心。于是,大清的禁娼禁狎妓首先从官员做起,《大清律例》规定,一经发现官员嫖娼,“宿娼者杖六十”;只搂着喝酒,不扯也不行,“挟妓饮酒,亦坐此律”。《大清律例》第113条规定:“凡娶妓者为妻妾者杖六十,彩礼充公。”所以,顺治时的大清文武官员多半很压抑很苦闷的,皇帝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们可得“守身如玉”了。不仅如此,《大清律例》最奇怪的是对宗教界的规定,第372条:“僧人、道士有犯挟妓饮酒者,俱杖一百发原籍为民。”既然有法例,看来当时和尚老道找小姐应该是普遍现象,看来那时“秃驴”就敢与“贫道”抢“师太”了,而平民嫖娼也有处罚,是“枷号三月,杖一百”,杖就是打屁股。


顺治之后是康熙,作为一个严谨保守的金牛座男人,爱新觉罗.玄烨继承了老子顺治的禁娼政策。不仅如此,英明神武的康熙扫黄直接抓源头,从治理卖淫入手,对于开办娼妓业者从重处理。康熙十九年(1680年)颁布律例:“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所以说,金庸的《鹿鼎记》终究是历史传奇小说,真不是严肃的历史小说。如果康熙时代真有韦小宝其人,他怎么可能和康熙皇帝成为莫逆之交?要知道韦小宝家可是妓院世家,他老妈韦春芳尽管已经人老珠黄,可一直在卖春,而玄烨皇帝却一意孤行要搞扫黄,也不管这会扫到小桂子老妈的身上,破坏人家的家族生意,小玄子如此不讲义气,小桂子还怎么跟他做朋友,那是分分钟要决裂誓不两立的啊!除非康熙爷徇私舞弊,扫黄只扫别家院子,对韦爵爷家开的院子网开一面,那两人才有朋友可做,康熙会这么做吗?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不过,其实历史上康熙的扫黄严打政策也并没有始终贯彻下去,而是人亡政息了。康熙的孙子乾隆即位后,风向更是大变。乾隆是康熙最喜爱的孙子,他生于阴历8月15,就是中秋节,多半是个天秤座的享乐主义分子,天天歌舞升平,最喜欢的就是下江南微服私访,遍地风流,四处泡妞。乾隆时官妓确实是废除了,而私妓大兴,流布天下,至此禁娼令已经徒法不行,成为一纸空文,娼妓死灰复燃。


不仅如此,乾隆一朝还出了个中国古代风月史上顶风扛大旗的最饥渴的官员嫖客,他不是和珅,他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


今天我们知道纪晓岚,大多数是因为张国立老师主演的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这部电视剧很好看,我也爱看,但必须指出的是,该剧中的“纪晓岚”和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绝不是同一人,两者几乎毫无关系。


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是怎样的呢?据采蘅之的《虫鸣漫录》记载:'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上面文字非常精辟传神,大家有兴趣可以反复诵读加深理解。


“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这一句是纪晓岚的自我吹嘘,姑且不论,但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确定的是,纪晓岚的肉欲旺盛,他每天吃三顿,每顿十盘猪肉,纪大烟袋每天吃那么多肉干吗?乱搞啊。“日御数女”,首先数量上绝对生猛,一天五次,这是基础配置。有时候“性致”来了,就无上限啦,原来纪大人才是传说中的“一日五次郎”啊!


纪晓岚大人虽然没吃过肾宝,可人家的肾功能就是好,所以尽管他娶了一妻六妾,后来乾隆皇帝又赐给他两个宫女作为“次妻”,可还是满足不了他啊,于是纪大烟袋就时不时去八大胡同疏导一下,据说其中樱桃斜街11号是他的最爱。按说在乾隆朝,官员嫖妓也算不了什么稀罕事,问题是,据野史记载,纪大人直到79岁高龄,还像韦小宝一样,坚持亲力亲为,去自己最喜欢的樱桃斜街11号妓院听书和泡妞,他简直就是清朝的西门庆,他这哪儿是铁齿铜牙哪,这分明是金枪不倒啊!


乾隆之后是嘉庆,嘉庆皇帝打倒大贪官和珅之后,重拾起先祖的禁娼令,他的扫黄手法是直接端窝点。嘉庆十六年(1811年)修订《大清律例》,第375条规定:“若有私买良家之女为娼,及设计诱买良家之子为优者,俱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徒三年。”主营的挨罚,租房的房东也跑不了,“杖八十,徒二年”,房屋没收,如房东实不知情,房屋中介承担责任。此类案件的处罚是:“为首者枷三月,鞭一百,其主不知情者,系官降一级留任,仍罚俸一年。常人鞭一百。知情者系官革职枷一月,鞭一百。常人枷三月,鞭一百。族长系官罚俸一年,常人鞭一百。领催鞭一百-----”


至此,满清几朝断断续续的扫黄运动至嘉庆终获大成。


不过,大家恐怕想不到,从顺治到嘉庆,大清几次大规模扫黄的最终成果,竟然是“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内仿效”。从此,中国风月史上“金鸡独立”的旧时代结束了,开始进入“鸡鸭争鸣”的崭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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