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 鲁迅与中医药的纠葛

ldjsld 2022-05-16 发布于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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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中国历史评论 2022-05-10 12:00

鲁迅说过很激烈地否定中医的话，于是，鲁迅对中医的态度，鲁迅与中医的关系，就成了被反复谈论、研究的问题。这方面的文章实在很多。有的文章，态度很严肃，是在学术的意义上探讨问题；有的文章，则写得很随意，非学术的立场、动机左右着作者的判断。大体说来，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是认为鲁迅始终反对中医。这种观点有一个人所共知的逻辑前提：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是始终反对传统文化的，中医自然便在始终反对之列。第二种观点，是认为鲁迅其实并不真的反对中医，那些强调鲁迅反对中医的观点，是对鲁迅的误解。第三种观点，是认为鲁迅本来是反对中医的，但后来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从反对变化到不甚反对。

本文的目的，则在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鲁迅虽然多次发表过否定中医的言论，但在中国近现代反对中医的思潮中，鲁迅的言论不值一提；如果把鲁迅视作中国现代反对中医的代表性人物，那真是极大的误解。从清末开始，从官方到民间，从医学界内到医学界外，一直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而言论的激烈远超鲁迅者，也大有人在。许多人是以很学术化、理论化的方式发表反对中医的意见，而鲁迅反对中医的意见，都是以片言只语的方式出现，总是在谈论别的问题时，顺便发表几句对中医的看法。鲁迅从未写过专门谈论中医的文章。或许有人会说，鲁迅是一个文学家，怎么可能有资格专门写文章批判中医？我的回答是：在近现代反对中医的人士中，许多人是以非医学专业的身份写了专门反对中医的文章，例如傅斯年反对中医的文章就很著名，而鲁迅是在日本的西医学校接受过很专业的现代医学教育的，他完全有资格以专业人士的身份系统地表达对中医的认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第二个问题，是谈论、研究鲁迅与中医之关系者，往往混淆了中医与中药的区别，往往把中医与中药混为一谈。其实，“医”与“药”是两个概念，甚至是两个领域。“中医”与“中药”也是绝对不能视作一回事的。中国近现代反对中医的阵营中，也一直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对中医中药一起否定；另一种态度，则是主张“废医存药”，即反对作为医学的中医，但对作为药物的中药，则认为可部分保留其存在的权利。比较起来，连中医中药一齐反对者，占少数，而大多数反对中医的人，是同意“废医存药”的。鲁迅的态度，正是废医存药的态度。鲁迅反对作为医学体系的中医，反对中医的那些虚玄渺幻的理论，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鲁迅又是认可某些中药的有效性的。

一、鲁迅的反中医不值一提

虽然从《狂人日记》这样的小说里，我们便能看出鲁迅对中医的态度，但鲁迅明确地表达对中医的否定，是从《呐喊·自序》始。在这篇自序里，鲁迅一开始就叙说了父亲当年患病求治的情形。鲁迅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每天在当铺和药店之间奔波。从家里搜寻些衣服首饰，赶往当铺，换了点钱后又赶往药店，为父亲买药。开方的是绍兴名医，用的药引也十分奇特，诸如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结子的平地木之类，但是，父亲的病却日重一日，终于亡故了。不久，鲁迅到南京进了军事学堂，开始接触西学，包括西方现代医学，读了《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的书，这使得鲁迅对中医发生了深刻的怀疑：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的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①

鲁迅在此后的十几年里，虽然又多次发表过对中医不敬的言论，但《呐喊·自序》里的这一番话，却一直是他反对中医的代表性言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这样一个断语，等于把中医一棍子打死了。

鲁迅写下这番话时，已经是1922年12月了。在此之前，俞樾、吴汝纶、严复、梁启超等人早就发表过怀疑、否定中医的言论了，有的态度之激越、观点之激烈，都远远超过鲁迅。至于在此之后，否定中医的言论就更加系统、更加学术化，言辞往往也更加尖锐，态度也往往更加决绝。

迄今为止，谈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所谓中西医之争的文章，不胜枚举。专著性的著作，则有两种。一种是赵洪钧所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苑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一种是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5届博士研究生郝先中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这两种专著性的著作，都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所谓中西医之争有比较系统的梳理。赵洪钧著作初版要早出许多年，算是开创性的著作。但郝先中的博士论文在命名上更为准确。在中国近现代，其实没有通常所谓的中西医之争，而只有中医废存之争。从中医界到社会上，都没有形成否定西医存在合理性的力量，相反，倒是西医站稳脚跟后，从西医界到社会上，都有着否定中医存在合理性的强劲思潮。所谓中西医之争，实质是是否赋予中医与西医同等存在权利的争执。

章太炎的业师俞樾，算起来是鲁迅的师祖。俞樾生前写过一篇《废医论》，问世于1885年。赵洪钧说，此文其实写于1879年。赵洪钧认为，俞樾所谓的“废医”，“就是指废止中医”，而“考虑到俞氏和李鸿章关系密切，故他必然会接受洋务思想而主张引进西医”。②如果赵洪钧的判断成立，那俞樾便是中国反对中医的始祖；也意味着早在鲁迅出生之前或只有三四岁时，中国就有人主张废止中医了。稍后的吴汝纶，反对中医的态度更为坚决。赵洪钧列举了吴汝纶反对中医的一些言行，竟有十五条之多。这里略举几例。1891年，吴汝纶在答肖敬甫的信中，为友朋们仍然只信中医而不信西医痛心疾首：“今西医盛行，理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痼疾，决无延久不瘥之事。而朋好间至今仍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③吴汝纶直斥中医为不可信任的“含混之术”，这与鲁迅后来的“骗子”说也差不多，而鲁迅要到三十多年后才发表对中医的批判。1893年，在致吴季白信中，吴汝纶说：“近日五洲医药之盛，视吾中国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④1897年，在答王合之信中，更主张中国古代医书，“尽可付之一炬”。⑤在鲁迅表达对中医的不满之前许多年，吴汝纶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了对中医的否定，言辞之激烈丝毫不逊于鲁迅。同一时期，梁启超、严复等也从西方科学的角度，指责中医理论之虚妄。

在清末，便有激烈地否定中医的潮流。进入二十世纪，否定中医的声浪更其高涨，对中医的极其严厉的谴责、极其猛烈的攻击，时有所见。1903年，虞和钦以《理学与汉医》为题发表文章，认为“汉医之足以亡种，蔽其罪曰不明理学而已”；“吾汉医之于吾种，一蔽精丧神之鸦片”；“是知欲禁吾汉医之怪术，不可不发明理学以消长之”。⑥说中医足以“亡国灭种”，称中医为“怪术”，这就比二十年后鲁迅说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要厉害多了。朱笏云在以《中国急宜改良医学说》为题发表的文章中，则说：“今世最可痛、最可恶、不能生人适能杀人者，非吾中国之医乎？吾中国之医，不知解剖，不辨物性，不谙生理及病理”。⑦这简直是在咬牙切齿了。

民国时期，反对中医的学术上的代表性和领袖性人物是余云岫。余云岫1879年10月生于浙江镇海。1905年以公费赴日本留学，1908年进入大阪医科大学学习；1916年从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回国从事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⑧余云岫对西医学和中医学都有精深的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医学界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早在1917年，余云岫就出版了专著性质的《灵素商兑》，对中医的理论进行系统的批判。此后的几十年间，余云岫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很强的批判中医著作。余云岫极力反对“中医”与“西医”的说法。他反复强调，医学只有新旧之分，而无中西之别。因此，他坚持把西方医学称作新医，而把中国传统医学称作旧医。他不遗余力地证明，旧医是必须消灭、废止的。“旧医学说是一定要被淘汰的，是天演一定不可逃的劫数”。⑨这是余云岫坚定的信念。

民国时期，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对中医实行限制、取缔的事件，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发生在1912年7月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第二次，是发生在1929年2月召开的中央卫生工作会议上的“废止旧医案”。第一次，算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的行政行为；第二次，则是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卫生部的政治举措。

1912年7月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鲁迅作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职员，自然对会议情形很了解。会议7月10日开幕。其时蔡元培还是教育总长，主持了开幕式。几天后，蔡元培便辞职，由教育部次长范源濂代理总长。这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了一个月，鲁迅日记中几次言及此次会议。7月15日日记有“上午至教育会傍听少许”⑩的记述。7月12日日记曰：“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⑪在学校教育中删除美育，这令鲁迅悲愤不已。其实，这次中央教育工作会议，还在医学教育中删除了中医教育。这意味着北京政府教育部认为，各医学专门学校的专业教育，就是指现代医学教育，也就是西医教育。把中医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自然令中医界大恐慌。中医界于是有了第一次救亡图存的运动。1913年底，由全国十九省市中医界人士组成的“医药救亡请愿团”晋京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将中医知识纳入正式的学校教育系统。赵洪钧叙及此事时，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全国中医界动员起来与当局进行斗争的第一次。为中医争得办教育的权力（利），是关系到中医兴废的大计，应予高度评价。”⑫中医要生存，不仅要与各种各样的民间人士战斗，还要与“当局”抗争。可见，中华民国一成立，中医的处境便很不妙了。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废止中医的行为，又引发中医界的晋京请愿。作为中医界代表参与其事的陈存仁在其著作《银元时代生活史》中，对此事叙述甚详。先是，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全国性的卫生工作会议，参加者为各市卫生局长、各省医院院长、官办医学院院长，外加各地著名西医，共一百二十人。著名的反中医学者余云岫向大会提交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会议通过了这个议案。通过这个议案，就意味着卫生行政部门将釆取逐步淘汰中医的政策。民国时期，上海是中医的大本营。消息传到沪上，沪上中医界一片哗然。他们举行全市中医停诊的运动。那时节，中医还占据着主要的医疗市场。一般人有病，还是向中医求治。上海全市中医停诊，就是以罢工的方式向政府施压了。然后，他们决定邀请全国中医界代表到上海开会，商量救亡图存大计。三月中旬，全国中医界代表二百八十一人齐集上海，于是开会。他们也开了三天会，最后选出五人，组成请愿团，代表全国中医到南京请愿。这五人到南京后，四处投诉，求见了众多党政要人。最后，迫使中央政府做出取消“废止旧医案”的决定。⑬

虽然余云岫“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的提议最终未能实行，但这样的提案一开始能够通过，也说明在政府部门，反对中医的力量也颇壮观。从清末开始，不同程度地反对中医者，有几类人。一类是对现代科学知识有一定了解、掌握者，例如鲁迅的前辈梁启超、严复等，便是如此。他们虽然对后来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并不认同，但对现代科学知识的了解、掌握却使他们具有了审视、批判中医的能力。一类是新文化阵营中的人士。投身新文化运动而反对中医，这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所以，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等都是反对中医的。当然，对中医最有力量的反对者，还是在国外学习了现代医学的所谓西医界人士。余云岫是最典型的代表。西医界人士而反对中医，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三类人中，有些人是身兼几类的。鲁迅便是如此。鲁迅在日本的医科学校专业性地学习过西医，而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所以，鲁迅反对中医，那是极为合乎情理的。在这方面与鲁迅同样具有几重身份者是郭沫若，所以，在民国时期，郭沫若也是坚决反对中医的。

鲁迅反对中医，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相反，鲁迅如果不反对中医，那倒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是一个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鲁迅对中医的私怨

在写于1925年11月的《从胡须说到牙齿》中，鲁迅说，自己从小患牙痛，按中医的方式治疗并不管用。有一次，甚至被一个长辈斥为“不自爱”。牙痛竟与“不自爱”有关，鲁迅当时不懂，后来懂了：

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⑭

因为“不自爱”而导致“肾亏”，因为“肾亏”而导致牙痛，这样的逻辑让少年鲁迅陷入道德的深渊，所以鲁迅对中医理论有切齿痛恨。在写于1926年10月的《父亲的病》中，鲁迅表达了对绍兴名医“陈莲河”的憎恶。这个“陈莲河”终于用原配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一类稀奇古怪的中药，把鲁迅的父亲治死了。诊金的昂贵、药物的十分难求，令少年鲁迅困窘万分，也就罢了，然而父亲还是痛苦地死了。鲁迅便对这“陈莲河”怀恨在心。死前不久，父亲已经无法服药了。鲁迅写道：

从此我便不再和陈莲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听说他现在还康健，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⑮

我们知道，这个“陈莲河”，就是当时的绍兴名医何廉臣。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说：“鲁迅在《朝花夕拾》把他姓名颠倒过来写作'陈莲河’”。⑯我们还知道，鲁迅小说《狂人日记》里，大哥请来替“我”看病的医生，是“何先生”；鲁迅小说《明天》里，单四嫂子抱着宝儿去求诊的医生，叫“何小仙”。这些中医的形象都不好，还都姓何，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在鲁迅笔下，何廉臣既迂又愚，还十分贪婪，与人们心目中“庸医”的形象十分吻合。但见于其他史料中的何廉臣，与鲁迅所塑造的形象颇有差别。何廉臣是中国近代中医史上有一点地位的人物，在一些医学史资料中，有时还能发现何廉臣的踪迹。

赵洪钧在《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介绍近代中医报刊时，首先介绍了《绍兴医药学报》，而这份刊物正是由何廉臣与裘吉生创办。据赵著，何廉臣生于1861年，卒于1929年。何廉臣是绍兴本地人，自幼读经书而兼学医。甲午前后则“弃儒而专习医”，成为当地名医。“庚子后，以汇通中西医，引进西学为己任，曾参与最早的全国中医团体组织工作，与丁福保、周雪樵、蔡小香等交往甚密。何氏一生治学临证，著述颇富，曾致力于中医教材编写7年，贡献很多，唯喜用生僻药品，曾遭鲁迅先生之讥。”⑰丁福保、周雪樵、蔡小香都是其时名闻全国的大中医，也是受人敬仰的中医学者。何廉臣能与他们频繁来往，说明自身也非十分等闲之辈。赵洪钧说何廉臣喜欢用生僻药物，不知是自己查考得出的结论，还是直接釆信了鲁迅的回忆。

赵洪钧说，何廉臣、裘吉生于1903年（按：此处时间有误，《绍兴医药学报》创办于1908年）创办了《绍兴医药学报》，而这是近代中国存在时间最为长久的中医刊物。《绍兴医药学报》在绍兴出版至1922年12月。1923年迁往杭州，改名《三三医报》，由裘吉生主编。《绍兴医药学报》本来是月刊，迁往杭州改名《三三医报》后，变为旬刊，每年出版33期。《三三医报》在杭州出版到1929年。《绍兴医药学报》在绍兴期间，还出版了多种增刊。《绍兴医报大增刊》出版了六期；《绍兴医药学报星期增刊》出版了158期。何廉臣等人还校订刊刻古代医书110种，以丛书名义出版，名曰“绍兴医药丛书”。何廉臣还与曹炳章合办了《绍兴医药月报》《绍兴医药学报汇编》。《三三医报》在杭州发行期间，以丛书形式出版了“三三医书”99种、“读有用书楼医书”33种。赵洪钧指出，《绍兴医药学报》在绍兴发行期间，是中医界学术交流的主要园地，大多数中医名家都曾在此刊发表文章。“此时该报的学术水平较高，影响医界很大。”⑱

李经纬、鄢良编著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1990年6月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书中也有关于何廉臣的论述。李经纬、鄢良编著的此书，说在清末，当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后，中医界有一种“医学改良”的思潮。面对西方医学的冲击，中医界开始反省自身的问题，“中国医学改良”是当时中国医界十分盛行的主张。1904年，周雪樵在上海发起成立医学研究会并创办《医学报》，这个《医学报》是中国第一家中文医学刊物。1907年，上海著名中医蔡小香创办“中国医学会”。1908年，“绍兴著名中医何廉臣创办《绍兴医学报》”。《绍兴医学报》在“发刊辞”中说：“其编辑宗旨，于国医学之足以保存者，则表彰之，于西医学之足以汇通者则进取之，于中西医学各有短长处，则比勘而厘订之，共勷绵力，力谋进步，或亦社会卫生之一助，医学改良之嚆矢欤！”（引按：着重号为原文所有）李经纬、鄢良编著的书中指出：“《医学报》和《绍兴医药学报》是清末影响最大的中文医学报刊，它们均以改良医学为宗旨，可见当时医界思潮之一般。”⑲

当“医学改良”成为十分流行的口号时，中国医学界把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统称为“腐败”。医术上的问题、医德上的问题以及医疗习惯、制度层面的弊端，都算在“腐败”范围内。在《绍兴医药学报》的“发刊辞”中，何廉臣对医界之“腐败”做了这样的斥责：

吾国医界之腐败也，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废人，降而学医，以五色、五味、五运、五行之瞽说奉为名言。物理不解，化学不知，生理不明，病理不精，惟凭诊脉以断症，徒诵汤头之歌诀。一见谵狂幻觉，不知其为神精病之现象而以为鬼神作祟；瘟疫症痢不知为微菌所传染，而以为气数所关。医者惟以师心自用，病者遂以数尽自甘。甚至灵药仙方。转而乞命于土偶，鬼符神咒，得以流毒于人间，种种荒谬，不胜枚举。⑳

这番话，是曾科进所说，何廉臣引用以形容中医界，说明何廉臣是赞同这番话的。这一番对中医的批评，其尖锐程度，比起鲁迅来，毫不逊色。鲁迅所痛恨的绍兴中医何廉臣，竟然能够先于鲁迅十几年如此批评中医，真是让人感慨的事情。

从何廉臣后来的表现和业绩看，此人似乎并不像鲁迅所描述的那样昏庸、愚昧和贪婪。鲁迅说何廉臣办刊物是为了对抗西医，也不太合乎实情。不过，何廉臣在绍兴的活动，或许从一个侧面解释了鲁迅留学回国后对绍兴的感情。

鲁迅于1909年8月结束在日本的留学回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第二年暑期后回到绍兴，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相当于教务长。而回到故乡绍兴后，鲁迅的感觉可谓差极了。这期间，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频频表达对家乡的不满，并一再托许寿裳替自己在外面谋事。1910年8月15日，鲁迅写信给其时已到北京的许寿裳，说：“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㉑鲁迅刚刚回到绍兴，就又一次想“走异路、逃异地”了。1911年1月2日致许寿裳信中，说：“越中亦迷阳遍地，不可以行”；“越中理事，难于杭州。技俩奇觚，鬼蜮退舍。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㉒这就把对绍兴的厌恶表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了。1911年3月7日致许寿裳信中，说：“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㉓总之是，这期间，鲁迅几乎每封信都托许寿裳为其在外面谋一糊口之差。后来，终于由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到了南京，进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

现在没有可靠的资料证明到底是哪些具体人事令鲁迅对绍兴的感觉如此恶劣。但何廉臣这些人的春风得意，可能是影响鲁迅心情的因素之一部分。何廉臣于1908年创办《绍兴医药学报》，很快把刊物办得极有影响，在全国医界都有了名气，自然在地方上十分受人敬仰。鲁迅的身份是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后来又当了绍兴师范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自然也算是绍兴的社会名流，是绍兴文化教育界的头面人物。绍兴不大。教育界名流周树人，自然知晓医学界名流何廉臣的现状，偶尔碰面也有可能，而这个正风光着的何廉臣正是当初治死父亲的人。鲁迅与何廉臣有私仇。在鲁迅看来，何廉臣仍然在祸害着像自己父亲那样的病人。所谓迷阳、所谓荆棘，自然包含何廉臣在内；所谓“居心险恶，不可施救”，何廉臣也应该占一份。何廉臣的健在和风光，自然不是鲁迅厌恶绍兴的全部原因，但仅仅有一个何廉臣在绍兴健在着并风光着，就足以让鲁迅生出逃离之心。

三、鲁迅可归入废医存药论者之列

然而鲁迅又确实对中药发表过肯定性的意见。如果细读鲁迅日记，还能找到些鲁迅自己也服中药或以中药为亲友疗疾的记载。这其实并不奇怪。

经常为人引用的，是写于1933年6月的杂文《经验》中的一段话。《经验》一开头，就说古人传下来的经验，有些是费去了许多牺牲所获得，因此极可宝贵。接着便以《本草纲目》为例：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这么一想，这事情可就大起来了：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㉔

这等于肯定了相当一部分中药的有效性。在写于1936年8月的《“这也是生活”……》中，鲁迅强调论人论事要“全面”，否则便难免偏颇：

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㉕

这也等于肯定了中药炮制的理念。

更有周海婴以特殊的身份，出而说明鲁迅其实并不反中医；至于所举出的证据，也无非是鲁迅并不完全拒绝以中药治病。其实，反中医的鲁迅，并不完全反对中药，这一点都不奇怪，相反，在近现代中国，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在近现代中国，反对中医的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人是彻底地、无保留地反对，即既反中医，也反中药。另一类的反中医，主要是反对中医的那一套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的理论体系，而对中药的有效性并不完全否定，这一类人，通常称作废医存药论者。完全彻底地反对中医中药，其实是少数派。大多数反对中医者，只是反对中医的理论，而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中药的临床有效性。废医存药论者占据主流地位。如果细读吴汝纶、梁启超等人批判中医的言论，会发现他们的矛头主要针对的是中医理论对人与自然、对疾病与四时运行、对天人感应的解释。即便是反对中医最坚决、最持久、最具有学术性的余云岫，也不否认中药的某种意义上的真实作用。反对中医理论而不否认中药临床有效性的人，都强调中医的那一套理论与临床实践是完全分离的，是没有关系的。中医的那一套理论丝毫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而任何一个医术高明的中医医生，他的对症下药，依据都是前人的经验积累和自身的经验体悟。

不妨以余云岫为例，说明废医存药论者的基本立场。1920年，余云岫写了《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其中说，要科学地研究中草药，必须明确两个前提：第一是“要晓得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说谎，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第二是“要晓得中医的奏效，断断不是从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空议论上生岀来的”。那么，中药的有效性该如何解释呢？首先余云岫强调：“中国的药品的确是有用的。麻黄确实能发汗、车前子确实能利尿、大黄确实能泻下、半夏确实能止吐、附子确实能止痛，所以服了我们中国药，也可以医得病好。”至于中药有效性的发现，则全靠经验：“中医用药是全靠经验的。一种药品，用上几十次几百次，就可以略略知道它的性质；大约哪一种病，用哪一种药，怎么样变好变坏，有经验的中医，确是能够预料的。这是经验多的缘故，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在里面。”㉖后来鲁迅在杂文《经验》中对《本草纲目》的解释，与余云岫很一致。李经纬、鄢良编著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中也说：“由于余云岫否定中医理论而肯定中医的疗效，在主张废止中医理论的同时，提倡研究中医的经验有效性”；“他进一步把中医的治疗效果归于经验，因而他所主张的对中医经验有效性的研究也就归结于对中药疗效机制的研究”；“余氏对中医学的态度，即他的'医学革命’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废医存药’。'废医存药’也是大多数欧化论者对待中医的一致主张。”㉗

废医存药，某种意义上也是陈寅恪对待中医的态度。陈寅恪出生于典型的中医世家，从曾祖父、祖父到父亲，三代都精于中医，所以陈寅恪称中医为“家学”。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陈寅恪写道：

吾家素寒贱，先祖始入邑庠，故寅恪非姚逸虚所谓读书种子者。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㉘

“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这是陈寅恪对中医药的基本评价。明白了废医存药，是近现代的主流观念，就不难理解鲁迅忽而大骂中医，忽而大赞中药的看似矛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