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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兵井冈山,收编袁文才,体会毛主席心中的侠之大者

 dawn的图书馆 2022-05-16 发布于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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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起起伏伏地走过了几千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侠一般兴盛于社会秩序崩塌之际,崛起于乱世之中。

当国家秩序崩塌,或遭外敌入侵时,侠者蓦然回首、横空出世,去履行扶危济困、救国救民的使命……可以是在呼天天不灵时的替天行道,也可以是在叫地地不应时的代地执法。

其实,每个人从小就有一个侠客梦,幻想着长大后能练就绝世武功,去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只不过,长大后经过社会的熏染后,那一份侠义的初心也随之湮灭。

只有极少数的人,在经历社会的爆锤后,依然能不被现实迷离双眼,继续坚守心中那份侠义的本真。

毛主席无疑就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他从小就有一个侠义精神,他的侠义内涵很简单: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为国打倒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为民推翻官僚买办的反动统治。

一、

毛主席的侠义生涯,始于1927年。在前一年,为了实现他救国救民的抱负,他毅然辞去了薪资优厚、地位高贵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全身心的投入到伟大的工农运动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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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

那年的8月7日,著名的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他的那段著名论断: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是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天后,瞿秋白主持了临时政治局会议,有人提议把湖南的工农武装编成一个师,配合南昌起义部队攻取广东。

毛主席当场站起来反对。

他说,大家不要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很重要啊,我已经起草了一个计划,就是在湖南组织一个师,占据五六个县,有一定基础了再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

他还说,哪怕失败了也不能去广东,而是要上山。

会后,党的负责人瞿秋白希望毛主席到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工作。

毛主席打趣地回答说:“我可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平时散漫惯了,城市里我住不习惯,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去。”

也许有朋友会觉得,把伟大领袖和古代大侠们相提并论,有点不伦不类。

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家理解的大侠,可能就是金庸、梁羽生等新派武侠小说家笔下,那一个个武功盖世,放荡不羁,身边美女如云的浪客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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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实的历史上,大部分的侠客不是这样的。侠客的生活也没那么多的浪漫逍遥和诗情画意,更多的是惩奸除恶的同时还要面对社会主流统治者的围剿。

他们的生活是艰苦的,行为是孤独的,囊中是很羞涩的,是时刻会为了温饱而发愁的。

我举几个历史上著名侠客的例子,让大家感受下什么的真正的古代大侠。

汉高祖刘邦,年轻时由于他“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导致他穷得揭不开锅,不得已和一帮穷弟兄仗剑千里走天涯,最后由于讨生活艰难,不得已投义军反秦。

宋太祖赵匡胤,生逢五代十国的乱世,不得已凭一条“盘龙棍”行走江湖。虽然有“千里送京娘”的义举,但也曾在西瓜地前上演了“没有一文钱,逼到英雄汉”的苦情戏,最后也是投身郭威门下,才逐步出人头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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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就不用说了,端着寺庙发的讨饭钵子云游四方,尝过百家饭的同时也结识了不少绿林好汉。25岁为躲避抓捕,直接投靠郭子兴参加了起义军,成为反抗暴政的绿林英雄。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出人头地的大侠,而更多的是一辈子都默默无闻的。

二、

八七会议一个月后,秋收起义爆发,毛主席正式投身他救国救民的侠客生涯。

其实在一开始,毛主席并没有去井冈山开辟根据地的打算,在他的构想里是计划以汝城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

关于引兵井冈山的建议,是毛主席在秋收起义前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安福县农民自卫军一个叫王新亚的团长多了一句嘴引出来的。

在会议结束时,王新亚额外介绍了他的两位“绿林老朋友”袁文才和王佐的情况。

王新亚说,他们在赣西井冈山的宁冈、遂川驻扎,在哪里劫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不痛快。

王新亚还建议,如果我们这次起义失败了,不如去哪里落脚开辟天地,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其他的与会人员都对王新亚投来鄙夷的目光。这家伙怎么这么乌鸦嘴,起义还没开始了,就想着失败后上山落草的事,典型的革命悲观主义投机分子。

不过,唯有毛主席兴致勃勃地听王新亚讲了下去。因为他深刻了解中国传统侠文化的魅力,要想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必须把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行。

可以说,这位王新亚算是开辟我党农村根据地的第一功臣。

可惜的是,在随后不久的秋收起义中,王新亚的第二团在攻打浏阳的战斗中被打散,王新亚本人生死未卜,一直失踪到现在——21世纪。

王新亚虽然在起义失败后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姗姗离去了,但他的神准乌鸦嘴却应验了。

秋收起义果然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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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失败后,毛主席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

然而一路上走得很不顺利。在经过芦溪镇时,他们遭到反动军队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也牺牲了。在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部队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

当天晚上,毛主席召开了前敌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第一,把目前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因为部队只剩下800多号人,没必要再打着师的番号了。

第二,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领导深入一线战士,和士兵群众的联系便更加紧密。这是毛主席最重要的伟大创造,奠定了我们党政治建军的基础。

第三、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毛主席给予了“士兵委员会”很大的权限,每个连队推选5-7名战士作为士兵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参与军队的纪律管理。对于军官违反纪律,有权作出罚站,挑水,劈柴等处罚。

以上这些,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之后,党的领导通过各级党组织的“血管”,把血液输送到部队的全身。这就从制度上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主席自秋收起义以来的烦闷和焦虑终于得到缓解,他高兴地看到,经过改编的军队,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官兵们精神振奋。

此时的毛主席,想到了起义前那位王新亚团长和自己说的失败后可去井冈山落脚的事。

可是,起义后这位王新亚同学至今生死未卜,如今怎么和井冈山的袁文才取得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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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湾改编

三、

毛主席想方设法在附近开始打问。

这里本来离井冈山就不远,经过动员,三湾村有个叫李德胜(好熟悉的名字)的杂货店老板表示:他认识袁文才,愿意帮助给袁文才捎信。

毛主席当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袁文才也探听到有一支来路不明的部队往井冈方向开来。

由于底细不明,袁文才误以为是国民党的什么地方民团又要来清剿井冈山了,于是便将自己的60余人枪集中到井冈山山腰的茅坪村固守。

同时,他还派出几路探子,前往三湾村摸这支部队的底细。

正在这么个档口,送信的李德胜来了。

袁文才接到毛主席的亲笔信后,他才确信来的是红军队伍。

袁文才手底下有个名叫陈慕平的文书,曾在毛主席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过学,很早就崇拜毛主席。如今听闻自己的偶像要率大队人马上山,自然是欢欣鼓舞,在袁文才面前猛夸毛主席如何如何了不起。

袁文才见自己的心腹居然如此推崇一个“外人”,而且这个“外人”的兵力超过自己10倍。他就有点犯嘀咕了,他担心自己的部队会被毛主席的起义部队吞并。

他左思右想,提笔给毛主席写了封回信,让陈慕平送到三湾村去。

收到陈慕平送来的信后。毛主席拆开一看,里面就一句话:

“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袁文才的话讲得很客气,但意思却是不欢迎。

从这封信整齐对仗、抑扬顿挫的行文水平,我们可以看出,袁文才不是那种没文化的绿林好汉,而应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山大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袁文才、王佐是分别活跃在宁冈的茅坪和遂川的茨坪一带的两支绿林武装的头目。

在性质上,他们属于大革命时期在党的号召下,宁冈、遂川人民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地主豪绅压迫的农民武装。

注意,他们是在党的号召下自发组织的农民武装。所以,严格来讲,他们从组织上、纪律上都不怎么严格受党章的约束,在当时还不算是党的正规队伍。

如果大家不理解,那我就做个类比,大家知道《水浒传》有一回叫“三山聚义打青州”吧。

你可以把袁文才和王佐的武装比作被宋江收编前占据二龙山的鲁智深和占据桃花山的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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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

四、

袁文才,又名选三。1898年出生于宁冈县茅坪村的一个客籍(就是祖上是外地迁过来的)农民家庭,少年时念过几年私塾。

成年后,因新婚妻子被当地的土豪强占,从此与豪绅结下深仇,对当地土豪劣绅的残酷盘剥也十分仇视。

当时,在茅坪一带活跃着一支以胡亚春为首的绿林“马刀队”,他们专门干绑架土豪劣绅的营生。由于胡亚春没文化,绑土豪时需要请人写赎金通知单,于是他们就想到了中途退学的袁文才,劝袁文才也上山入伙。

一开始,袁文才和水浒中的宋江一样,只答应暗中与他们来往。毕竟这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营生,但有三分希望,谁也不愿意一开始就往火坑里跳。

但不幸的是,这一消息走漏了,被当地的土豪谢冠南知道后报了官。

官府立即派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闻讯躲入山中。

反动军队扑空后,恼羞成怒,他们将袁家洗劫一空,还烧毁了袁家房子,枪杀了袁文才的老母。袁文才归来见状,不由得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于是,他怀着杀母夺妻的不共戴天之仇,毅然投奔“马刀队”,落草井冈山。

因为袁文才有文化,又足智多谋,一到“马刀队”,他就向胡亚春献计:在经济上要节约,做到细水长流;政治上要“劫富济贫”, 保护平民百姓;战术上要避强就虚,和敌人打游击。

从此,“马刀队”如虎添翼,不断袭击豪绅地主武装,队伍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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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受革命形势的影响,他把队伍编成了农民自卫军,自己当起了这支队伍的总指挥。

在毛主席带兵到此地之前,袁文才还曾率部队攻打过永新县,营救过当地的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包括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

之后袁文才在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的介绍下,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是的,你没听错,袁文才是一名党员。但是,他却不能算是有着崇高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党员。

一是因为袁文才文化水平有限,在当时属于火线入党,对党带有的是一种朴素的农民兄弟般的阶级感情,缺乏对党章、党的理论和政策的深入理解。

二是和当时的环境有关。彼时的大革命刚刚失败,很多手里有几杆枪的农民自卫军由于受小农意识影响,他们并不完全受党的节制,而是各自占据一方处于半独立状态。

袁文才还有一位结义兄弟叫王佐,也是井冈山的一支绿林武装。

王佐也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小就跟人打短工,13岁转学裁缝,顺便还练就了一身武艺。

后来,不甘于受土豪盘剥的王佐用当裁缝赚的钱,自己买了杆毛瑟枪,拉了十几个农民兄弟打出“劫富济贫”旗号,干起了绿林生涯。以后,队伍慢慢扩大,发展到50来人。

不幸的是,王佐的部队发生过内讧,王佐险些被杀。之后他逃奔到茅坪袁文才处,向袁文才求援。袁、王两人年龄相同,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又相近,于是两人义结金兰,拜为异姓兄弟。 随后,袁文才帮其铲除了内讧分子,让王佐重新归位。

虽然二人对党的认识水平不高,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在组织上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但他们对党的政策的朴素认识还是有的。

这些朴素的认识包括:他们从来不抢当地人,不祸害穷苦百姓,打土豪缴获了粮食、布匹之类的,还分一些给当地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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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了这些朴素的阶级感情,就方便毛主席用先进的政策理论来改造这支队伍了。

虽然碰了个钉子,但送信的陈慕平和闻讯赶来的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却对毛主席热情有加,他们相谈甚欢。

袁文才的这封拒绝信把他的入党介绍人龙超清惹得很不高兴。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是自己发展的党员,如今却这么没有觉悟,拒绝党的队伍来落脚。

毛主席便又修书一封,详述队伍处境,希望袁文才能消除疑惑,并帮助安置伤员,为部队设置留守处。

这封信,他托陈慕平转交给袁文才,随后接受龙超清的建议,将部队先拉到宁冈古城暂住。

到了古城后,毛主席把所有干部都召集起来,研讨如何上井冈山的问题。

会上,龙超清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他痛斥了一番袁文才的无组织无纪律,并提出了要武力剿灭袁文才、王佐的提议。

龙超清之所以有此提议,一方面是因为袁文才是自己发展的党员,却拒绝红军上山,这一行为让他很不满;另一方面,也是井冈山地区由来已久的土客籍矛盾的集中反映。

毛主席回绝了这个建议,他觉得袁文才、王佐反对土豪劣绅,参加过大革命,具有进步思想。袁文才身为党员,虽然有些事情做得不妥,但还是可以改造的。

毛主席还提议送给袁文才100条枪。

这件事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眼光高远,胸怀宽广。在当时,以余洒度为首的旧军官却怎么也想不通,龙超清心下也是颇不以为然。可以说是毛主席的力排众议,才说服了大多数人。

最后,毛主席作了一个决定,他要亲自拜会这个袁文才。这时有人提议,那要不要带着部队一起去,要是谈不拢,就只能打了。

毛主席当然不会同意,你这样带着800人去谈,人家能说不同意吗?如果不是心甘情愿的,那日后想要好好相处,却也是困难重重哩。

若是上演了水浒里晁盖火拼王伦的戏码,岂不是对谁都没有啥好处,毛主席的段位和晁盖相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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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此时,在另外一边的袁文才,听说毛主席要亲自拜访,才感觉自己做的很不妥。因为他的农民自卫军,名义上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部队。

而毛主席可是党中央派来的大委员,那么就算是他的大领导,提前把领导得罪了可不好。

但如果要他自己亲自去毛主席那里,他又不敢。于是他决定把见面的地点选在茅坪附近的大苍村。此地距离他和毛主席都有半数距离,比较保险。

于是,袁文才在回信中客套几番,婉转提出想和毛主席在大仓祠堂会晤的想法。

为防不测,袁文才还提前在附近埋伏了一个特务连,估计他是想学学古人的“摔杯为号”,一旦谈不拢,那就来硬的。

很多人以情况未明、人心叵测为由,劝毛主席不要去。实在要去,也得多带人马,以保万无一失。而毛主席却毫不在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就单刀赴会了。

因为毛主席深谙中国的绿林侠文化,绿林英雄向来重义气,一诺千金,为朋友两肋插刀。但是对于不熟悉的外人,绿林侠客们也有多猜疑的特点。

很快,毛主席就来了,袁文才一看毛主席居然真的没带一兵一卒,就感觉自己很尴尬,连忙吩咐小弟们:“快快把枪收起来,一个个没见过世面的”。

毛主席见了袁文才后,非但没有指责他无组织无纪律,还告诉他:你们啊,都是有革命性的,革命是什么?就是打倒地主老财,让农民当家做主。

袁文才一听,心里热乎乎的,看来毛委员并没有在意自己无组织无纪律的举动。

毛主席接着给他分析了革命的形式,告诉他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要组织群众实行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用枪杆子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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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听完后,虽然如坠五里云雾,但总觉得眼前这个毛委员学问多,见识广,佩服的也是五体投地。

毛主席接着又问袁文才部队有多少条枪?

袁文才说:六、七十条吧。

毛主席称赞道:“你们在逆境中保存了这么多枪,很不容易啊。但是这点枪还不够,我们要搞武装割据,就要扩大队伍,我们代表中央再送你们100条枪吧。”

袁文才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其他人也是面面相觑。袁文才此刻突然意识到毛委员的胸襟和格局之大,是当今罕见的英雄人物。

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枪就是命根子,要想在一个地方立足,没有枪是万万不行的。不管是军阀,还是绿林武装,都把枪看得比命还重要。

而此时,这位毛委员与自己只见了一面,便如此信任自己,还把100条枪送给他,他的内心是十分感动的。证明了这毛委员绝对够义气,够豪爽。

此后,两人聊得十分投机。临走时,袁文才表示要积极帮助筹备军粮和安置伤病员,并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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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毛泽东率队进井冈

3天后,毛主席派人将104支崭新锃亮的“汉阳造”(每支枪还配备了3发子弹)送到了袁文才部驻地,比他当初承诺的还多了4支。

袁文才大喜过望,将毛主席请到上座,亲自敬茶,还令部下杀猪宰羊,款待贵客。

酒足饭饱之余,毛主席和袁文才一直聊到日落西山。

袁文才为毛主席坦荡的胸襟、深邃的眼光所折服,从此成了主席的忠实跟随者。他不但在井冈山的茅坪村设立医院和留守队,还送给部队1000块大洋以充军资,并出面去说服占据茨坪的王佐。

10月7日,800工农军从古城、龙市开向茅坪,进军井冈。

在一片震耳欲聋的铜锣声、鞭炮声中,袁文才的队伍和数百群众,早已在村口迎接,毛主席、余洒度等人在袁文才的陪同下,走进村庄。

正所谓:杀猪宰羊满地红,锣鼓唢呐闹哄哄,工农革命军感受到了井冈山军民的极大欢迎。

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几经挫折和失利之后的危难时刻,终于寻到一个理想的退却点,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插在了井冈山上。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顿下来以后,得到了袁文才的全力支持,袁文才派人积极协助,不到三天,就把后方医院和留守处建立起来了,伤病员终于得到了安置,后勤辎重也有条不紊的筹办中。

袁文才还陪着毛主席把井冈山的地势摸了一遍,并介绍这里下连宁岗的丘陵,城镇,上通大小五井和茨坪,中间有黄洋界为屏障,进退自如,可攻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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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楼

最后,袁文才又在茅坪村给毛主席找了一个居住的地方,这是一栋土砖结构的两屋楼房,楼上有一个八角形天窗,当地群众称之为八角楼。

从此以后,每到夜阑人静之时,人们总能望到八角楼上,那盏似乎永远不灭的微弱油灯之下,掩映着的彼时毛主席清瘦的身影。

伴随而来的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巨著的诞生。他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纪元,也是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篇章的开始。

正因此,八角楼上的那盏油灯也成了革命的指明灯,它在茫茫的黑夜中,给人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展望。指引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将那萤萤之火变为指引中国革命胜利的满天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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