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所面对的问题不仅有明末宦官与东林党文官集团的内讧，更有崛起的满洲后金和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这背后是与之相关的连年灾荒和瘟疫。
一，明末宗室宫闱多有信教，崇祯皇帝不免耳濡目染
得益于公教会在明末进入中国初期时的得力策略，和利玛窦第传教士的努力耕耘，崇祯皇帝时期公教会已经在京城有了一定影响，而且明朝宗室宫闱多有信教者。
据汤若望记述：“有王姓老中宫(太监)洗名若瑟者，曾由汤若望授洗。若望赖其力，得入宫禁。”此前，1631年，已有重要中宫10人受洗，其中有庞天寿、洗名亚基楼者，后以忠勇辅卫明末诸帝，见称于世。
已经皈依的老太监王若瑟经常为后妃们讲解，有数人因受耶稣救世事迹所感动而愿入教。汤若望特许王若瑟代为授洗，其中居后妃位者有3人。
至1640年，宫中信教妇女已有50人，中宫40余人，皇室信教者140人。到崇祯九年，宗室奉教者一百一十四人，内宫奉教者四十人，皇帝赐封的诰命夫人入教者亦多达八十余人。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称：“崇祯末年，教传十三省，当时全国止十五省，惟云贵未传到。教友约十五六万，内有大官十四员，进士十名，举人十一名，秀才生监以数百计”。
连皇帝身边的宦官和宗室都信教，崇祯皇帝也在耳濡目染中，对天主教有了很多的了解。
二，崇祯皇帝委任徐光启督修历法，接触公教信仰
崇祯二年，雷厉风行的崇祯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在将其余党肃清以后，帝委任徐光启督修历法，徐光启则邀请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进入历局，以西洋新法交互参考，最后修成《崇祯历书》。
在此前后，崇祯皇帝与与徐光启频繁交流，与天主教传教士也多有往来，徐光启将汤若望介绍给了崇祯，汤若望才学广博，深受崇祯帝信赖。
汤若望把巴伐利亚大公赠与的一本内容为耶稣基督事迹的精美画册，附以中文说明，连同一套三王来朝模型，呈献给崇祯皇上。
崇祯帝对汤若望献上的圣像非常喜爱，置于案上“凝神细阅，几不忍舍”，置于内宫御几，许后妃们翻阅观赏。还将皇后召来，向她“指示讲解”，致使“皇后虔诚下拜”。
三，崇祯帝虽未受洗，但已有愿洗之心
崇祯十三年汤若望还直接上书崇祯帝，对崇祯帝讲述改奉天主教的好处:“凡遵其教者，必与上升，以享真福。盖天主至公，无善不报，……王者用之治国，则俗朴风淳，人心和辑; 君子奉之修身，则存顺殁宁，永远吉祥。”
他向崇祯帝详细阐述了信奉天主教的好处，尤其是天主可以帮助他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着实令崇祯帝为之心动。
据《烈皇小识》、《崇祯宫词》等书记载，崇祯帝在徐光启等人的影响下，似乎有皈依天主教的倾向，曾把宫中累年供奉的佛像，尽数捣毁。
《正教奉褒》记载，崇祯十四年( 1641) ，汤若望等天主教士因修历有功，崇祯帝命礼部“褒扬天学”。礼部按崇祯帝意旨，“将'钦褒天学’御题匾额，分赐各省西士祇领，悬挂天主堂中。
崇祯皇帝将天主教视为“天学”，力加褒扬，崇奉之情可见一斑。
当时朝野认为崇祯帝虽未受洗，但已有愿洗之心。人们曾多次听到他说：“天主教义是真而圣的，我因渺小，未能全懂。”
四，公教真谛令崇祯帝心动，但儿子之死使其放弃
有许多证据显示，明思宗朱由检有很多机会接触天主教信仰，但没有资料显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尽管汤若望如同利玛窦一样，希图让皇帝成为教友——如同教会三百年之际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那样——那么圣教就可以广扬于中国了，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而对崇祯皇帝信仰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件事，是他第五个儿子朱慈焕之死。
朱慈焕是崇祯特别喜欢的爱子，但从五岁上就开始生病，就在崇祯开始心仪天主教，将宫内偶像捣毁之后，朱慈焕的病碰巧就加重了。朱慈焕于临终将死之时，在人教唆下把自己的病患归咎于父亲的天主教倾向和对偶像的不尊。
朱由检吓坏了，“极力挽回，已无及矣”。于是“痛悔前事，特颁谕内外” 。从此与信仰渐行渐远。
五，实用主义原则使崇祯与公教会最终有缘无分
文秉是崇祯时内阁大学士文震孟之子，熟悉宫中掌故，文秉在他的《烈皇小识》道: “上( 崇祯帝) 初年崇奉天主教。( 徐光启) 上海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进天主之说。”
所以在有的史书中就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不小心就让人产生误读，以为崇祯是“中国天主教第一位天主教皇帝”。
事实上，当时崇祯皇帝皈依公教会困难重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福音入华早期碰到的一个难题是：来自一夫一妻制的挑战。崇祯皇帝虽然勤俭自律，但是真正要实施到具体行动，仍然要面对朝野的重重阻碍。
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不可能置传统的儒、释、道于不顾，在明末社稷、江山危急存亡之际而改投新入西来教会，那是崇祯难以逾越的障碍。
崇祯帝面对腐败的政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精神上，都在寻找出路，而西来的天主教给他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崇祯皇帝的信仰主要出于实用主义原则，实际上与公教信仰相知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