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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傅作义进犯  那时候，傅作义从我们手中夺取了归绥、武川、陶林（今科布尔）、卓资山、丰镇、集宁之后，又夺取了兴和，逼近了天镇、柴沟堡，并有向张家口进攻的态势。 中央军委指示，立即由晋察冀、晋绥军区共同组织绥远战役，反击傅作义的进犯，消灭敌人，收复归绥，解放绥远。规定在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整个战役由贺龙同志和我统一指挥。 我看了这份电报，对于立即向绥远发起进攻，觉得未免过于仓促。我走到地图前面，琢磨着怎么样完成这一任务。 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中写道：“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现在，正是农历八月，虽然岑参写的是甘肃安西一带的情景，可塞外秋冬交替短促，我是耳闻目睹过的。有时候，一场霜雪落地，塞外就进入了冬季。况且，我们的部队进入绥远，尚需一段准备时间，等进入绥远境内作战，恐怕已经是天寒地冻马蹄僵了。显然，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对我军作战行动甚为不利。 军委电报要求，晋察冀军区除留下一部分部队守卫张家口外，应集结两万五千人以上的主力部队执行这一任务。而我区当时组建野战军的工作，正在酝酿搭架子，配备各级领导班子，各团队也在进行整编，基层干部和战士没有经过很好的战术、技术训练，他们比较熟悉游击战，不熟悉运动战，更没有攻坚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这些，对进攻绥远必然会带来一定困难。 傅作义的兵力约四万七千人，连同地方杂牌军和阎锡山在大同附近的部队，总兵力达到九万七千人，除留一部分驻守归绥、包头外，主要分布在平绥铁路沿线的丰镇、红砂坝、官村、集宁、卓资山等地。 根据中央军委的电报，我们立即进行了研究、部署和准备，决定抽调冀察、冀晋、冀中三个纵队，协同晋绥军区的五个旅，进行绥远战役。我们的兵力共十四个旅五万三千余人，比傅作义的兵力略多，但在总的兵力对比上，仍处于劣势。不过，反击傅作义的进犯是必要的，又是军委确定的任务，我们只能去努力完成。 为此，我们加速健全了部队各级组织，进行了必要的战前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冀中纵队，他们在整编前，长期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中，每人头上蒙一条羊肚毛巾，身上穿的还都是便衣。我们根据当时的物质条件，在开进途中，给冀中纵队换了军装，补充了轻重机枪、迫击炮，还以营、连为单位，调整了步枪的口径，匆匆完成了战役的准备工作。 几天之后，我区部队分别到达了指定集结地点。冀察纵队集结在兴和、柴沟堡一线；冀晋纵队解放了阳原、浑源，进入了阳高地区；冀中纵队经过长途跋涉，从冀中平原到达了张家口以西新平堡附近地区。 十月十五日，军区发出绥远战役命令，各参战部队十八日晚上出动，十九日拂晓前同时动作。冀察纵队直捣隆盛庄，冀中纵队直取张皋镇、三水岭、官村，冀晋纵队分两路，一路向聚乐堡进攻，一路向红砂坝、丰镇进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到十月二十二日，我军先后占领了这几个地方，并孤立了大同，切断了傅作义与阎锡山的联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几仗大多打成了击溃战，歼敌不多。在这期间，晋绥军区的部队也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凉城、新堂、陶林等地。 在我军猛烈攻击下，傅作义看势头不对，急忙命他的部队向归绥退却。 十月二十二日，我们发现敌人在集宁只留下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一○一师，于是即决心以冀察、冀中两个纵队的兵力，聚歼集宁的敌人。但是，又由于有的部队行动不够坚决，未能截断敌人的退路，敌人听到风声就夺路西逃了。我冀中纵队赶上去时，只将该师的一个团击溃。我军随即于十月二十四日占领了集宁。 为歼灭西逃的敌人，晋绥军区的部队主力从凉城一线向卓资山疾进，在卓资山、福生庄歼灭了敌新编第二十六师四千余人，以小的代价取得了大的战果。这时，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一○一师，已撤到了卓资山以西，翌日，我又把这股敌人堵击在魁盛庄东北，可惜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赶到，又一次让敌人跑掉了。 十月二十六日，我区前线指挥部随着战役的进展，从兴和、三水岭移向隆盛庄。我与贺龙同志约定在那里见面。我到隆盛庄的时候，贺龙同志已经先到了。我们一起到了卓资山，两区部队在那里会合了。我和贺龙、李井泉同志见面后，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当时，傅作义为避免遭受我严重打击，采取了“一触即退”的战法，他的部队对当地地形熟悉，骑兵部队较多，跑得很快。十月二十五日卓资山一战，敌新编二十六师被晋绥部队大部歼灭后，到二十七日，他把主力约六个师撤到了归绥。据此，我们商定，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后路，孤立归绥之敌，以利于在其动摇恐慌时予以歼灭。 实际上，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归绥外围的许多据点，于十月底，两区部队主力很快完成了对归绥的合围。 这之后，敌人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先后用两三个师的兵力，向坝口子等归绥外围我方阵地发动了五次反扑，由于反扑未成，又转入了凭坚据守。 按预定计划，合围归绥后，我们立即以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骑兵旅和冀察纵队骑兵旅第二团，沿着铁路线向包头推进。经过约一个星期的战斗，在击溃和歼灭了几批小股敌人之后，我军即抵达包头城下。 到十一月中旬，我军围困归绥已经半个来月。因为归绥有新旧两城，城防设施坚固，城周围有许多大小碉堡，守敌有六个师两万多人，城内又储备了大批粮食、弹药，所以傅作义的固守决心比较大。我军缺乏火炮，也缺乏大兵团攻坚战的训练和经验，几次攻城，都没有能够成功。在归绥，形成了双方僵持的局面。如果我军决心付出大的代价强攻，我估计外面的旧城可能攻克，但新城难以突破，无法消灭傅作义部队主力。 在包头，敌人约一万二千多人，我军几次攻击未能奏效。后来，我军四个营奋勇猛攻，曾一度攻入城内，因不善于巷战，突破口被敌人堵住，有两个营在城内受到比较大的损失。而且，十一月中旬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师已经到达临河一线，正在向包头逼近，我军有受敌腹背夹击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很需要与贺龙同志再作商议。于是，我从陶卜齐绕到归绥城西与贺龙同志会面。我们商定的下一步部署是：由贺龙、李井泉同志率晋绥部队全部西进增援包头，争取一举攻下包头，并打击向包头增援的敌人。晋察冀部队由我指挥，继续围困归绥，如果敌人出来救援包头，就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晋绥军区部队攻下包头后，主力即行东转，再共同围攻归绥。 当时我感到，我军兵力在归绥、包头两点虽然都略占优势，但不占绝对优势，攻城不下，对峙久了，则消耗过大，粮食、弹药的供应会更为困难。要攻克归绥、包头，必须增加较多的兵力，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晋察冀和晋绥都难以做到。塞外的严冬，对我军作战也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所以，我当时向贺龙同志讲了这样的意思，我军能拿下包头，再回师解放归绥，那当然最好，否则不宜在绥远地区与敌人长久对峙，或集中兵力打归绥，或主力东调回到根据地，只留部分兵力巩固新开辟的地区。贺龙同志表示与我有同感。于是，我将我们商定的部署和我的想法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过了两三天，中央军委回电，下达了主力西进的指示，肯定了先取包头的意图是对的，而且让我也率晋察冀部队主力，与贺龙、李井泉同志率领的晋绥部队一同西进，只留少量兵力控制归绥要点，做弹性围困，进行封锁、袭扰。如果包头不能迅速攻占，晋绥部队全力西进，消灭马鸿逵援兵，夺取五原、临河、陕坝；晋察冀部队主力控制包头至归绥的中间地区，隔断绥、包敌人的联系，并相机攻取包头；晋绥部队完成任务后，留一部分部队控制五原、临河、陕坝，主力回师东进，与晋察冀部队再攻归绥。 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当即进行了讨论，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置归绥于不顾，而倾全力取包头的方案，这显然是不妥的。尤其是晋绥军区主力西进后，傅作义曾派骑兵第四师由归绥乘隙出犯，以一个骑兵纵队配合，向归绥、包头之间的萨拉齐方向攻击，妄图隔断我包头地区部队的后路。虽然后来骑四师在萨拉齐地区与我军作战时仍然“一触即退”，没有对我造成威胁，但这个动向很值得我们警惕。于是我向军委建议： 第一，如果晋察冀部队主力西进，围城部队即转为劣势，而敌人必然乘机反击，全部战局有恶化的危险。 第二，如以全部主力西进，去夺取五原、临河、陕坝，这样，就分为归绥、包头、河套三个战场，相距八百余里，势必兵力分散，三处力量皆弱，难以相互策应。 第三，绥远地区并非根据地，没有巩固的后方补给线，粮食、弹药无法迅速前运，伤员后送也是个大问题。 我的意见仍按原部署进行，再打几仗，看情况发展，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请中央军委重新慎重考虑。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时间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相机再定今后计划。” 到十二月初，中央发现敌人有集中兵力进攻张家口的迹象，于是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又来电指示，正式结束了绥远战役。 在将近两个月的作战中，我区协同晋绥军区部队，把猖狂进犯解放区的傅作义部队，一直打回归绥、包头，先后歼敌一万二千多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受苦受难的绥远人民，初次接触我军，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当时对我军都以“菩萨军”呼之，这也是政治上的一个收获。 但是，这次战役的教训也是值得记取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发起绥远战役的战略意图有积极的一面，这就是反击傅作义的进犯，收复失地，打击他的气焰，这对解放区的巩固是很有利的。战役的结果证明，这些目的是达到了。但从力量对比和我军的具体条件来看，要求夺取绥远全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当时，部队正处在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过渡之中，刚从小团扩充到大团，新兵补充得很多，各项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跟上去，武器装备比较差，尤其是缺少火炮。部队训练也差，不会打大兵团的运动战和攻城战。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许多成员来自县大队、区小队，要到塞外作战，时值冬季，长途远征，出现不少思想问题，这也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总之，这次战役无论是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资上都准备不足。所以，在战斗中往往出现击溃仗多，歼灭战少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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