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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经历丰富，积极投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被捕入狱，差点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首任典礼局局长，为新中国的外交礼仪工作开了许多先河…… 主持首次军衔授勋典礼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举行了一场永留史册的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授勋典礼。十位开国元帅，55名上将，若干少将、大校等被授勋。众所周知，这次活动不论是在当时的新中国，还是在现在来说，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但你知道吗，这次大典的主持人是我们合肥人余心清——新中国首任典礼局局长。 据档案记载，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0月，为了承办各国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等外事活动，按照国际和中国传统惯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局，任命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余心清为局长。 作为第一任典礼局局长，在主持这次重大活动之前，余心清其实已进行了多次开创性的工作。比如，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他亲自把关开国大典的国宴，从受邀嘉宾名单的拟定、宴会的布局、宴会的流程到宴会的具体礼节要求，无一不是严格把控。 再比如，开国大典第二天，苏联宣布与中国建交，其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将于10月中旬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首次外事礼仪活动，周恩来总理指令余心清具体安排有关事宜。余心清提出，在毛泽东接见罗申大使时设立仪仗队迎送，以烘托隆重、友好的气氛，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是新中国第一支外事仪仗队。这次仪式因此受到多方关注。 那么，余心清到底有何来头？他为何能胜任首任典礼局局长这一重要职务呢？翻开余心清的人生履历，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人生其实充满了传奇色彩。 积极投身革命工作 1898年，余心清出生于合肥。据史料记载，余心清的祖父曾是淮军的一名将官，南征北战，颇有积蓄，在三河镇和合肥、南京均置有房产。余心清的童年就是在热闹繁华的南京度过的。只可惜他的父亲此时已将祖上遗产挥霍殆尽，虽然余心清自幼聪颖好学，怎奈家道中落，他没有读完小学便辍学在家，16岁就开始代人写书信、状纸，贴补家用。 191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正在街头纳凉的余心清偶听邻居谈起美国人将在南京开办一所神学院，考上的管吃管穿，还不用交学费。他顿时眼睛一亮，决定去参加考试。经过努力，他如愿以偿录取。四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金陵神学院。1922年夏的一次演讲会上，余心清结识了时任河南督军的冯玉祥。冯玉祥非常欣赏这位同乡，并邀请他参加自己的部队。从此，余心清步入军界、教育界及政界，并和冯玉祥结下了旷世之交，余心清唯一的女儿余华心后来嫁给了冯玉祥之子冯洪达。这当然是后话了。 当时中国的现状深深地刺痛了余心清的心，他决定出国留学多学知识来改变国家。于是在1924年秋，余心清进入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深造。余心清有着良好的英文底子，在大学又进一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他默默地思考着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渐渐地意识到唯有搞教育，让更多的人得到知识，才能使中国崛起。 几年后，余心清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他带着当时已是未婚妻的女同学刘兰华回到了国内。他们在开封举行结婚仪式后，余心清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先是担任开封训政学院院长，后又调任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校长。铭义中学红色基础很好，很早就建有地下党组织，余心清担任校长后还创作了铭义中学校歌，“铭义同学们！振奋起来！黑暗的时代，悲惨的国运，待我们打破，我们拯救。勇敢无畏，肩负起历史使命。起来！起来！苦读，苦练，苦作！大家咬紧牙关，与时俱进有创造性，养成伟大气魄，为民族求得不灭的光明。”以此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从这两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少后来都是抗日战场上的骨干。 1933年热河沦陷后，余心清先是参加了冯玉祥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总务处长兼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但不久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镇压，功败垂成；后余心清转赴福建参加福建政府宣告反蒋，再次失败后遭到蒋介石通缉，他被迫流亡日本避难。 身在海外的余心清对祖国有着深深的眷恋。1935年夏，他冒险潜回国内继续从事反蒋活动。中国共产党对余心清爱国反蒋的行动十分赞赏，邀请他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余心清肩负起在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统战工作的任务；后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不辞辛劳，努力开展救济难民和收容孤儿的工作。抗战胜利后，余心清参加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他与共产党员徐冰等人直接联系，积极投身民主运动。 开中国外交礼仪工作先河 在余心清的人生历程中，还有一件事也是险象环生。那就是1947年策反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起义。 为了孤立蒋介石，策应解放。余心清一直思考着工作的切入点。恰巧老朋友孙连仲主动邀请余心清到北平。余心清认为这是个机会。于是，他于7月底动身离开重庆，9月初到达北平。而孙连仲请余心清是为他主持一个顾问团，余心清便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展开民主活动。他请许多知名的大学教授，一道讨论国际形势，并作了大量工作争取孙连仲起义。在余心清的耐心争取和大局势的影响下，举棋不定的孙连仲表示愿与中共进行洽谈。余心清当即电报周恩来，“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然而不幸的是，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敌人侦破，这份写在香烟盒上的电稿未能及时销毁，导致余心清于1947年9月26日被捕入狱。 余心清被抓的消息在全国引起震动。他先是关押在水西门外上新河“军人监狱”，但很快又转押到城内老虎桥监狱。此时的余心清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狱中他写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全国的人，都不愿打内战。国家的人力、财力，也不许打内战。穷兵黩武，后患堪虞！见仁见智，非我所顾。年已半百，死当其时。”1948年5月27日，他又写下著名的遗嘱，“中国在黑暗中，我死在黑暗里。黑夜不会太长。独夫就要完场。朋友们，不必为我悲伤，天亮以前，要把恶势力的残余扫光。” 随着国民党军事力量逐渐落败，不久蒋介石被迫下野。1949年初李宗仁上台后，经中共地下党大力营救，余心清获释。出狱后的余心清在香港短暂停留期间，把狱中所见所闻写成10万余字的长篇纪实体小说《在蒋牢中》，后出版成书。 解放战争胜利后，余心清应邀来到北京，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新政协开幕，余心清出任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并在会上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因为余心清长期从事民主运动和教育工作，又熟悉中外礼仪，擅长礼宾工作，所以当政务院典礼局成立时，他成了不二的局长人选。据档案记载，余心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任政务院典礼局局长时，与外交部同为合肥人的龚普生等一起，参照各国礼仪典制，为我国制定了最初的一套外交礼仪制度，并将各省市相关人员调来北京学习。总之，余心清为新中国的外交礼仪工作开了许多先河，因此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表扬。□李敏 筱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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