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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濮阳整训 张震  1947年秋冬，我们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第2纵队与兄弟部队一道，在东线兵团指挥下，经过近4个月的胶东保卫战，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占领胶东半岛的企图。随后，于1948年1月在掖县、高密、莱阳、诸城一带转入休整。 按照当时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统一部署，我们在诸城以南的洋河崖地区利用休整之机，贯彻落实“三大方案”(精简编制、供给标准、清理资财)，学习渤海区“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经验，展开土改学习和整党运动。2月7日，韦国清司令员从华东局开会回来，他告诉我，上级已决定调我去西线兵团工作，同时还说我们第2纵队将准备南下苏北作战，进一步开辟外线战场。 2月16日，我启程赴诸城以南华东局所在地大毛庄正式受领任务。从华东局首长那里知道，中央军委已决定成立党的东南分局和东南野战军，以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委。东南分局由粟裕任书记，叶飞为第一副书记，金明为第二副书记。同时，以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番号是秘密的，拟准备过长江后再公开)，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叶飞为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金明为第二副政委，我为参谋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准备作为第1梯队南渡长江，开辟新的战略根据地。并以华东野战军第3、第8、第10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2兵团，作为第2梯队，拟于次年二三月间渡江南进。 受领任务后，我感到中央军委又有了一个新的战略意图。从当时我的主观愿望上讲，还是想同第2纵队一道回华中，但由于渡长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所以也不便提此意见。我匆忙返回大抬头与纵队师以上干部话别。与多年患难与共的战友们分手，真是依依难舍。他们的愿望也同我的想法一样，就是一起打回苏北、淮北去，重返我们曾经长期浴血奋战过的老根据地。当晚，天下着小雨，雨中夹雪，天寒地冻，我到东线兵团指挥部向谭震林政委、许世友司令员辞行。在大抬头，华东局还专门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午餐，虽说是“贫下中农标准”，但对我来说，已是非常满意了。 2月21日，天气转晴。我随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一道，经掖县、沙河镇至小清河渡过黄河，过利津抵达惠民稍住。沿途曾遇到华东局、华东军区首长张云逸、邓子恢、舒同等，他们分别同我谈了目前战局以及可能的发展，和如何加强军政教育，提高部队素质的问题。邓子恢副政委还同我说:“我们到山东已经一年多了，这次中央决定要恢复华中，并发展东南。我们计划将淮北、淮南两个区合组一个江淮军区。原来打算让你去负责军事指挥工作，因为你同雪枫同志一起在那里搞了不少年，情况熟悉。但中央军委决定调你去粟裕同志那里，作为第1梯队行动，突破长江天堑打到蒋介石老案去，担子更重，所以我们也就只好收回成命。” 老上级、老首长们的鼓励，使我更感到组织和领导上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本来，就我个人的想法，还是多搞一些军事指挥工作，对自己锻炼提高更大些。但组织上决定让我“重操旧业”，继续担任司令部工作，便也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好。2月28日，我动身赴德州，转高唐，经阳谷、范县直向西南，于3月3日下午6时许到达淮阳县东北华野西线兵团司令部驻地孙王庄。 到达孙王庄后，见到了粟司令员、叶副司令员、金副政委、钟主任以及华野刘先胜副参谋长。在欢迎会上，粟司令员专门让司令部参谋处长夏光向我介绍了参谋工作情况，并对加强司令部建设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交谈间，我向他们表示自己能力不行，难担此重任。粟司令员笑着说:“我向华野前委和中央军委建议，还是你来比较合适、。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商量，重担子大家一起挑嘛!”他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解除了我的种种顾虑，使我觉得，能在他直接领导下一道工作，学习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杰出的领导才能，确实机会难得。 当天，粟司令员同我一直谈到很晚，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当前形势和中央军委赋予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的任务。他说，经过一年半的解放战争，全国战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敌人的战略进攻已明显减弱。党中央、毛主席紧紧抓住战局发展的有利态势，及时指挥我军实行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按照这一方针，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把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一部分敌人吸引到中原地区，打乱了敌人的全盘部署，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全国各战场也先后展开外线进攻作战，陈(赓)谢(富治)集团在豫西和豫陕边境辗转破敌，开辟了豫陕鄂边区;我华野西兵团挺进豫皖苏，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这一重要的前进基地。这样，出击外线的3路大军互为椅角，再加上山东以及陕北我军的两翼牵制，可以说，我们已在中原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 接着，粟裕司令员向我介绍了敌人在中原地区的整个兵力部署及企图。他说，敌人现在采取尽可能争取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这就是他们的所谓“总体战”的新战略。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共分为8个绥靖区，另以其主力组成邱清泉、胡琏、孙元良、张轮、裴昌会和张淦等6个机动兵团，分由顾祝同、白崇禧和胡宗南指挥。他们企图保持津浦路，并以平汉、陇海路作为分割中原我军的“十字架”和伺机进攻中原我军的依托，其重点则在大别山地区，不让我军在该地立脚生根，以巩固其长江防线，确保江南基本统治区的安全。 讲到这里，粟司令员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指出，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军委命令我们进行两个月的休整，然后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或洪湖、河阳(今污城)地区强渡长江，挺进到湘西、鄂南，然后转向东南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创建新解放区，以求吸引中原敌人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后经我们再三考虑，分析利弊，提出建议，改为在湖口、当涂间，浦口、江阴间采取宽正面分路及分梯队偷渡的方法，渡过长江，直趋闽、浙、赣诸省。因为这一方向距离较近，部队地形民情较熟，可以减少伤亡和消耗，保持强大的突击力量，也易达成战略的突然性。 粟司令员还特别告诉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这一战略行动十分关注，称之为“第二次战略跃进”。听了他这一席话，联系赴淮阳途中华东局、华东军区首长的交代和当时山东解放区积极准备以一部主力南下苏北的行动方案，对于整个战局发展情况和第1兵团将要进行的战略行动心里有了底。同时，也深感我们即将在淮阳展开的整训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如搞不好这次整训，就难以担负起如此艰巨的战略任务。 我们第1兵团的整训始终是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早在1948年2月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曾电示华野前委，大致规定了我军整训期间的主要日程安排与要求，明确了陈毅、饶漱石等于3月初到中央工委开10天会，然后返粟裕所部召开团长以上高干会议。并明确指示:这次会议应于3月10日开始，4月1日前结束。4月1日至4月15日召开各旅、团的连长和政治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要求以上两次会议均集中讨论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政策性问题，从而将党的方针政策彻底弄清楚。同时，还规定我军的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4月底前完成。 关于我们实施休整的地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也是反复考虑，谋而后定。其间经过了这样几次变化:开始是让我们在许昌、临颖地区休整，并令刘邓部跳出大别山之4个纵队渡淮北上，与陈(赓)谢(富治)集团、陈(士集)唐(亮)部合组野战军，以北面为主要战场，集中兵力打几仗，配合我们在南面展开休整。 2月20日、21日，毛泽东主席又电示刘邓、陈唐、陈谢和粟裕，令粟裕率部北上，移黄河北岸安全休整两个月。同时指示刘邓部跳出外线之4个纵队在沙(河)淮(河)间地区转入休整。陈唐与陈谢两部集中于平汉线以西、郑(州)渔(关)以南寻求战机。华野第10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在沙河、陇海、津浦间实施机动，调动国民党军整编第5军等部向南，以保障我军集结于黄河以北进行休整。据此，粟裕即率第1、第4、第6纵队等部星夜北上。 当时国民党以其驻太康、拓城、淮阳地区之整编第5军、整编第75师向鲁西南之沙土集、龙岗集地区急进;以原驻于陇海线之整编第84师、新21旅、伞兵总队等部，进至青尚集、苏集之线;以原驻于开封之整编第55师进占考城，整编第68师之第119旅进占兰封、曲兴集之线，企图阻我于陇海路以南，破坏我军北上休整的计划。在北上途中，我部曾遭敌第5军、第75师截击，我即以第1、第6纵队在陇海路南北往返机动，以分散敌之兵力，并先后攻歼了考城、兰封之敌。在第1、第6纵队的掩护和华野第10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的策应下，我兵团指挥机关及第4纵队渡过了黄河。正在这时，敌第5军、第75师掉头南下，威胁我刘邓部。 2月27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又命令粟裕率部于黄河南岸一面休整，一面起到牵制敌人全力南下之作用。据此，粟司令员即令第1、第6纵队继续在鲁西南地区活动。3月5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再次指示我们:第1、第6纵队立即开赴黄河以北集结。 刘邓部之主力独立应付沙(河)淮(河)间敌军。同时通知我们，陈毅、饶漱石等在中央工委开会结束后，大约于3月15日至20日回我们这里传达中央指示精神。 据此，我第1、第6纵队即以突然的行动，背敌兼程北上，3月12日全部北渡，进抵濮阳地区。这样，我们第1兵团终于完成了在黄河以北地区集结休整的部署，我兵团机关与第4纵队位于濮阳城附近地区，第1纵队位于大桑树地区，第6纵队位于孙固城地区。 从当时华东野战军的实际情况看，充分利用战场休整之机，深入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确已非常必要和刻不容缓。自解放战争爆发以来，我们同其他兄弟部队一样、是在频繁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渡过的，从苏中打到淮北，从苏北打到鲁南，从鲁南又转战胶东。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外线出击，我们又迅速出击鲁西和鲁西南，挺进豫皖苏，几天就打一仗，甚至有时一天打好几仗，没有时间坐下来整顿部队，清理思想;再加上大批新战士和解放战士补入部队，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一些老同志由于长期的艰苦战争，在执行政策、作战指挥和部队管理上也表现出许多不良倾向;部队组织纪律性差，进入新区后连续发生严重违犯纪律的现象;民主制度也不够健全，军阀主义倾向有所滋长。显然，不解决上述问题，就难以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的战斗任务。 第1兵团组建前后所属各部队从1947年10月至1948年初，都先后利用战场休整间隙开展过土改教育，从而为这次休整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部队全部到达濮阳地区后，我们即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历次电报指示，迅速拟定了我部正式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计划方案。大体安排是:从3月15日开始，用1周左右时间，先召开纵队级会议，学习有关文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发扬民主，找出部队带倾向性的问题。从24日起，召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深入讨论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十大军事原则”，检讨战术技术和部队作风纪律上的主要问题。部队在3月25日前进行三查三整，尔后转入业务与技术训练，4月20日前结束整训，最后用10天时间进行出发准备。后来，由于情况不断变化，计划内容作了适当的调整。 首先，我们仍然是以土改教育为中心，以干部为重点，发动组织群众诉苦，然后在诉苦的基础上进行“三查”，尔后再进行“三整”。土改教育主要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文件，提高对土地改革重要性以及人民军队必须支持土改的认识。其方法步骤，一般分为引苦屯诉苦和挖苦根3个阶段，通过典型示范，启发阶级仇恨。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坚定部队为土地革命而战，为穷苦人翻身而战的斗争意志的根本方法。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三查”，揭发错误，揭露矛盾，深入开展思想斗争，按照先干部后战士，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通过典型报告，号召坦白反省，启发自觉检查，围绕战斗、工作表现，从对土改斗争的立场、态度着手，逐渐深入到重点检查地富思想、右倾保命、军阀残余、腐化堕落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而找出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最后通过“三交”(交代本人历史、交代家庭经济情况、交代社会关系)，对照农村土地改革中划分阶级成分的指示，评定每个同志的阶级出身和本人成分。 在三查之后即开展三整，特别是通过整顿组织，加强党支部建设，发挥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普遍进行党员教育，征求广大群众对党支部领导的意见，并逐个评议党员，同时在连队班排组织中调整骨干，试行民主推荐干部的办法，提拔大批优秀的工农骨干充当基层干部，并妥善处理少数混入我军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从而纯洁内部，巩固部队。此外，还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在连队和机关伙食单位中，普遍建立起战士委员会等。 通过濮阳整训，极大地提高了部队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更加明确了“为谁打仗”、“为谁服务”的问题，进一步巩固了内外团结，增强了党的政策观念，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各种破坏纪律、违反规章制度的现象大为减少，军阀主义倾向得到了有力的纠正，军队的民主空气日益浓厚，整个部队建设出现了一派新气象。濮阳整训的实践充分表明，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确实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濮阳整训也是我们第1兵团为完成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赋予的渡江南进战略任务而展开全面准备的整军运动。它不仅要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作好准备，使部队经得起千里转战所面临的各种艰难困苦的严峻考验，同时又要求迅速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和战胜各种敌人的战斗能力。为此，我们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始终坚持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并重的原则，发扬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通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三大目的。一方面，通过“三查三整”，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另一方面，在“三查三整”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军事练兵运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在部队整训全面开展的同时，我们起草下发了《四周军事教育休整指示》，要求部队在一个月内的“三查三整”工作大体结束后，继以一个月时间开展军事大练兵，战士熟练四大技术，干部学会山地、河川和城市战斗的组织和指挥。司令部还陆续翻印和编写了军事教育参考材料下发部队，作为部队军事训练中学习的基本依据。此外，根据南进的需要，加强了司令部建设，建立了司令部的各种参谋制度，并进行了机关的组织整理，压缩庞大重叠的机构，使首脑机关更加精干灵便以提高效率。 为了保证部队长途转战的需要，我还与兵团财经委员会主任骆耕漠、供给部长郭金林、卫生部长李振湘、军械部长李仲麟等反复研究了如何实施运输、卫勤保障，以及南进中的经费、供给标准等问题，并决定对南下司、政、供、卫机关人员进行专业训练。整训期间，中央军委从邻近的解放区为我们调集了一大批地方干部和民工，印制了“东南流通券”，并准备了部分银元。我们还专门派出了渡江侦察分队，区分了各个侦察地段，分头了解当地的水情、民情及船只情况。总之，一切都已秘密而迅速地准备停当，真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渡江”了。 为了加强对这次新式整军运动的领导，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同时通过这次整训，对华野前委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加以认真的检查，使之更加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我们第1兵团于1948年3月中旬到5月下旬召开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即濮会议)。第一阶段从3月14日到4月9日，为准备会议及有纵队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第二阶段从4月10日到4月26日，为纵队纵委扩大会议及前委扩大会议总结。第三阶段为5月12日朱总司令到达淮阳后，进行作战动员以及围绕中央战略行动方案改变后进行的一系列准备会议。 在第1兵团新式整军运动全面铺开的基础上，我们于3月14日召开准备会议，研究了华野前委如何开展整训的有关问题。3月17日，前委扩大会议正式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兵团负责同志以及第1、第4、第6纵队的主要领导等。粟裕司令员首先讲话和进行新式整军动员。他在说明了这次华野前委扩大会议的重要意义、目的和任务之后，对自己在华野工作期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为尔后整个会议期间，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解决好领导班子内部的各种问题，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3月18日以后，其他同志陆续发言，对部队中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谈了各自的看法。  其间，接到陈毅司令员电示:会议可改为兵团党委扩大会，并要求我们严格整党、检查历史与政策，解决好党委内部团结诸问题。按照陈毅司令员指示精神，会议经过一周的酝酿与讨论，一致认为，从部队中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来看，其主要原因在于领导中日益增长的军阀主义倾向。叶飞、陶勇和王必成3位纵队司令员也先后在会上发了言，对自己存在的问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从3月26日起会议休会，大家回去分头布置工作，30日继续开会。其间，我与各纵队参谋长一起研究了部队编制、供给标准和携带物资问题，召集了直属队各部门行政首长会议，安排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 正在会议深入进行之时，陈毅司令员从中央开会返回，于4月1日晚抵达孙王庄。他不顾旅途劳顿，第2天上午便参加了会议，听取了粟裕和我对第1兵团南征之干部、装备及准备情况的汇报。4月5日，陈毅司令员为会议及兵团团以上干部作了赴中央及陕北等地沿途见闻的报告，向大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当我们听到毛主席对华东野战军很关心，对我军作战很放心时，大家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浑身充满了力量。同时，他还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告诫:今后要讲究政策，整顿纪律，不能胡来。大家感到确实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这支部队存在的主要问题。 另外，陈毅司令员还向我们介绍了西北野战军，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优良作风和作战建军经验，要求我们一定要虚心向兄弟单位学习。陈毅司令员说，要树立起新的观念，明确各级部队不仅是一个战斗单位，而且是一个讲政策、守纪律的单位。必须强调政治领导，要发扬一面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新区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要认真开展自我批评，特别是检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问题。 陈毅司令员肯定了我们前委扩大会议以检讨军阀主义倾向为主要内容是正确的。他严肃地向我们指出:第1兵团前委中目前虽然还没有人敢于对抗党的政策路线，但在带头执行党的政策和严格军队的纪律上，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当然，检查军阀主义倾向不是要找出一个什么代表人物，而是着重于分析这种错误倾向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从中找出克服的方法。他说，只要在广大干部战士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领导以高姿态进行深刻检讨，这种错误偏向一定能够克服，在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不要赶时髦，一定要强调用原则解决问题。 最后，陈毅司令员再三强调了加强纪律，从严治军的问题，指出，这是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陈司令员的报告是第1兵团新式整军运动向前发展的再动员，从理论上武装了全体高级干部的头脑，解开了同志们心灵深处的“疙瘩”，使大家感到心胸豁然开朗。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深深地感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人民军队干部的本色，我们有什么错误不能丢掉和改正呢?同时，陈司令员的报告又为我们下一步整训确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原则，比如他特别提醒我们在反对右的倾向的同时也要反对“左”的倾向，从而保证了会议正常健康地进行。 从4月10日起，转入由各纵队师团干部参加的纵委扩大会议。在部队查整运动深入展开，各种问题已有较充分揭露的基础上，各纵队以反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为中心，检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建军路线方面的情况，汲取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办法。第1、第4、第6纵队在检查了纵队领导干部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团结关系问题之后，充分发扬民主，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领导干部中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倾向，有力地提高了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改进了领导作风，增强了团结。纵委扩大会议于23日结束，历时12天。 从整个情况看，各纵队的整训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其间兵团还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陈司令员传达了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他以充满诙谐、深入浅出的道理，向大家讲述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如何夺取胜利的问题，以及统一战线政策、土改、整党、领导权问题及认真实行自我批评和新区政策诸问题，使我们对党中央关于整个形势的判断和提出的任务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明确了党在今后一个时期中所坚持的各项方针政策。4月24日至26日，陈毅司令员为濮前委扩大会议作总结。 他在总结中充分肯定了这次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这次打倒了一个强大的思想敌人，比我们过去任何一个战役的胜利都要大，今后新的行动是杏能够胜利，通过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绩就可以得出肯定的回答。情况的确如此，通过1个多月的前委扩大会议，军阀主义倾向得到彻底揭露和批判，从而为克服有些部队中存在的严重破坏纪律、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以及内部不团结等问题扫除了障碍。同时也为清除伴随军阀主义倾向而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山头主义观点、官僚主义作风、自由主义习气，以及轻视战术研究、贪污浪费等不良倾向创造了条件。通过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提高了部队的民主意识，开始学会和掌握了自我批评的武器，提高了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使华野部队的军政建设大大前进了一步。 陈毅司令员在总结报告中，从军民关系、军地关系、官兵以及上下级关系和同级关系等4个方面列举了军阀主义倾向的历史、社会根源，以及我军为什么会沾染此种倾向的原因，尖锐地指出军阀主义倾向同人民军队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反对军阀主义是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长期艰苦的斗争任务。他还联系华野部队的历史发展，检讨了自己对军阀主义倾向开展批评斗争不力所应负的领导责任，诚恳坦率地对与会纵队以上主要领导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 陈毅司令员的总结报告，运用毛泽东主席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理论，对华野部队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十分精辟的全面的理论阐述，特别是对如何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民主问题，对大家教育启发最大。 在政治民主方面，大家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对如何摆正政治与军事的位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正如陈司令员所说:军事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政策问题、政治问题，如果把军事只看成是单纯打仗，那就不能真正理解军事的意义。 其次，明确了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都是党的工作，必须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陈司令员提出:军事指挥员要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来号召大家尊重政治机关，保证政治工作的顺利进行;政治工作人员也要明确，提高政治工作的地位，全在于政治机关政工人员的模范作用、保证作用充分发挥。这样，就使我们对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明确了密切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的根本方法。 第三，弄懂了关于党委制和首长制的相互关系问题。 陈司令员说:首长制和党委领导可以结合，只要运用得好，不一定会矛盾，具体说就是党委领导第一，首长制第二。党委会闭幕后，就行首长制，不能因健全党委领导而轻视首长职权，同时，也不能因保留首长制而削弱党委领导。不能因需要首长决断而否定发扬民主，也不能以发扬民主而妨碍军队所必要的个人决断，军政首长都是党委派来指挥统帅部队的，都是党的代表。这些十分精彩的论述，使我们对军队中党委领导制度的认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第四，认识到在干部政策上，必须加强民主考查，特别要注意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当时陈司令员重申了党的4条干部政策，即:(1)对革命事业忠诚;(2)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3)有独立工作能力，勇于承担重任;(4)遵守党的纪律。同时，他还提出要坚持“破格用人”，打破资格论”。这就为我们在整训中调整各级骨干确立了正确的用人标准。 第五，对保持一个好的作风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陈司令员指出，军阀主义部队内部关系是吹吹拍拍，勾心斗角，奢侈腐化，雇佣思想;而人民军队的作风则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向人民负责，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团结一致，朝气蓬勃。 他不仅为我们区分两种性质的军队划分了明确的标准，也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决心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作风的紧迫感。 在军事民主方面，大家感受最深的是懂得了只有大胆地把军事与民主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战斗员的聪明才智，在作战中高敌一筹，这是我们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和显著标志。 当时，陈司令员要求全体指战员不能满足于以往的胜利经验，要以勇敢加技术的立足点出发，努力攀登战术技术与战斗作风的新高峰，不仅要善于打野战，同时还要解决能打山地战、攻坚战以及打钳制战等问题;要适应今后打大仗的需要，就必须总结提高我们进行大兵团会战的经验，使之更加系统和完善;在督战中既不能削弱部队的勇气，顾虑伤亡，也不能盲目地乱拼蛮干;作为上级，既要严格地督战，更要讲究给下级以具体的适时的指导，从而把战斗民主与集中指挥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样，就扫除了原先我们头脑中那种感到民主与军队特点不能相融的片面性，明确了进一步发扬军事民主的方向和目标。 在经济民主方面，认清了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好战争需要与人民负担的问题。 正像陈司令员指出的:前方部队要尽量照顾后方人民的负担，后方则应尽量照顾前方作战的需要。从我们部队当时的情况来讲，主要是一个“小公家”观点与“大公家”观点的间题。为了保证在经济上平等和实行经济公开，必须坚持集中统一的思想。对此，陈司令员强调:不能只要人家集中于我，我们就不能集中于人家，各纵队今后一定要做到一切缴获要归公，作为财政收入;.向公家要时须按制度领。缴了东西时不按制度交公，结果下面搞富了、肥了，公家就只有垮台。按照陈司令员指示，我们在师、团设立没收委员会的基础上，又在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组织了没收委员会来统盘掌握没收政策，较好地解决了各纵队存在的本位主义和小团体问题。 陈毅司令员提出并阐发的这些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人民军队建军思想和原则，后来，都由他亲自起草写入了华野前委《关于第一兵团部队展开反军阀主义倾向》的决议中，并在工作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因而整个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极大地提高了华野前委领导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前委内部更加团结，思想更加统一，步调更加一致，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就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整训期间，粟裕司令员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对中央军委决定以第1兵团渡江南进的战略决策产生了不同看法，在陈毅司令员从中央开会回濮阳之后，毅然向他当面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粟司令员从全局出发，对中原战场敌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分析，感到以3个主力纵队南渡长江，直插敌人的深远后方，实行“第二次战略跃进”，固然是一着大胆有力的妙棋，但同时确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困难和不利条件，实行起来，最终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不易统一，不如把第1兵团3个主力纵队留在中原，协同刘邓、陈谢及陈唐等部，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打几个大仗，更多地歼灭敌人，可能对全局更为有利。 粟司令员当时作出这一决定是十分不容易的。在淮阳整训期间，每当我去他那里汇报请示工作，经常看到，他手拿中央军委的电报，仔细阅读、琢磨，时而陷入沉思，时而一个人站在地图前面，用铅笔和手指在图上比来划去，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还先后几次要我们汇总侦察所得的敌情材料以供综合分析，并从不同侧面征询我们几个主要领导的意见。4月初，在陈毅司令员带来了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之后，粟裕对整个全局形势的了解更加透彻。他不是单纯以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为满足，而是从更好地贯彻中央军委关于转入战略进攻、展开外线作战的总意图出发，大胆直陈己见。在他的腹案基本形成之后，为了再次听取不同的意见，以示慎重，他将自己的全部想法同我们兵团几个主要领导人进行交换磋商，当时我们都完全同意和支持。 4月5日，经陈毅司令员同意，粟司令员要我召集各纵队参谋长研究准备其赴中央当面汇报工作的材料。1948年4月18日，粟司令员正式向中央军委提出如下建议:主张第1兵团3个纵队暂缓渡江，集中“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雨季和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另在敌近后方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在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坚强的远殖游击队。以上3线武装部队(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殖游击队)如能密切配合，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的发展。 当天上午，我们还请路过濮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专门作了大别山斗争情况的报告。先念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平原部队进入山区创建新根据地的经验，并强调了部队进入新区，长途转战，无后方支持的种种困难及必须注意的问题。接着，陈、粟首长就渡江南进的方针问题与李先念同志交换了意见。李先念同志也认为，还是先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然后再行南渡更为有利。同时，我们还征询了刘邓、陈唐等部对此建议的意见。4月20日，刘邓、陈唐分别复电我们，均对目前渡江的时机尚有所顾虑，我也更加深了对粟司令员所提主张的理解和认识。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收到粟裕在濮阳整训期间发出的建议电报后，十分重视，便电告华野前委，要陈、粟立即同赴河北阜平当面汇报。4月26日晚，陈毅司令员在进行了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之后，便与粟裕一同启程。叶飞等同志在濮阳继续领导进行作战准备工作。按照粟裕司令员临行时的指示，我们召开了关于加强参谋工作的处务扩大会，研究了部队攻防演习材料。同时，还将近日来的敌情变化两次综合电告粟裕司令员，以供参考。 5月4日，我们接到陈、粟首长来电，告我们行动问题有变更。当晚，叶飞召集刘先胜、钟期光和我研究了如何按照军委新的精神进行工作部署等问题。次日，陈、粟又明确电示，我军任务已改为开辟渡江通道，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要我们马上改变原来的工作重心，强调以攻坚打子母堡为主，政治工作以动员保证军事学习为主。我们立即与各纵队参谋长一起研究了组织军事演习的具体办法，并告参谋处、供给、卫生、军械等部门，迅速展开新的准备。从5月9日至10日，各纵队指定一个营，在淮阳城内举行攻防演习，演练了攻坚战中的接敌运动，主要突击方向的选择，炮火准备，突破前沿与纵深战斗等课目。 5月12日晚，在陈、粟首长陪同下，朱德总司令到达孙王庄。这是朱总司令第一次来华野部队视察。朱总司令的亲临前线，使我们感到此次作战非同一般，而是事关全局，重任在肩。当我们得知中央军委已正式确定我们第1兵团暂不渡江，原准备渡江后用的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番号停止使用，仍称华野第1兵团，并明确我部以求歼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5军(即邱清泉兵团)为主要作战目标时，部队上下欣喜若狂，决心与敌决一死战。朱总司令在我们第1兵团总共工作了7天。他先后听取了各纵队主要领导人和兵团直属各部、处长的汇报，召见了纵队团以上干部和连、排、班及士兵代表，给予亲切勉励;与团干个别谈了话，并各送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由他签名留念。此外，他还同我们一起研究了作战方案。 5月14日朱总司令在濮阳城东关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提出了对付敌第5军、第18军、第7师等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要采用“钓大鱼”的办法。按我们理解就是说，要“引敌”而寻机打，“疲敌”而后歼之。朱总司令说，打弱敌与打强敌不同，打小仗与打大仗不同，看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部队出击到外线，条件改变了，要学会打攻坚战、阵地战。攻坚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准备，要有计划;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时间，把阻援与攻城、打援与夺城的关系处理好;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有东西，炸药、炮弹、手榴弹要充足，不打无准备之仗。 朱总司令的报告为我们下一步打大仗、打硬仗指明了方向。朱总司令讲话后，陈、粟首长还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继续坚持将战争引向蒋介石统治区，老解放区要使工农业生产长一寸和在全党全军反对无政府主义状态的3条方针，鼓舞了全军上下万众一心夺取胜利的信心和士气。 按照朱总司令和陈、粟首长指示，我们组织部队在前段军事整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掀起了军事大练兵运动。 由于新式整军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极大地激发了部队的练兵热情，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互教互学运动深入开展，为整个部队战斗力的迅速提高，提供了前提条件。所以，尽管我们第1兵团的作战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有了前段时间全面整训的坚实基础，从思想到战术技术等各方面准备工作的转换都比较顺利。针对以后新的作战对象，部队重点开展了对大规模的攻坚战、运动战所必须的爆破技术，打子母堡的小群动作、火力组织及步炮协同的训练，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同时，我们还组织部队对国民党军第5军的战术技术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做到了“知己知彼”。 1948年5月下旬，为大量歼灭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机动兵力，进一步发展中原和华东战局，中央军委指示我们结束整训，渡河南下，会同在黄河以南的第3纵、第8纵求歼国民党第五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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