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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是全国学术文化中心，欧阳修则是这中心的中心。至和元年（1054）前，欧阳修早已通过文字熟悉和了解了王安石，但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同在京城，几次见面晤谈后，更觉文如其人，名不虚传，所以有意加以重点培养和提携。作为政界名流、文坛领袖，欧阳修经常邀请王安石参加各种聚会，借以提高他的社会影响力；过节时，亲友送来好酒，也总是不忘分一些给王安石，彼此关系日益亲密。 王安石出众的才华令欧阳修称赞不已，心中早已暗自认定他为领袖文坛的接班人。在《赠王介甫》一诗中，欧阳修表达了自己对王安石的高度赞许和殷切期望：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欧阳修《赠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指李白的诗歌。李白曾经做过唐玄宗的翰林待诏，人称李翰林，他既是诗仙，又是酒仙，所谓“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饮中八仙歌》）、“高吟大醉三千首”（罗隐《读李白集》）。“吏部文章”指韩愈的文章。韩愈曾担任吏部尚书，人称韩吏部。他的文章从中唐以来两百多年，独领风骚。 李白之诗、韩愈之文，是欧阳修心中最高的文学典范。多年来，他奋发努力、筚路蓝缕，就是要扫除韩愈逝世后二百年间文坛丛错的枯藤野棘，创造新的文学辉煌时代。然而现在，他深感壮心犹在而年华老大，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王安石的出现令他眼前一亮。这位个性独特的临川才子，在同辈中可谓独占鳌头，无人可与争先。而尤其令欧阳修激赏不已的是，王安石不同流俗，甘于寂寞，谨守古风，具备了成就伟大事业的重要人格素质。“朱门”二句，以比喻的手法，盛赞王安石的卓尔不群：整个社会都在争先恐后地追逐时尚与流行，他却从尘埃中重拾古调雅韵，接续珍贵的文化传统。这首诗中，欧阳修满怀热情地“付托斯文”，希望王安石能继他之后，成为新一代文坛领袖，领导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健康发展。 可是，王安石却志不在此，在回赠的诗作中他写道： 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坐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 诗歌分别从“道”“文”发意，坦率地陈述自己的心迹。大意是说：我的人生理想是像孟子一样，努力传承儒学道义，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不敢奢望能成为像韩愈这样的文学大家。在您众多优秀弟子中，我只是那最普通的一个，当我恭恭敬敬地提起衣襟，上门拜访您时，您是那么亲切，礼贤下士，甚至来不及穿好鞋子，就急忙出来迎接，使得众人为之倾动。您赠给我的美好诗篇和崇高期许，令我满怀感激，并深感惶恐，愧不敢当，害怕自己因此而浪得虚名。 王安石的这首答诗，语气恭敬、谦逊，同时又十分坦率，充满自信，毫不掩饰地拒绝了欧阳修热切的期望，表明了自己与欧阳修不同的人生志趣，因此引起后人的热烈讨论。在宋人心中，欧阳修早已被推尊为“当代韩愈”，而王安石诗中却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生何敢望韩公”，所以，后来有人据此批评王安石傲慢无礼，对欧阳修大不敬。因为，孟子是儒家学派的正宗传人，一代圣贤，而韩愈不过是一介文人而已，王安石竟然“自期以孟子，处公（欧阳修）以为韩公”（叶梦得《避暑录话》）。 这种理解颇有以今律古、以己度人之嫌。首先，从社会思想意识而言，北宋中期以前，孟子的地位并不高，只是一名普通的儒家学者，《孟子》一书在图书分类中，只能列入子部。第一个建议将《孟子》列入经部，作为科举考试必读书的，是唐代宗时期的礼部侍郎杨绾，但这一建议没有被朝廷采纳。最早将孟子其名置于孔子之后，与“古圣先王”相提并论的，是比杨绾晚出五十年的韩愈。在《原道》中，韩愈勾勒出一个儒学传承的正统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试图以尊“孔孟”取代唐初以来的尊“孔颜”（颜渊）。又说：“尊圣人者孟氏而已矣。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韩愈《读荀子》）这些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 从晚唐到宋初，韩愈的道统观终于获得了部分儒者的响应，晚唐的皮日休、宋初的柳开、北宋中期的孙复、石介等，在此基础上进而将韩愈列为继孟子、扬雄之后的儒学道统继承人。庆历以后，越来越多文人接受了这一道统谱系。到至和、嘉祐年间，王安石写作《奉酬永叔见赠》时，韩愈除了拥有和孟子一样的儒学地位，同时还拥有无人可以匹敌的文学地位。因此，王安石所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生何敢望韩公”，显然并非自傲，反倒有几分自谦。直到将近二十年后，也就是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执政时期，《孟子》一书才被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中，随后孟子被朝廷封为邹国公，接着又获得配享孔庙的资格，圣贤地位正式确立。其次，从自我人生定位而言，早在十七八岁，王安石就自言“欲与稷契遐相希”（王安石《忆昨诗寄诸外弟》），志向高远宏大；二十二岁作《送孙正之序》，即推崇孟子排杨墨、韩愈排释老，赞为“术素修而志素定”，说明他志在道德、学术和政治方面，于文学则是第二位的。这是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用心不同之处。可为佐证的是，他这一时期所作的另一首诗作： 城南平野寒多露，窗壁含风秋气度。 邻桑槭槭已欲空，悲虫啾啾促机杼。 柴门半掩扫鸟迹，独抱残编与神遇。 韩公既去岂能追，孟子有来还不拒。 ——王安石《秋怀》 在黄叶飘零、虫鸣唧唧的深秋时节，王安石柴门半掩，临窗读书。韩愈诗文也曾是他用心追摹的对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倾心于孟子。他的治学路径和学术追求，亦由“以文明道”“学文而及道”的文学家范式，转向“深造自得”“好道而及文”的思想家范式，诗歌的最后两句即清楚表达了这一层意思。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一诗，并没有不尊敬欧阳修的意思，但多少流露了“欧公并非我知己”的想法，和庆历年间通过曾巩书信，间接表达的“非公无足知我者”的意思，有些不一样了。但欧阳修毫不介意。至和二年（1055）冬季，契丹新主继位，欧阳修以贺登宝位使出使北国。期间，契丹臣僚问欧阳修： “当今中国德行文章之士，哪些人最为杰出？” 欧阳修回答：“王安石、吕公著。” 至和三年（1056）夏季，大雨成灾，江河决溢，“远方近畿无不被害”（欧阳修《论水灾疏》），影响了几乎大半个中国，就连汴京城里也是一片汪洋。水灾发生后，朝廷一面组织抗灾，一面诏令群臣上书，共论时政阙失。欧阳修连上三道长篇奏章，其中《再论水灾疏》，建议朝廷大力进用贤才，并重点推荐了池州知州包拯、襄州知州张瑰、崇文院检讨吕公著，以及群牧司判官王安石，认为他们都是难得之士，希望朝廷予以重用。在这篇奏章中，他再一次高度评价王安石： 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 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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