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琴 | “你好吗？老爸！”

纪念绿原诞辰百年

绿原

（1922—2009），原名刘仁甫，曾用译名刘半九。诗人、作家、翻译家、编辑家。“七月诗派”代表诗人之一，获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

谨以此文纪念绿原先生。

“你好吗？老爸！”

——纪念父亲绿原诞辰百年

若琴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2年第3期

如果父亲还在世，今年应该百岁了。

据说全世界男性的平均寿命是六十六岁（2009年统计），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一岁（《2007世界卫生统计报告》），父亲享年八十七岁，超过了这两个平均值。

少年时有人给父亲算过命，认为他很难活到三十岁。这种说法似乎颇有根据：他在家中排行老幺，出生时母亲已不年轻，影响到他的体质，幼年的他就时常突然昏厥，不省人事，能活到成年，算是侥幸。尚未成年又遭逢父母双亡，一下子掉进了人生的冰窟。之后经历日本侵华， 十六岁的他不得不独自离开湖北的家乡。

所幸的是，后来他结识了一批朋友，他们是一群热爱新诗的青年人，聚集在重庆国立复旦大学的校内外，领军人物是邹荻帆和姚奔。在靳以老师的支持下，他们筹款创办了《诗垦地》之刊，不仅有了自己的创作园地，更为冷清的国统区文坛带来了些许光亮。父亲的诗心与诗友们相撞击，写出了若干清新的诗篇。文学评论家、鲁迅先生的弟子胡风先生关注到他的诗创作，通过邹荻帆向他约编了一本新诗集，并于1942年出版，这样他被引入了诗坛。这本名《童话》的诗选，多年后他自己很少提及，但台湾一些大陆过去的诗人印象倒很深刻。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家乡武汉，他在《诗垦地》的诗友、小同乡曾卓也回来了，并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武汉解放后，他被调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社，几年后又调入位于北京的中共中央宣传部。

旧社会的孤儿成为一名执政党的宣传干部，从世俗的角度看是幸运的，但是福兮祸所伏，上调北京两年后，父亲的人生发生了逆转——因为与胡风先生十三年的友谊及对其文艺观点的赞同，他陷入1955年发生的那起错案中。 

父亲的工作单位当时在中南海内，最初他也是在中南海被隔离的。被人从家中叫到单位后，中宣部的张际春副部长宣布了对他的隔离审查。张部长说中南海里很安静，让他就在这里写反省材料，先把事实讲清楚。

他以为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就在已故凯丰部长的办公室，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同志陪同，开始了隔离生活。可是十天半个月后，事情没有完结，而且好像还越来越严重，严重到超过了他的理解水平。

后来公安部接手了，他离开了中南海，移到西单大磨盘院中宣部宿舍的后院。在隔离审查中，他被要求交代在四十年代他写的某些私人信件的内容和性质。那时人们异地联系主要靠书信，熟人间的信件，往往在很短的时间里，根据临时信息一挥而就；对方收信的也只是个人，私信在客观上并无多大的社会影响，所以一般也没有被记忆留存。不料多年后，那些忘却的旧信，不知如何被保留了下来又被翻出，并被要求交代信文的用意。某些信文段落用新的思维一上纲，写信人简直就等同于“反革命”了，虽然并非事实，然而时过境迁，自己一时半会又说不清楚，而“反革命”的帽子是非常吓人的！父亲自问是爱党爱国的，主观上一直追求真理，如被认为“原本就是反革命，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破坏革命”，实在冤哉枉也。

西单大磨盘院的中宣部宿舍是有人居住的，非常意外地，父亲在这里遇见了自己原所属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处长姚榛。姚榛有一个著名的“秦上校”的笔名，抗战前后国统区的民众读过他大量的军事评论，他是在杨刚之后调到国际宣传处来的，而他就住在这里的前院。撞见姚榛父亲心中五味杂陈，以为他会转过身，装着没看见自己，不料姚榛却站在原地，动也没动，而且是正面朝向他；接着他听到了姚榛平时那种不急不慢的平和的声音：“好好交代，争取早点解决，我们再一起工作。”父亲嗓子一热，眼泪差点涌出来，不由自主地点了一下头，感觉一股暖流涌入心里——他明白姚榛相信他不是反革命，这让他看到了一缕亮光。在之后多年的异常艰难的环境中，姚榛当时说的话曾多次响在父亲的耳边，鼓起了他继续前行的勇气。

隔离初期是允许看报的，但6月10日之后就不能看了，因为那天的公开报纸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其中就把父亲与“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联系在一起了，而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之后某天他在厕所里偶然捡到了一块报纸，翻开来看，其中有这样的文字“……想不到胡风集团藏有美蒋特务”，这让他大吃一惊，谁是“美蒋特务”？胡风及认识胡风的朋友们从来都自信自己是抗日反蒋，是追求进步和光明的，怎么会与“美蒋特务”挂钩呢？直觉让他想起1944年在复旦大学，曾和一些同学一起被征调当美军译员一事：在译训班上，他没有发言，也没有集体参加国民党、三青团，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从原分配单位航空委员会退回，又被通知改调“中美合作所”。对这个机构他一无所知，听从胡风先生的意见他未去报到，结果受到暗令通缉。后来又在胡风及何剑熏的帮助下逃到了川北。他隐约感觉，报上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这让他的心一下子缩紧了，被全社会视为“美蒋特务”，这该多可怕，又是多冤枉！他当即通过看守，请求和审讯员谈话。

谈话是艰辛的。审讯员开始就反问：“你知道这是说的你？胡风集团每个人的政治历史你都清楚？”父亲确实不清楚“每个人的政治历史”，但是清楚自己的政治历史，知道自己没去过“中美合作所”，而且为此逃亡到川北岳池县。

审讯员见他坚持，便问他：“你是什么时候从'那里’出来的？”父亲回答说，我根本就没有到“那里”去过；并带情绪地说：“要凭那封信把我打成特务，我死不瞑目！”审讯员斥责他：“你去了就去了，没去就没去，不准对组织发誓!”

后来父亲重新详细交代1944年的人生经历：被航委会退回分配单位后，他听说几个“有思想问题”的学生将被送到戴笠管理的“中美合作所”，感觉恐惧，就给年长的胡风写了求助信，请他帮助拿主意。因为担心国民党政府邮检，信文写得较隐晦，有的话使用了反语。发信后心里仍然七上八下的，就直接跑到胡风家里去了。胡风也不知道“中美合作所”是何机构，但认为“因思想问题改调很危险”，于是父亲没有再回学校，而是轮流待在几个朋友的住所。后听说未去“中美合作所”报到的学生被暗令通缉，于是胡风请何剑熏介绍父亲去川北教书，逃离了重庆。事实上，父亲连“中美合作所”的大门朝哪里开都不知道。他写出若干知情人的名字，其中有胡风、阿垅、化铁、邹荻帆、冀汸、曾卓和另外一些人，请求调查，他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证明他没去过“中美合作所”。

这个内查外调的时间大约有半年，由于细节上的误差，父亲一写再写的材料常常被驳回，直到他回忆起去朋友化铁宿舍落脚的全部细节与前后过程后，问题才告一段落。审讯员叫他把1944年前后经过从头到尾再写一遍，没有再驳他。他知道问题查清了，“美蒋特务”的嫌疑被洗清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氛围中，审理案件的公安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按公开报纸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那样定性他，而是为他做了一个符合事实的结论，这也是他当时能看到的一缕亮光。虽然这个结论并没能改变整个“集团”的定性，但至少为多年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平反减少了一个障碍。

一年后个人审查结束，到了问题的最后处理阶段。此时父亲被转入公安部所属的安福胡同一个院内，这里有几个同案人，包括熟悉的路翎，每人一个隔离单间。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在禁闭的环境里，时间仿佛沙漠或洪水一般无边无际没有尽头， 这样的感觉折磨着人的神经，如果不约束思绪，任其纷乱不宁下去是很危险的。为了不让自己的精神走向失常，父亲尝试了多种方法，最后选择了用刻板的德语学习来占据自己的大脑细胞。这个学习过程达六年之久，后来他能利用词典攻读比较艰深的德语原著了，读得比较顺利而又细致的是《共产党宣言》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时也升起对于翻译工作的兴趣。

三年困难时期，安福胡同的案中人被转移到新建的秦城监狱，与国民党“战犯”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他戴着“胡风骨干分子”的帽子离开了秦城监狱，因无法再回中宣部，就被转往文化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他的下半生将与文字、图书和出版打交道，而他苦苦自学的德语是否能够学以致用，似乎需要一位专家给他做考核鉴定。

父亲所涉案件一直没有结案，因而他不能公开发表作品，但编译所所长楼适夷告诉他，不用本名译点德国古典文艺理论还是可以的，就将他介绍给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刊物《外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外文所的领导并不了解他的德语水平，便把他头两篇德语美学文论译稿送给语言大家钱钟书先生。如果钱先生是一位政治观念很强的学者，为了保证日后的“政治正确”，他完全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枪毙一个“胡风骨干分子”的译稿，但是钱先生却没有这样做。他对照原文看了译稿，写下这样几句意见：“译得很忠实，有些地方颇传神，只是'性’字太多。”意见包括三点含义：“很忠实”指对德语文本的内容理解是正确的；“颇传神”是指译文语言不死板，活用了中国传统成语，在“虽不中亦不远矣”句旁，钱先生写了一个“妙”字，并打了一个惊叹号；“'性’字太多”，是指父亲当时喜欢用这个字来翻译抽象名词，在德语翻译初期文字上还欠磨炼，钱先生指出了他今后的努力方向。

于是父亲在政治生命完结后，由于钱先生的正直善良，获得了一张进入德语文学界的入门券，使得他不至于彻底地荒废人生，而有机会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尽绵薄之力。

“文革”结束后，父亲所涉“胡风集团案”获得三次平反，犹如老树焕发青春，父亲白天在出版社兢兢业业地工作，业余时间则用来写诗搞翻译。他的诗歌创作获得了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他翻译的文学作品《浮士德》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

父亲是名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有些不平常的人生经历。他很勤奋，很善良，爱读书，不喜自吹自擂，也不爱强与人争辩。也许是经历了生命的四季，再遇见流言蜚语，他都不会回应，只是埋头写他的诗或翻译自己感兴趣的作品。晚年他写过几首长诗，其中的《……他走着》满满都是他对人生的体味。

一个羸弱的婴儿能活过世人的平均寿命，内外因都不可或缺。人生的很多时候个人并不能把握，如果遇到困境或绝境，自己要咬紧牙关，继续前行；同时人又是社会生物，与外界不可能没有任何关系。我曾想过，如果当年没有姚榛的信任和鼓励，父亲能坚持走完被审查之路吗？如果公安部的审讯员没有去做那个“中美合作所”问题的调查，否定了他的“特嫌”问题，他能活到新时期吗？我无法回答。又假如，钱钟书先生那时如果不想沾“胡风骨干分子”的边，将他的译稿扔到一旁，后来他与德语文学界还会有缘吗？肯定，就没有后来了。所以，人在绝境中，还是需要外界之光的，那些正直之光，人性之光，只要有一丝光亮，绝境中人就不会轻易自我了断或精神分裂。因而如果自己不幸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要坚韧，要熬下去；当看到别人无辜地处于绝境中，也要尽可能地分给他一点热量一点光。善行拯救的不仅是他人，同时拯救的也是我们自己和整个世界。

科学家声称，人的身体消亡后，灵魂会以量子形态继续存在，精神量子场仍在继续运转。若果真如此，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很想轻轻地探问一声：“老爸，你还好吗？”

2022年2月22日

本文图片来源网络

编辑：揭莉琳

审核：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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