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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妈妈 伍蔚冰／文 
每次遇到叫不出我名字的老乡，都会笑着说：“夏老师的儿子嘛！”
“夏老师的儿子”！从五十年代到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家乡人眼里，我仍然是“夏老师的儿子”！
几千年尊师重教的传统深植以“川东文化县”著称的家乡民间，历经数十年的批判改造斗争也无法将其连根铲除。正是这一传统，在不经意间以这独特的昵称把前辈的深厚余荫加在我的头上。
作为儿子，我深以有“夏老师”这样的妈妈为荣！
妈妈于1915年12月24日生于四川威远，1933年中师毕业，还未满十八岁，就到离家几十里的偏远山区老场，开始了她这一辈子的教书生涯。老场人口稀学生少，两三个年级的学生凑成一个班，在同一间教室进行复式教学。给二年级上课时，三、四年级学生做作业，给三年级上课时，二、四年级学生做作业……妈妈一个人，既是教师又是校长，住在古庙改成的学校里，把十四岁的妹妹从城里拉来作伴壮胆，顺带担任音乐、军体课教师。
1936年春，妈妈回县城到威远第一初级小学任教，秋季升任校长。全校四个班，连校长也就四个老师。妈妈做了校长工作又兼任一个班的教学工作，回家还要辅导弟妹们的学习。这段时间的妈妈，生活得十分忙碌充实而愉快，称她为四姐的八孃在回忆中写道：“……四姐调回县城一小后，每天晚上母亲点燃一盏大号美孚灯放在方桌中央，姊妹们围坐桌边学习，母亲在一旁穿针引线做衣裳，四姐一面备课，一面督促辅导弟妹们做作业。屋里一片静谧，只听见笔尖着纸的沙沙声……”（引自八孃撰写《心中的楷模》）
不久，时任威远县教育科长的爸爸闯入了妈妈的生活。他们相识相恋，结为伉俪，很快有了好几个儿女，家务拖累日渐沉重。妈妈只得辞去教职，承担起相夫教子的家庭重任。
1949年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中，爸爸执意要回川东老家。妈妈只得抛下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拖着五个孩子，随爸爸踏上旅程。
走到荣昌，妈妈要生第六个孩子了，爸爸在安福镇棠香中学寻了份教职，安顿一家子住下，待妈妈生了孩子又走。
走到重庆，爸爸不顾亲戚朋友再三劝阻挽留，仿佛冥冥中有命运之神在召唤一样，急急买舟东下万县，雇人用箩筐挑着最小的孩子步行两百里，于1951年春季开学前赶到开江中学报到上班。妈妈先是在离开江县城八公里的永兴小学任教，不久转到紧邻县城的普安镇第二小学，在那里任教二十多年，直到1973年去世。
回到开江的最初几年，妈妈的生活还算平静。爸爸在国民政府任职的事虽然成了个严重问题，几次三番去南充、达县参加“思想改造”，接受审查，最后还是过了关，回开中继续任教。升了工资，担任了教研组长，代表开江在达县专区地理教学研讨会上作专题发言，甚至在县里新建的“革新街”分到了一套令人羡慕的政府出租房，与上司田校长比邻而居。
孩子多，开销大，手头拮据是妈妈这段生活中的常事。但眼看一个个孩子大起来，上高中，上大学，前景一片光明，她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1958年夏，随着国家命运的大转折，我家的命运也急转直下。7月30日，爸爸被县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交农业社管制三年”，失去了教职。本已左支右绌的家庭重担一下子落在妈妈一个人肩上——全家九口人的生活现在要靠她36元的月薪来维持了！
“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在那紧迫的巨大压力之下，妈妈已顾不上“面子”，所有可以求告的亲友都一一去信求告到了。亲友们虽说各有各的难处，仍然尽最大可能给予援助，保证了我们兄妹在1958年秋季开学之际不致失学，维持了最低限度的温饱，帮助妈妈度过了最初的难关。
亲友的援助不可能持久，更艰难的日子还在后面，还得自己咬紧牙关一步一步捱。爸爸的皮袄卖了藏书卖了，房子腾出一半给别人，大点的孩子课余时间打猪草做零工、开荒种菜自炊开饭、硬着头皮申请助学金……一切开源节流的办法都想到了，家庭仍处于严重入不敷出状况。亏得妈妈人缘好，有几位老同事和学生家长不时可以救急借贷，就这样拆东墙补西墙，拖着一家子，拖着越滚越大的债务磕磕碰碰往前走。实在拖不动时，丈夫如何病入膏肓，儿女如何衣食不周，都只好听之任之了。这种状况在现存的妈妈书信中有很多描述：
“……他前次给你写信说需要胶鞋，我说你给哥哥说有什么用呢，给幺舅说说看能否给你买，既然你知道幺舅的经济不可能就算了吧！小孩子打一下赤脚又有什么关系，劳动人民的孩子，哪里都是穿了胶鞋的，过两年再说吧！
……三儿衣单被薄使我极不放心，但在集体中也许冷不着。”（1959年10月21日）
“……你的梦境，正反映了我心坎上的问题，最近几个月我感到家庭的千斤重担压得我透不过气了，但无论如何我也不愿你休学来分担这个担子，所以我经常都注意锻炼，珍重自己的身体。还算好，近一年多来很少病，我就是要坚定信心克服这短时间的困难，鼓起劲搞好工作和培养好自己的子女。”（1960年1月23日）
“你来信寄到这天，是我心里最不好过的一天。威一直在病中煎熬，宁愿带病去扯野葱卖，都不愿把困难告诉我，让我设法给他解决。本来这些情况你不说，我也意识得到一些，只不过由于我没有钱，而他每次来信又那么坚强达观，因此我总是原谅自己，'让他暂时苦一阵，等繁、中毕业就好了’，一直没有想法给他兑钱去。要是他把这些状况如实告诉我，我千方百计也得为他想办法，也不会像这样一下子使我知道这些情况而感到心如刀割一般痛苦呀！”（1961年8月9日）
1960年1月23日信中谈到爸爸：“……他病这几月来，我已经花了不少的钱，但一月份我实在无法了，也就只好不管他，没有给他带钱，也没有买药去。最近听说由永安公社送到公社医院去了……”
身为在乡下接受管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爸爸从1959年入冬开始即每天仅靠3两米（十六两秤，3两即93.75克）掺合一点菜叶煮成的汤水维持生命，终在1960年青黄不接的三月下旬死于“肿病”。妈妈说，得到爸爸的死讯时，“恰恰遇着我们听了这次省委召开的党代会精神的传达报告，接着学习讨论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精神……”（引自妈妈1960年3月27日信）不但没敢去看一眼，连眼泪都没敢在众人面前流下一滴。“……后来是颜昌宪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借了三元”（同上）带去作安埋费。
爸爸留下的眼镜虽已接近散架，却也为早已难辨课本上的“3”和“8”，没钱去配老光镜的妈妈解了燃眉之急。上中师的姐姐没有被子，长期与同学搭铺，去拿爸爸留下的被子和蚊帐，却被生产队扣下，抵了他生前6个月不能出工欠下的21元口粮钱。
1962又是个重大的转折之年，国家一步步走出大饥荒，务实主张在决策层占了优势。这样的大环境使妈妈、姐姐和我得以凭籍自身的实力，在各自面临的竞争中胜出——妈妈在教育界的裁员淘汰中坐稳了自己的位置；中师毕业的姐姐在大部分同学不分配或分到“民办”的情况下分到人人羡慕的“公办”；我则在失学三年后重新跨入校门。
儿女相继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妈妈肩上的重负有所减轻。学校出现了强调教学质量的氛围，妈妈和其他老教师得到领导和同事更多的尊重，这一切使她多年压抑的心情有所舒缓。她在3月28日的信中这样说：“……寒假以前学习了教育工作五十条草案的文件，对教育工作作了明确指示和安排，对教师地位的提高有了新的规定，我们都很兴奋，都自觉的采取了积极行动，决心坐下来多下工夫提高教育质量，为培养祖国建设人材而付出更大的力量。所以这一期大家工作劲头更高，考虑工作的时间更多。尤其最近开师62级实习生要到普安三个完校实习一个月，需要我们辅导，所以这一周工作特别紧。我教这年级只接我这一班，无论在哪方面，我都须作充分准备。为了要提高质量，现在学校又很重视老教师，这期学校决定颜昌宪、胡朝蓉和我分担语算教研组长，加强教学研究……”
4月29日妈妈又写道“……蔚洁四月一号来普安实习，工作分在普三校五年级，是实习生接的最高的班（都没有接六年级毕业班）。通过她来之前的充分准备和实习期间的虚心求教努力工作，效果非常良好。三校师生都夸她，说她在实习生中年龄最小，工作最出色踏实，最后给文教科所做总结报告中列举的优秀实习生中就有她（这是谭校长听了告诉我的）。我的女儿也能出色的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怎不令我兴奋而激动呢？……
别人都夸我们是'母女教师’（当时公映的一部苏联影片），我不愿落后要争取和女儿一道前进，这次他们实习我担任了一堂语文基本知识观摩教学和一堂向新老教师讲如何写好字的《写字八讲》课，在总结会上也受到了党政的表扬。这一个月工作是紧张严肃愉快活泼的，在实习生中当了老师傅，也当了小学生。
……美中不足的是我常常想到你爸爸一世辛苦，不能共享这些幸福的日子，亲眼看着他的儿女们出色地为祖国做出贡献。当我晚上在星月下守菜（学校种植的蔬菜由老师轮班通夜值守，防止盗窃）时，不禁思绪万千伤心感慨……”
这年夏天开江李子大丰收，妈妈信中说：“……这段时间李子担子在十字街排成了行，最多的时候一角钱一斤，现在快完了卖一角八分到二角一斤了，每天上午大人小孩都在啃李子，到了下午满地都摆着李子核儿……回忆去前年要吃点水果都买不到，相形之下，今天是多么幸福呀！我们吃了四五元钱的李子了。所以这段时间菜虽吃得不多，肚子还常常是饱饱的……”
这种幸福感在1963年春节达到高潮。春节前普二校为两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妈妈信中兴奋地说：“……当天我们学校大办喜事，颜崇朴老师同潘良英（蔚洁的朋友）结婚，刘春健同一个初师学生结婚，两桩喜事合起来办。宴席是由我们全体教师集体操办的。颜怀坤和炊事员执厨，我同谭校长董光菊帮他们布置新房，我还负责写送礼的一切字画等。张承耀、刘新维、王成蓉、黄秀琼等负责去迎亲，还亲自帮新娘抬嫁妆呢！蔚洁也回来了，她是女方的客人，是应邀参加列席的。恰好我们杀了一头四十多斤的猪，每人扣（方言，平均之意）半斤肉办的两席，出了24份菜，可算是这几年来最丰盛的宴席了。这一来顺便就集体团了年，晚上闹了两个新房至深夜。外加有两位女老师（一是黄秀琼，一是蔚洁的同学刘长奎）的男朋友也来了，吃了他们的喜糖，什么葵花、甘蔗、炒胡豆、炒红苕颗颗、水果糖我们都吃够了。小孩们也跟着闹进闹出，真是欢乐，这象征着今年全国的情况都变得大不同了。随着生活的好转，人们才有这股劲，这种欢欣鼓舞的心情……”
妈妈在这一年里信心十足。她1963年2月28日信中说：“……本期一开始工作就上了正轨，我身体很好，还不弱于青年教师呢！我担任一年级班主任兼语文教研组长，……学校提出了以老带新的口号，我愿意帮助他们，以此为乐。同事们对我都很好，我也坚持了天天做早操锻炼身体，希望多工作几年。”
这一年进行了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次全国性工资调整。窘困多年迫切需要加薪的妈妈对此心态十分平和。她在9月25日信中说：“……在讨论会上群众也曾提出过我的提级问题，当时结合各方面的情况我自动放弃了。名额有限，组织也没勉强。会后领导和少数老师谈到，这些自动放弃了的老师，在下次提级时肯定是优先照顾的（主动放弃的有我和颜怀坤王成蓉等）。我们这个辅导区低工资的较多，得先让他们解决一下困难。我思想上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想法。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急待加速思想改造，我有一分力量就应该为祖国人民做一分工作。在经济上的难关已经成了过去。眼看儿女们陆续都有了工作，在统筹兼顾节约开支的原则下，不久我们把这一百多元的旧账还清，日子不是就挺好过了吗？所以也没为这次未提级而影响我的工作干劲。”
到了工资调整的结尾阶段，学校还是给已经放弃的妈妈提了一级。妈妈对此十分感动，12月7日她的信中说：“……这次工资改革到最后因群众再次提名讨论，组织批准给我提了一级。现在我校老教师颜崇元、颜怀坤和我都是教师级六级了（每月四十三元五角）。这给我精神上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今后只有更加踏踏实实的把工作搞好才不辜负党和群众的关怀和信任，也才不愧为你们的母亲。”
宽松祥和的好日子没过上多久，从1964年开始，“阶级斗争”的弦再次绷紧。妈妈差一点就成了“打进革命阵营的地阶分子”。
1965年5月2日她的信中说“……有关家庭成份问题，在思想改造时我和你爸爸都是按老家成份填的履历表，后来（不知是哪年）我听你爸爸说威远蔚馨（爸爸当年带到威远的侄儿）在那边土改过关时都是给我们评的小量，我回校并没通过组织领导就改填了小量成分，但领导认为这与档案不合，谭校长曾说过不对，但也没帮助我认识和具体改正。去年上期农忙假我们进行了一周阶级斗争学习，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工作同志找我个别谈了话，叫我写了一个材料，并启发我重新认识这不是请求组织肯定成分的问题，而是要认识在威远买田地是有剥削性的，应该承认是地主成分。当时也把我的选民证交去查看，还把第一张带走了。下期我校又住了一个工作同志（主要是审查了解教师的情况），从好些问题我意识到处境一天比一天不如，及至幺妹搬出校和寒假总结等情况，我是很难处的了。本期开学后，学校宣布班主任时把王成蓉安在胡朝蓉那班作正班主任，把黄秀琼安排在我这班作正班主任，据说是加强思想领导，更加重了我的思想负担，使我闷得慌，这才找个机会和谭校长谈了一次话。她说工作组了解情况时，认为我们虽然在开江没有什么，但在威远买得有地，论当时你爸爸教书只能算他是职员（个人成分），而我在解放前三年没有工作，又偏偏在解放前几年买了地，认为我是过的剥削生活，是地阶分子打进了革命阵营。她说也许我不在中途改成分，一贯填地主，问题还不这样严重。当时她帮助我安心下来，仍然坚持好好学习和工作，也别张扬出去（这是事先的研究，等复查时再决定），以后通过二十三条学习，由群众决定是否不戴帽子。后来我又和黄秀琼交换了意见（她是普安团副支书），她也帮助我解除了一些思想顾虑。但这一期以来我不知做了多少次恶梦，心情沉重极了。威去年回来了解到一些情况，通过23条学习，他主动向组织提出了我们的家庭成份问题。组织说他提出很好，要他帮助组织早日把这问题弄清楚。叫他写个材料给威远县委了解情况，作出决定。上次他来信问我那里的情况，我才把这些问题写给他了。威远城西门外罗家坝由李姨爹代买了三十七石，镇西镇由大姨妈代买了十石，一共是四十七石，是四五年买的。但当时由于我们住在资中，爸爸在教书，手上还有一点积蓄，听说那几块地收成不好，我们也没指望收租，一切交李姨爹他们代管。四九年我们才搬回威远住了大半年，后来我们离开了威远，就是蔚馨在那里分了土地。现在反复学习23条认识到我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工作了十几年，我应是知识分子中百分之九十五团结的对象。我静静地等威办理手续，如果该受处分，我一定接受处分，自己好好地改造。但我信任党是实事求是的，……”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满墙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混进教师队伍的地主分子夏××”，红卫兵抄走了家里的线装书、照片和信件（在这之前，幺妹怀着惊恐的心情，早已把妈妈几十年坚持不懈用蝇头小楷写下的十几本日记全部烧掉了），妈妈和另几位老教师天天“交待问题”，欲加之罪一条条往上摞，连领养自己女儿的乡下孤老太婆死后去申请将不满十岁的女儿户口迁回身边都成了“破坏党的户口政策”的“反党罪行”。运动步步深入，火烧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里，妈妈才稍稍松口气，诚惶诚恐地等待“运动后期”“戴不戴地主分子帽子”的最后裁决。
身为这样的准“五类分子”，背负如此严重的“政治问题”，妈妈的大多数同事却并未把它认真当回事，妈妈的学生、学生家长以及镇上的街坊、四乡的农民更没拿它当作一回事。1973年妈妈去世时，他们将生前不便或不敢表达的敬爱之情一下子表达出来，给予了妈妈极大的哀荣。
永别妈妈的情景刻骨铭心，那些黑色的日子我至今不愿回忆……当时寒假还未过完，本校的老师闻讯纷纷赶回学校为妈妈守灵、筹办丧事。连隶属普二辅导区的乡村小学的很多老师都络绎赶来和她作最后告别。陈昭群校长不顾“丧失阶级立场”的危险（几个月后的运动中便有人对她致的悼词作如是指责），为妈妈主持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举行葬礼那天，清晨六点多，几百名老师、学生和学生家长、街坊邻里便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抬着花圈挽联，组成长长的送葬行列，把妈妈的灵柩护送到一公里外的墓地。从小把她老人家又当先生又当妈的几位学生淌着泪，站在墓坑周围，用手把一捧捧黄土撒在妈妈的棺木上……三十四年过去，那一刻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当时那种感觉好像是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也随着棺木被一捧一捧黄土埋葬了。
一转眼，妈妈去世已三十四年，三十四年里，她的身影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
酷热难耐时，会想起妈妈为我扇的凉风——
儿时盛夏一个炽热的深夜，记得是在开江外西街陶家楼上，我热醒过来，朦胧中感觉到身边的妈妈正轻摇一把大蒲扇为我扇风，在习习的凉风中，我很快又沉入甜甜的梦乡……
孤独寂寞时，会想起那天傍晚妈妈上楼的脚步声——
1958年秋，爸爸获罪下乡后，为了节省开支，我从普安妈妈身边转学到城关二小，和哥哥姐姐一起自炊开伙。一个多月后，公共食堂成立，不准自己做饭了，哥哥姐姐各自去自己学校吃饭，我只得去居委会公共食堂搭伙。那天我感染了“寸耳寒”（腮腺炎），发着高烧，无法上学，也无法去食堂打饭，从早晨直到傍晚，哥姐不知道，同学不知道，一个人忍受着病痛，忍受着饥渴，无奈地躺在革新街昏暗的阁楼上……
忽然楼梯一步步响起，妈妈挟着刚为我补好的棉衣从普安赶回来了！
看到那些“文科状元”“理科状元”成为大家关注的新闻，我就会想起1965年9月参工离家那天深夜妈妈深深的叹息——
那时我读书根本无须大人操心，操心的只是求学路上那堵难以逾越的高墙——“阶级路线”。小学升初中一次次被挡住，万般无奈，只得去养路段当了放牛娃。1962年夏天，妈妈听到小道消息，说是招生不看“家庭出身”了，一定要我再去考。多次的高分落榜已被我看成不堪忍受的羞辱，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妈妈苦口婆心说得掉了泪，好不容易才把我说动再次去报名考试，这一考居然就中了。
到1965年初中毕业时，那墙再次巍然耸立在那里，又一次挡住了我的求学之路，只得认命去达县的工厂当学徒。临走头晚久未入睡，听见隔壁姐姐轻声对妈妈说：“娣娃的妈（娣娃，姐姐的好友。她母亲曾先生当时任回龙中学教导主任）告诉我，你弟弟总分全县第一，数学考的满分”，妈妈听完什么也没说，只是长长的叹了口气。
吃饭时，会想起妈妈嘲笑我的顺口溜——
初中住校吃每月四元五的伙食，礼拜六下午一放学，便赤脚步行十五公里急急往家赶，未进门远远就能闻见妈妈准备的晚餐的扑鼻香味，往往来不及洗脸洗手便开始“饿牢饿柙”（方言，形容吃饭之迅猛如同囚犯）吃起来。妈妈一面欣赏儿子的饕餮胃口，一面不无得意地说“只要这个娃儿一回来，好多天销不动的东西都能马上一扫光”。有一天她吃吃笑着把她家乡流传的一段顺口溜念出来叫我自己“对照对照”——“好吃不过汪二麻，未上席桌手先抓。顷刻眼前堆白骨，须臾碗底现青花……”
吃东西又快又猛可能是我们这代“饿了饭来的人”一个显著的特征。吃相难看，甚至吃出不雅的“啪哒”声，每每成为老婆讥笑我的题材。当我把妈妈的顺口溜念给她听时，她笑得前仰后合，连连说“你妈硬是说对了！你妈硬是说对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把臧克家先生这句话理解为“一个人只有当他（她）被活着的人忘却之时，才能算是死了”。从这个意义讲，三十四年里，妈妈还一直活在家乡的土地上，活在她的同事、学生和街坊邻居心中。
今春回乡扫墓，短短三天，接触到的乡亲多少次提到“夏老师”啊！
在街上偶然碰见妈妈的学生苟景德，她一把拉住我们，一聊就收不住话头，以致赴廖家兄妹宴请迟到了十好几分。
当年苟景德的父亲在外地工作，上小学就开始独立生活。她说她那时不会梳头，每当头发乱蓬蓬时，“都是夏老师把我带到她寝室，篦完虱子，打起肥皂洗……”
三位已到耄耋之年的妈妈的老同事，得知我们回来，一定要亲临招待所看望，还再三打电话把我们请到档次最高的饭店盛情宴请。席间颜怀坤老师谈起1953年初见妈妈的印象：“……穿着得体，字写得好，带的两个娃儿好乖哟！”
在城边上一家叫“桃园”的“农家乐”遇上当年房东家的小女儿张二妹，她说：“我妈妈好崇拜夏老师哟！说光是看她的儿女一个个那扪在行（方言：这样听话、争气）就晓得她书肯定教得好……”（妈妈1967年3月8日信中谈到从张家迁到陈家的情况：“……张家还舍不得我们搬走，愿意让出楼上屋子给我们住，但他俩都是结核病人，怕日子久了，小孩受传染……”）
写到这里，不禁回想起几年前我在一篇习作中对妈妈的描述——虽然是小说，这些描述却是完全真实的。
“……她不会骂人，面对学生最为顽劣的行径，想骂的时候，也不知如何遣词造句。
她的书教得怎样我不晓得，只晓得每当秋天新学年开始，便有很多家长打听'夏老师教哪个班？’想把自己的孩子塞给她。
她讲话不带方言俚语，镇上的老人小孩都能听懂。只有说到'钥匙’时才会知道她是川南人，因为她总改不了'yiòshi’的乡音。
每到寒暑假，妈妈就会收到好多'yiòshi’，那些要离校的老师都请她照管房间。我家在这个小镇上其实没有严格意义的'家’，这些房间便是我们寒暑假里的落脚之地。穿堂背风的角落升个小炭炉摆张桌子便成了厨房，小炭炉一天到晚吐着蓝色的火苗，不停歇地煮这煮那——一会儿水开了，一会儿饭熟了，一会儿汤圆浮起来了，一会儿煨在炭灰里的红苕香气出来了。哥哥姐姐和他们的同学唱着歌儿进进出出。年前天天有街坊邻居买来红纸请妈妈写春联，年初一一大早便有一群群学生上门拜年，一张张稚气的小脸簇拥着妈妈，那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妈妈的墓地位于普安和县城间的老公路，乡人称为“二里半”处的小山坡上，遥对着她辛勤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学校。大片茂密的翠竹簇拥着墓地，脚下是纵横几公里的山间坝子，满坝子油菜花开成一片金灿灿的海洋。墓碑是三哥2002年修葺之时新刻，其文字系入乡随俗由刻碑匠人拟定。站在妈妈墓前，追思妈妈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我的心中浮现出这样一段话来——
这里长眠着一位母亲，一位教师。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艰难岁月里，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重负，把七个孩子养育成人，把本地无数孩童领进知识的殿堂。
她的一生无愧于这两个光荣的称号！
本文由伍蔚冰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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