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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历史是一条河，是什么影响了它的流向？
公元959年，当后周世宗柴荣准备进取幽州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很快夺去了这名将要统一天下的年轻帝王的生命，进而悄然改写了既定的历史进程。 因为历史无法假设，一千年来，许许多多的史家只能将柴荣之死归结为“天命”。 史书的记载是，柴荣北伐辽国途中经过一地，问当地人地名，人家回答他，此地叫“病龙台”。柴荣听后默然，病情加重，一个月后病逝。年仅39岁。  后周世宗柴荣画像。 一个谶语式的地名，在一问一答之间预埋了史家之笔无法解释的宿命观点。甚至连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都感慨，柴荣本是可以建立汉唐式帝国的人物，却被疾病击垮而永远停下了脚步，这是“天也”，如果“天假之年”，中原底定，历史又会怎样呢？ 言外之意，那就没有后来的赵宋王朝了。 任何一个微小的历史变量，都可以导致我们已知的过往发生巨大的转变。 我讲这个例子，其实是想说，不要过于迷信历史规律。历史偶然性的力量，或许要强于历史规律。 历史规律的信奉者总是强调，在统一的历史大势面前，即便没有秦始皇，也会有赵始皇、楚始皇……但他们永远无法论证，如果不是秦始皇，而是赵始皇或楚始皇开启了帝制时代，那么接下去的朝代还会走着像“秦朝”一样的历史轨迹吗？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开头一点点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形成极大的偏差，更不要说直接换了一个人。毕竟，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不是按规律生成的。
像柴荣一样，在不该死的时候死了，历史上常有发生。借用诸葛亮的话来说，这种现象叫做“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公元395年，一个名叫参合陂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大战。 同为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后燕（慕容部）和北魏（拓跋部）的决战，在这里以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场：作为宗主国的后燕，由皇太子慕容宝率领的军队竟然惨败给了附属国北魏。后燕被俘四五万人，这些降兵随后全部遭到北魏坑杀。 第二年，71岁的后燕皇帝慕容垂御驾亲征，实施复仇。魏王拓跋珪闻讯，一度想要打包逃亡。 但当慕容垂行军至参合陂时，看到了一年前的战场，积骸如山，于是安排祭奠死难将士。死者父兄一时号哭不止，军中悲恸。此情此景，让慕容垂忧愤吐血，一路病情加重，只好回师。途中病逝。 一代战神就此悲情谢幕，他曾带着慕容家族重返巅峰，可终究逃不过历史的宿命。燕魏争霸，随之落幕。北魏在北方基本已无敌手，统一中国半壁江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假如慕容垂多活两三年，燕魏之争鹿死谁手，还说不定。  金庸小说虚构的慕容复，带了一点点慕容家族复国的影子。 再比如宇文泰，死时仅有50岁。但他生前已经看到了中国大一统的未来，也为大一统的前景架设了关中本位的基本制度。在他死后25年，他若在世应为75岁时，隋朝建立并完成了他未竟的统一大业。若他未死，既定的历史进程是否该由他促成呢，抑或又产生什么新的历史变量呢？ 又比如赵匡胤，如果不是在斧声烛影的疑案中死去，那他对于北伐的能力、对于迁都的筹划，是否又会强烈地影响宋朝随后的历史机运呢？历史环环相扣，如同蝴蝶效应，那么靖康之难是否又能因此避免呢？ 这些都是仅存在于读史者头脑里的风暴而已，但每每想起，不免惊心动魄。
与此相对应，历史上另一些人在当死之时未死，结果掀起了腥风血雨，把大好河山和个人名声往悬崖上推。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为“王莽困境”，因为白居易曾经在一首诗里很认真地谈论该死未死的问题，就特别提到了王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王莽从一开始注重品行，打造人设，可谓相当成功，以致汉哀帝撸掉他的职位时，天下吏民皆为他鸣冤。但当他篡汉自立后，之前几十年的投入，便被贴上了虚伪、假人、老谋深算等标签，洗都洗不掉。假如王莽死在53岁而不是68岁，死在称帝前而不是称帝后，后人将如何评价他呢？  王莽画像。 掉入“王莽困境”者，历史上不乏其人。 假如汉武帝刘彻早死4年，历史上就没有巫蛊之祸，刘据就不是戾太子，可以对父亲常年征战带来的民力损耗进行修复，后世也不会陷入对汉武帝的两极化评价而争执不休； 假如梁武帝萧衍早死1年，历史上就没有侯景之乱，他也不会一大把年纪还被活活饿死，后世也只会记住他的文治武功，而不是记住他的狼狈结局； 假如唐玄宗李隆基早死6年，他就不会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岁月，爱情、自由和权力通通丢失；假如他死得更早，早死15年，历史上就不一定有安史之乱，后世只会记住开元盛世； …… 不可否认，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只能假设，不能重来。 假如历史是一条河，我们明知是这些死生有命的大人物，影响了它的流向，但没有人可以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这恰恰是历史的吊诡之美，犹如断臂的维纳斯：唯其断臂，才有无限想象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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