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值得一读的散文(之三）丨赏读

祝勇：值得一读的散文(之一）丨赏读

祝勇：值得一读的散文(之二）丨赏读

值得一读的散文（之三）

祝 勇

40.鲍尔吉·原野（1958—）：《最想依傍的八位高邻》

此篇在形式上并非原创，在鲍尔吉·原野之前，苏东坡写过《赏心乐事十六则》，金圣叹写过《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梁实秋写过《不亦快哉十一则》，林语堂写过《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但鲍尔吉·原野写《最想依傍的八位高邻》不算抄袭，否则我们还得去追究前面几位圣贤的版权责任，实在费事。鲍尔吉·原野此文，格式是别人的（或者说是公用的），内容却是自己的，用别人的瓶装自己的酒，用别人的文字养自己的眼，不失为节省资源、提高效用。依此类推，我的这篇文字，就叫“值得一读的散文五十九篇”。

41.宁肯（1959—）：《藏歌》

我最初是从《大家》“新散文”栏目中读到《藏歌》的，后来又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聆听西藏》里读到。当时还不知宁肯何许人也，那实际上也是宁肯从事写作之初。曾经援藏的宁肯，通过《藏歌》，找到了写作的最佳入口。这篇散文，也的确把他的文学才华表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西藏在当代散文中已是一个熟题，有马丽华、巴荒、唯色等许多作家以散文的方式聆听过西藏，但宁肯有自己的方式。他充分调动了语言的活力，使他笔下的所有词语都有极强的动感，如风吹过时，所有的词语都活跃起来，彼此交织和连动，成为一个层层推进的有机体。在他的笔下，寂静是可以聆听的，河流则变成竖琴。他的语言，有一种极强的魔力，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与那片神魔之地交谈。

42.苇岸（1960—1999）：《美丽的嘉荫》

苇岸笔下的嘉荫，从一开始就感染我们。它“纯粹、明澈、悠远，事物以初始的原色朗朗呈现”。苇岸是土地原教旨主义者，他用自己的笔，维护着土地原有的秩序和美。苇岸已经去世十五年了，他眷恋的土地早已面目全非，田野大幅度缩水，到处是小工厂、城乡结合部、垃圾场、废料仓库、粗糙低劣的农民房……总之，乡村已经变成不伦不类的事物，假如被苇岸看到，不知该作何感想。

但苇岸的纯情依然令人感动。在他眼里，土地是人类的最大共和国，是所有人的故乡。他说：“总有一天人类会共同拥有一个北方和南方，共同拥有一个东方和西方。那时人们走在大陆上，如同走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样。”

43.张锐锋（1960—）：《船头》

张锐锋喜欢写圣哲，中国的孔子、庄子，以色列的本·耶胡达，他都写过。自己的散文，也有了些许圣哲的意蕴。从成语、唐诗，乃至算术题中，他都能发现朴素而深刻的真理，这种能力，文坛上并不多见。比如这篇《船头》，开篇就提出

一个惊世骇俗的问题：“一条河流为什么不找一条最简单的捷径入海？”我们无从回答，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想过这是个问题。所以我说，张锐锋写散文，总有一只“第三只眼”躲在后面，他的思维，总比别人多一个维度。

这个问题，张锐锋自己当然是能够回答出来的，所以开篇那惊世骇俗的一问，不过是他卖的一个关子而已。他的回答是：“河流之所以选择了弯曲，乃是因为这样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展开自己优雅的长度，把自己的力量放置于最大限度的面积上。作为附带的意义，人类的生存在最大的面积上得到恩惠，也许这里有着至高者的慈悲用意。”

这当然是文学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散文要遵从文学的逻辑，在这逻辑面前，所有的逻辑都算不上逻辑。

44.庞培（1962—）：《乌篷船》

这是庞培《乡村肖像》中的一篇，很短，在庞培的作品中不是最令人瞩目的一篇，但它如乌篷船一般灵巧，储存着江南水乡文化的巨量信息。庞培是典型的江南人，几乎每天到长江里游泳，他对江南比对自己还要熟悉。他的思维、气质、语言，全部是江南的。所以，任何一个有关江南的题落到他手中——比如乌篷船，他都会把江南的美表达得淋漓尽致。

45.刘亮程（1962—）：《先父》

这是一篇回忆先父的散文——回忆那个几乎没有留给他任何记忆的父亲。因此，他的回忆，几乎成了一个虚空。由于父亲早逝，那些残留在作者童年岁月里的零星记忆，最多只能算是记忆的微量元素，而无法构成记忆本身。本文也因此成为一篇特殊的悼词。它充满矛盾：一方面，作者的生命是父亲给的；另一方面，那个给了他生命的男人又几乎不存在。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生命的系统中。然而，作为生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又往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即使血缘传承在中国人的道德伦理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无论家谱还是牌位，对于生者来说也只是一些抽象的符号而不是亲切可感的生命。它们从理论上对一个人的来路给以界定和通知，但站在这人世的一角，一个人依旧会感到身前身后两茫茫。于是有了那跨越千古的悲慨：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

46.徐累（1963—）：《褶折》

徐累是画家，但他的散文令人惊艳。他的文字与绘画交相辉映。在这篇散文里，褶折成为物质，成为审美的对象，这完全与画家的思维有关，一个舞文弄墨的作家很难注意到褶折的审美性。与褶折相连的，不仅仅是衣裳，还有涅瓦河的波浪、彼得堡宫殿或博物馆里的水波型帘幕、荒木经惟的摄影、巴特农神庙女神雕像身上性感的衣纹、达·芬奇的草稿……从几缕褶折出发，徐累挖掘出艺术史中一个博大然而又隐秘的事实：“褶折不仅是观念，而且还是伟大的操作，它使世界为之昏迷。”

47.张远山（1963—）：《告别五千年》

一文写尽五千年，张远山写得机巧聪明，又力道十足。聪明在于他把朝代与身体部位对应，从历史中搜寻出一条自头脑到膝盖的不断下行的路线；力道在于这虽然称不上“规律”，而仅仅是一种比喻，但不失为一个视角，让人遐思。

48.彭程（1963—）：《在母语中生存》

彭程外国文学读得多，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那些离开母语环境的写作者，比如张爱玲，比如布罗茨基，然后从反面证明了母语对一个书写者的价值。所谓母语，就是母亲的语言，它像母亲一样只有一个，而并非很多语言中的一种。它携带着温度、记忆、感情、价值，属于身体内部的一种遗传细胞。这一切，后天习得的语言是没有的。假如不考虑极少数的例外，大多数人通过外语阅读很黄很暴力的文学，都没有什么生理反应。彭程发现了一条文学的规律——语言遵循的是母系氏族的法则，以母为遵。一个写作者，只有在母语里，才能找到自己的故乡。

49.凸凹（1963—）：《游思无轨》

这又是一篇思辨性的散文，写于20世纪末。它关乎人类的处境、命运这类宏观话题。但凸凹没有写成长篇大论，而是将人类的荒谬、两难、无助落实到细处。这需要四两拨千斤的功夫。我以为处理大题有三种境界：举重若轻、举重若重、举轻若重。第一最佳，第二尚可，第三最差，本文属于第一种情况。篇末神明与鸟的寓言，让人久久不忘。

50.李书磊（1964—）：《河边的爱情》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很多人幼时就会读的诗句，李书磊却从中发现了中国人的精神密码——为什么那些古老的爱情大都发生在河边，爱的歌咏也大多与河流或河水有关？这无疑是有趣的发现，而李书磊的破译过程更加有趣。他仿佛是文化的血液鉴定师，通过他的化验，鉴定、鉴别并鉴赏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李书磊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重读古典》，是这些鉴定报告的集成，它们并不枯燥，而仿佛思维游戏，想人之未想，丝丝入扣，非常好看，《河边的爱情》只是其中的一篇。可惜这样的文字现在见不到了，连李书磊都多年不写了。

51.李敬泽（1964—）：《小春秋》

所谓历史，就是过去人的选择。他们已经选择过了，不再有选择的机会了。但我们还有。每个人看过去的事，心里都在想当下的事；看别人，都在想自己。所以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

这样的交流固然困难重重。写历史，最怕隔。语言、思想、文路，处处相隔，对不上话，那文章就越看越拧巴，十三不靠。像李敬泽借用了《三岔口》的规则说：“雪亮的刀锋贴着对方的头顶划过，他们对面凝视，就是不能穿过那虚拟的黑暗看到对方……他们绝不能看到对方，就像人和历史之间横亘着词语构成的明亮的黑暗。”

但这些风险，还是可以化解的，否则历史就成了一个纯粹的时间现象，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历史还“在”，就证明了历史与我们的粘连关系。李敬泽用散文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历史的因果、人物的短长，尽奔赴他的笔端。我看到李敬泽对历史信手拈来的功夫。但他志不在史，在以史为媒，借用历史的长度透视自己。他在文字中独步，看孟夫子一身正气，看盗跖一脸杀气，看宋襄公一脸天真气，等着在河里狗刨的敌军爬上岸来把他打个狗血淋头，落荒而逃……历史的“镜像”浩大，照鉴的全是今人的事实。

李敬泽像一架续航能力极强的侦察机，跨越自春秋时代至今的巨大飞行距离，机载雷达可以轻易锁定历史中的任何一个目标，游刃有余，袖底藏风，空气阻力几乎为零。

这组散文，曾是李敬泽在《南方周末》等处写的专栏，原题“经典中国”，出书时改名“小春秋”，据作者说，“因为大部分是有关《春秋》的”。在《春秋》之外，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着不带书名号的春秋。

52.格致（1964—）：《利刃的语言》

在这篇文章之前，格致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把本文当作格致的“处女作”，不知是否准确。很多年前的一天，友人拿来一组格致的散文，我立刻被它们惊住了，由衷相信“写作高手在文坛之外”这句忠告。那组散文就这样发表在我主编的《布老虎散文》上，《利刃的语言》是其中之一。

一个家庭妇女，到楼下的西瓜摊买西瓜，交了钱，把西瓜拿回家——这能构成一篇散文吗？

但格致就写这样的题材，貌似家常，却危机四伏。文中那柄锋利的刀刃，象征着生命中无处不在的凶险。格致揭露了我们生存的本质——我们被危机罩住了，但它含而不露、引而不发，却时常没有预告地不期而至，把我们置于死地。这是那个卖瓜人手里的利刃告诉格致的，格致的语言，也因此闪着利刃的寒光。

53.蒋蓝（1965—）：《指缝里的白烟》

蒋蓝的散文，有点像足球队里的前锋，总是冲在最前面，机锋锐利、刀刀见血。个人生活入他文字者甚少，本文便是为数不多的一篇。这同样是一篇祭悼文，这样的文字，本文已提到多篇。或许只有面对亲人的亡故，情感力量才最强大，所有平日里忽略的亲情，都在此时奔涌而出，一一反刍。

但与其他祭悼文不同，本文没有过多地回忆逝者的经历，或者与逝者相处的日月，而是细细地描绘丧事的全过程，冷静、细致、静穆，像一个不轻易流泪的汉子，把强烈的情感隐藏在后面，只通过个别的细节流露出来，诸如那条通往殡仪馆的路，刚好是父亲曾经锻炼身体的路；又如父亲遗像背后，还留着作者儿时的笔迹，仿佛已逝的时光，隔着一层纸，仍与父亲共处。这些细节犹如指缝间的白烟，丝丝缕缕地溢出，弱如轻风，却成为文字最有力的推动力量。

他书写丧葬、火化、拣骨灰的过程，一丝不苟、一丝不乱。整个过程静谧无声，却比仰天长哭更有力度。蒋蓝还是没改他的残酷文风，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宣告死亡的残酷。至于对生死的思考，死者已经不能、或者说不用去思考了，那是生者的事。

54.周晓枫（1969—）：《种粒》

周晓枫的《种粒》，写于十多年前，今日重看，光泽依旧。那是语言的光泽。周晓枫是不可救药的语言至上主义者，她的语词，珠玑闪亮，意象纷繁，似乎不愿意把任何一个汉字浪费掉。本文第一句，就给人下马威：“最小的水系在果实里流动，我把这个光亮的苹果举起来，就听了声音，非常小的声音，类似于安静。”

“最小的水系”，是指苹果里的汁液，但她不说汁液，而说水系。倘说汁液就俗了。周晓枫把她的语言意志贯穿到全篇，甚至贯穿到她的全部写作中，她的执拗，在文坛上也并不多见。她写过魔术师，或者，她的理想，就是成为语言的魔术师。

种粒是至为微小的事物，但周晓枫把它写得很大——甚至有水系流动其中。“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世界上就没有无关紧要的事物，关键是你怎样看它。

55.冯唐（1971—）：《致石涛书》

冯唐的文学身手，在散文中展露无遗。或许，他个性中的自由刚好吻合了散文的属性。写散文，最怕拘谨，端着写，自己把自己当大师、当知识分子、当圣人——与此类散文相比，冯唐显然走到了另一个极致。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散文的这一属性，自由、放任、游刃有余，但绝非胡言乱语，对事、物、人，都别具洞见。

这篇《致石涛书》，先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后来更名为“大画”，收入散文集《三十六大》。这是一篇与清代画家石涛探讨艺术的文字，却不同于任何一篇艺术散文，行文不是紧紧密密、步步为营，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没有一大堆的术语，却充满了真实的大白话，只不过那些大白话，句句直指艺术的实质。比如他说：“耗尽自己所有的歪邪，孤注一掷，倾生命一击，成与不成，你都是佛。”

他引用的那段石涛的文字，我也喜欢。那段话是：“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也。”这不是抄，是眼光。

56.东君（1974—）：《刀在黑暗中有其丰饶的光》

2001年，东君在第5期《人民文学》“新散文”栏目里发表了一组以藏地为题材的散文，总名为“幻象”，本文只是其中的一篇。那一年，东君只有三十二岁，但他在这组散文中展现了令人羡慕的成熟。比如这篇《刀在黑暗中有其丰饶的光》，把他对一个民族的认识凝聚在一把刀上——它代表着历史、工艺、性格、生活，甚至，爱。这首先需要一种别致的眼光，把再普通不过的刀，从藏族汉子的身体上拣选出来；其次，他的语言，也具有刀的力度，比如他说：“对于这里佩刀的汉子来说，刀是他们的钢铁兄弟。拿走刀，就会使一具身体失去亮度，使天气坏掉，使他们的目光变得黯淡。”作者还注意到，让女人铸刀，会使刀变得柔和、唯美，使刀的暴力含量减少。这是藏族人深藏于刀中的哲学性，也是这篇散文的深度所在。

57.塞壬（1974—）：《下落不明的生活》

假如有人指责“70后”作家写作的“新散文”越来越遁入虚幻的空门，与现实人生的粘连越来越少，那么我就劝他去读一读塞壬的散文。在中国繁华的南方，塞壬，这位湖北姑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打工妹——即使今天，她的散文在文学界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也丝毫无助于她生存处境的改变。这使她的散文少了小女人的矫情，多了沉实的痛感。那痛感如影随形，落实在每一个细节上，甚至落实在她的地址上，因为很多年中，她是一个没有地址的人，即使有了，那地址也是“弯弯曲曲”，犹如一段无法公开的隐秘。比如，她的地址曾是：广州天河棠下西边大街西五巷之三靠北四楼。有点像联络图，一个陌生人要想准确地找到她居住的地方，确实需要不凡的摸地形的能力。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像塞壬这样的年轻人，拥有一份“下落不明的生活”，一切都是干净的，包括信用卡和爱情。但他（她）们还得生活。既然生活，就要为自己找寻生活的理由和乐趣。我们应该向他（她）们致敬，更应该向塞壬的散文致敬。

58.李修文（1975—）：《荆州：劫难与花朵》..

这篇散文，明显带荆楚文化的意味，有古意，又有“70后”的旁逸斜出，胆大心细。他写自己生活的城市，却从劫难入手，回望那一场场“鲜血的洗刷”，借此凸显荆州的个性。文字密实，史实厚实，而这一切都不是外在的，而是化于他的血肉骨髓。这样的写法，李修文独有。

59.马小淘（1982—）：《余幼好此奇服兮》

这是马小淘《衣说》里的一篇。马小淘用散文写的“中国服饰史”，从屈原讲到尹雪艳、梅艳芳、夜总会陪酒女郎。这当然不是一般的“服饰史”，而是任性的、个人化的、别致的“服饰史”。

服饰是符号，服饰背后透露着内心深处的某种有意识或无意识。从穿戴的蛛丝马迹，可以破译一个人的内心。

这很像陈丹青，透过面孔七窍看灵魂。

写屈原的《余幼好此奇服兮》，我最喜欢“水是他最后一件衣服”那一句。她把屈原的魂写出来了。

转自：《名作欣赏》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