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写作 | 李敬泽：关于小说创作的5个方面

李敬泽，男，汉族，1964年1月生，祖籍山西芮城。中共党员。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参加工作。现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关于收与放

在写作的过程中心里还是要有那么一根弦，这根弦可能绕来绕去，但肯定要在，不能写着写着就写丢了。从另一方面说，要是什么都紧跟着这根弦走也挺没意思的，你忍不住会离题、走神。我最近因为评奖，集中看了一堆当下的小说，发现现在的小说有问题啊。

大部分的小说家就是一根线，而且是一根直线，从头起一直平着推到尾。好的小说不应该这样。

好的小说是有那么一根隐蔽的线，但在推进的过程中应该像逛园子一样，这儿停一会儿然后拐到那儿去看看，它是一个大花园，不是一条大路。但现在很多文章、小说都写成了一条直路，很多小说不能停留。

你看《红楼梦》，那是能停留的，有些章节并不是为了推动叙事，比如“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就是写过生日的热闹，活色生香，因为停住了所以才好。要是以那么多当下小说的写法，很多作家写十二回就能把《红楼梦》给写完了。

当然我知道我这样的文章是不讨好的，现在我们的文章，包括公号文章，恐怕主要得清晰、明了，一条线直推下去可能比较讨好，但没有办法，我就是喜欢这样写，流连。

2.关于知识与信息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炫耀我的知识，因为在这个时代，知识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随便上网搜去，什么都能搜出来，真不像过去，说这个人是大学问家，主要是记忆力好，什么都张嘴就来。现在我们做不到张嘴就来，但是我们抬手就来，一搜就出来了。

可话说回来，不管是写论文还是做文章，知识之多少本身并不是一个尺度，不是说知识越多就越好。我们甚至都不愿意把那叫知识，我们把它叫作信息。

我们有海量的信息在那里放着，而人真正要做的是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拿这些材料重新搭建一幢房子。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只不过是砖瓦而已。

这种建立联系的功夫和能力才是我们需要具备的。这就是文章形式的重要性，只有形式中，才能让不同的材料各就各位，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建筑物。所以真正让我兴奋的从来不是我懂得多少，而是我忽然发现，在这样一个碎片和另外一个碎片之间有关系，能够建立起你平时根本想不到的联系。

3.文章与资源

就文章而言我最向往的，还是像庄子那样，有汪洋恣肆的气概或者气象。先秦的文章真是汪洋恣肆，相对而言唐宋八大家的小逻辑就太小巧了，起承转合，偶尔看看还觉得挺厉害，但要是整本的看，就会发现他们的逻辑太清楚太单调了，缺乏先秦两汉的那种汪洋恣肆，像司马迁写《史记》，神采飞扬，忽然会在某处就开始走神，这其实特别好。虽然做不到，但我希望我的文章能够是那样的。

至于资源，就我而言，貌似古典底子很扎实，其实也不是那样。我涉猎较多的也就是先秦散文，《史记》、《汉书》是从头到尾看过的，《左传》看了四、五遍。一共是四册，中华书局出版的，因为经常带着出差坐飞机，不小心会丢一本，只好补齐，前后大概买了三四套。

另外就是笔记读得多。90年代因为无所事事，把唐宋、明清的笔记能找到的都读了。笔记真是有意思的，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属于很独特的那一脉。它的书写精神并不是系统的，逻辑严密的，它强调的是时间的趣味，关注的是宏大之物中的有趣细节。笔记我特别喜欢，它也影响了我，让我在写作中总有那么一点搜奇的“八卦”精神。

4.关于文章

我喜欢用文章这样的词，而不是小说、散文什么的，搞得跟文学医院似的，这是五官科、这是儿科。我们确实有一套文学的现代建构，小说是其中的得益者，几乎拥有了独尊地位。但这套建构对散文的不利影响却是巨大的，文章原来是无远弗届的，被现代一建构，变成了一个小东西。

5.关于语言

怎么表达，或者说推敲语言，在我确实是很强大的习惯，我很难容忍很粗糙的语言，就像每天早晨起来不收拾就出门那样，我是不大能接受的。我这个习惯到了哪怕是没有办法要写应酬文章，我也得给它绣出朵花儿来，有时写完了暗自得意，我这个应酬文章，比我应酬的那个对象还要好嘛。

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真的就跟一个人似的，你永远要提着精神，永远要有严明的标准。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也经常要写公文，我手底下的年轻人也会抱怨，觉得自己满腹才华竟还要写公文很委屈。

我说：你一个公文都写不好，放任自己前言不搭后语，你以为你那“伟大的文章”就能写得好？古代文人很多是为官做事的，比如韩愈、苏轼，他们对文字的自我训练和要求，使得他哪怕是写个判词、写个奏章，永远能保持同样的水平，跌不到哪里去。

当然我自己也知道，我的文字有的时候过于讲究，讲究过了，显得过于琳琅。比如《会饮记》里的《夜奔》，我是明确地当小说写的，微信上发出来大家都客气鼓励，但也有一个朋友，在我朋友圈底下说了一句：如果把四字成语都删掉就好了。

后来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真对。这就又要谈到文体问题了，有时候还真需要有一个文体上的自觉，你写一个散文，大量的四字成语用得好还行，但是小说最好不要用那么多四字成语，小说最好还是语言高度准确，说什么就是什么，是直给的。

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有些情况下是需要确定文体意识的，并且对自己要有相应的语言要求，比如小说的第一要务不在于文字漂亮，而在于准确，对小说家来讲，被夸语言漂亮不一定是好事。

有时我们看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会误以为语言很好，其实那多半是翻译家的功劳。我们看不懂原文，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大概就很差，还有人告诉我说托尔斯泰的语言也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