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如戏，每天登场一位“主角” 微信公众号：登场 NO.21-郑小瑛：91岁仍坚持工作的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中国风骨 作者：登场君 12月25日，一条正能量满满新闻冲上热搜。 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现身“一平方米”朗读亭，91岁高龄的她依然坚持工作，当董卿问她，“这个年龄还需要工作吗？”这位硬核奶奶霸气回“怼”，“不工作干什么呢？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这一热搜引发公众广泛兴趣。 很多年轻人在问，视频中这位老奶奶到底是谁？  这位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一生经历，可谓传奇。随便找出几个，就足够普通人说上一生。 比如她的家世；年轻时为支持革命，曾三次“逃”往解放区的经历；依靠自身努力，33岁时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一手创立的爱乐乐团，成为厦门“城市名片”之一；一生3次患癌，与癌症斗争20多年，91岁高龄仍坚持工作...... 其一生经历，被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和多项国际名人录收录，是中国目前为数不多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音乐家之一，在业内有着“穿裙子的卡拉扬”雅号。 毫不夸张地说，郑小瑛是一位活着的传奇。 尤为可敬的是，她对对待民族、对待生命、对待事业的态度，郑小瑛用自己的一生，向世人诠释了什么叫中国风骨。读完她的故事，没有人会不感叹，原来人生真的可以活的这么精彩。 01 “我不是大小姐，我是干活的！” 1929年9月27日，郑小瑛出生在上海。 他的父亲郑维是福建永定客家人，清华大学第二期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农业经济系硕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商科博士。 母亲温嗣瑛出生于四川重庆，祖上是从中亚撒马尔罕出使明朝的使节，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钦天监，并赐姓温。年轻时受“五四”思潮影响，执意去上海念女子体育高等师范班，学习新式体育。毕业后，回重庆当上了中国第一代女子体育教师。 在那个女孩子足不出户、笑不露齿的年代，温嗣瑛这种行为，可以说是离经叛道。 据说，她当年让自己的女学生穿上灯笼裤、背心裙走上操场，在留声机播放的音乐伴奏下，跳西方舞蹈，这一幕曾让整个山城重庆轰动，一直被议论了好多年。郑小瑛后来说道，“我独立好强的性格，与从小接受妈妈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经一位美国医生介绍，郑维和温嗣瑛通过书信相识、相知，最终结为连理。 温嗣瑛再一次不顾家里的反对，义无反顾前往上海。她和郑维举行了婚礼，并于随后的1929年生下大女儿，两人用父亲的姓和母亲的名，加一个“小”字，为女儿取名郑小瑛；后来他们又有了二女儿，取名郑小维。  郑维和温嗣瑛夫妇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自郑小瑛出生起，两人就在银行专门开立了一个账户，坚持往里面存钱，作为教育专用资金。 本来，夫妻俩并没有让郑小瑛学习音乐的打算。 但是郑小瑛小时候喜欢看秀兰·邓波儿主演的电影，回来就模仿着边唱边跳踢踏舞，于是父母就让6岁的她开始学习钢琴和舞蹈。 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上海沦陷。 郑小瑛一家从上海，搬到了重庆南岸老君洞半山腰的镇江亭。后来郑维在成都一家全国农村合作委员会谋到总视察职务，全家又迁往成都。 在这期间，曾有媒体以“民国大小姐”为主题，专门拍摄采访郑小瑛。 郑小瑛说：“我不是大小姐，我是干活的。” 母亲温嗣瑛因参加妇女运动结识了何香凝、史良等一众民主爱国人士。史良就住在郑小瑛家的楼上，她曾给当时年仅8岁的郑小瑛写过这样一段话。 “你有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爸爸，又有为家庭和社会服务的干练妈妈，他们是男女国民的模范，你要学习他们，担负起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来，才是真正的救国。” 一直到现在，郑小瑛都还保存着写有这份珍贵题词的纪念册。  在那个年代，全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 小学毕业前夕，郑小瑛曾听说空军幼年学校在招生，就和同学一起去报名。 她说，自己的梦想是驾驶飞机轰炸日本三岛，但当时学校只招男生，这个梦想就落空了，最后不得不到当地教会学校华美女中就读。 这时的她已经展露出出色的音乐才华，学校排练舞剧《狄安娜》时，老师让郑小瑛指挥大家唱《马赛曲》，这是她第一次尝试拿起指挥棒。 虽然在音乐上展露天赋，但郑维夫妇却希望女儿能够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和现在很多父母的想法一样，他们认为医生是被人需要的而不用去求人。 就这样，郑小瑛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按照校方规定，要先在学院认定的教会大学里先读三年生物系作为预科。郑小瑛来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读预科，郑维夫妇也举家迁回上海。 在金陵女大期间，郑小瑛开始接触到中共地下组织和解放思想。  1948年5月21日，南京各大学的学生抗议特务逮捕学生。群情激奋，大家纷纷涌到国民党青年部楼下静坐示威。金陵女大60多名学生也走上街头，郑小瑛打着用床单制成的横幅，上写“还我人来”，走在队伍最前边。 迫于学生们的压力，国民党最终释放被捕学生。后来郑小瑛提到这段历史，她解释说自己并不是组织者，因为个子高才被选去打横幅。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爆发。 郑小瑛下定决心，要去解放区支持革命。 这个决定遭到了父母一致反对，与当年母亲的选择一样，她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并且连“逃”了三次，前两次都被父母拦了回来。 第三次，1948年圣诞夜当天，母女在上海法国公园见面，母亲终于松口同意，交给她三枚金戒指作为应急之用，郑小瑛谎称第二天才离开，答应回家过圣诞夜，但当晚，她就与同学程式如以及两名金陵大学的男同学谢键忠、韩仙瀛，登上去汉口的轮船。 “根本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只有一腔热情，觉得对民族要有一点担当。”  到武汉后，四人装扮成回河南老家过年的武汉毓英中学师生，程式如和谢键忠装成兄妹，郑小瑛和韩仙瀛扮成情侣，爬上了一列由运煤车改成的敞篷货车。 四人在驻马店下车住店，很快因为口音不对引来宪兵盘查。韩仙瀛谎称领着未婚妻郑小瑛回家见爹娘，塞给宪兵两块银元，得以顺利过关。接下来往北到漯河一带是“三不管”地区，他们搭乘拉货的大轱辘车。 夜里住店又遭到民团勒索财物，谢键忠掏出四块银元，这才打发走这伙人。 天亮后，他们赶紧坐着大轱辘车赶路。进入一个村庄，忽然看到路边有戴着红五星军帽的人，历经半个月辗转，才终于到了解放区。 02 精彩的人生，是用音乐感动世人！ 在解放区，四个人很快就根据自身意愿和能力，被分配了到相应的地方。因为有音乐基础，郑小瑛参加了大艺术家崔嵬领导的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 在训练班期间，她白天学习理论知识，晚上睡大通铺。 为了保障前线粮食供应，大多数时间他们吃的是紫黑色的高粱米窝头和杂菜汤，有时还吃槐花和榆树皮做的干粮。 开饭时八个人围着一盆菜，蹲在地上捧着大碗吃。只有半截墙的厕所就在不远处，苍蝇爬满饭菜，随手挥开继续吃。衣食住全部实行供给制，女同志每个月多两张“卫生券”，可以在简陋的公共澡堂洗个澡。 这位上海姑娘，感觉自己完全来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但她很快就适应了环境，全身心投入到解放区生活建设之中。 文工团里的同志大都不识谱，学唱歌曲时非常困难。郑小瑛忍不住就说，附点是这样的，切分音是那样的。大家就说：“你来给大家打拍子吧！ 就这样，她开始了自己的指挥生涯。 最初是在文工团指挥，后来便站到上百、上千人的队伍前面，指挥大家唱歌。 文工团建立了中原大学文艺学院（今武汉音乐学院），郑小瑛的音乐才能获得了全面发挥，打大鼓、敲大镲、吹长号、扛大号、作曲、教乐理、指挥管乐队，第一次走进乐池，指挥中西混合乐队伴奏的秧歌剧《九尾狐》。  1952年，郑小瑛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54年，文化部从苏联请来合唱指挥杜马舍夫指导中央歌舞团合唱队。 因为报名学员不甚满意，杜马舍夫亲自到中央音乐学院挑选学生，郑小瑛成了指挥班25名学生中唯一的女性。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业合唱指挥班，培养出一批在中国乐坛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指挥家，其中包括司徒汉、秋里、施明新、聂中明、方韧、郑裕锋、张明权、曾理中、许直等，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郑小瑛。 1960年初，郑小瑛被选派到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在苏联期间指挥多场音乐会，1962年10月3日，郑小瑛在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丹钦科命名的剧院指挥，演出了难度极高的歌剧《托斯卡》，得到了广泛赞誉。 也因此，33岁的郑小瑛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舞台的中国指挥。 1963年底，郑小瑛毕业回国，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 回顾郑小瑛的指挥生涯，有数不清的经典。 比如，1965年的民族歌剧《阿依古丽》。 这部歌剧一经公演，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轰动，众多媒体评论首次在国内亮相指挥的郑小瑛“指挥指法美妙、细腻”，“指挥风格热情奔放，严谨细腻，颇有深度”。 而这次演出象征意义，更是大于歌剧本身。因为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的诞生，由此打破了以男性为代表的精英音乐文化的格局。 之后，郑小瑛陆续成功指挥《杜鹃山》《龙江颂》《夜渡》《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等著名折子戏，最值得说到的是1979年在北京石景山剧院上演的《茶花女》。当时，是这部西洋歌剧禁演十多年后的首次演出，担任指挥的是郑小瑛。  在那个年代，原有的西洋歌剧演奏方式显然与国情极不相符。音乐将起，台下观众仍在聊天、嗑瓜子、吃花时竟有观众跑到乐池边和她打招呼。 “怨不得这么齐，敢情这还有个打拍子的呢！” “喂，打拍子的阿姨，你们光唱不说叫什么戏？” 毫无疑问，这场演出是失败的。演出结束，郑小瑛一个人坐在曲终人散的观众席。 她翻着谱子，一个小时过去，一行都没看进去。她意识到，音乐教育缺失了十几年，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怎么欣赏经典艺术了，必须要想办法让更多人听懂古典音乐。 从那之后，郑小瑛有了另一个身份：讲解员。 每次演出开场前20分钟，她就拿着喇叭到剧院门口吆喝，请观众提早入场听讲座，增强他们对歌剧的兴趣和理解。起初只有二三十个听众，后来有一两百人，再后来，甚至有人多次买票只为听郑小瑛的讲座，有人拿着节目单，边听讲座边做笔记，甚至有人专门带砖头大小的录音机来录制讲座内容。 这便是著名的“郑小瑛模式”！  纵观郑小瑛指挥生涯，最有传奇色彩的，当属中法首次合作演出的法国经典歌剧《卡门》。当时，双方已经商定好要用中文译本演出。 但译配难度很大，中文译配不仅要意思对，语气对，分句对，原文音节的数目和律动都要对，这才能够传递原版音乐的风格，特别是《卡门》中音乐的情绪是按照法文倒装句写的，很难翻译成与音乐起伏匹配的中文。 郑小瑛一字一句地指导翻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将27个唱段反复译配了三遍，后来又由全体演职人员提出改正意见2000余条，之后才投入了排练。 1982年元旦，中译版法国歌剧《卡门》在天桥剧场举行首演，大获成功，连续演出27场，场场爆满。时任法国驻华大使马乐代表法国总统，专门授予郑小瑛“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感谢你非常好地介绍了法国文化。由于你高超的指挥艺术，使得译配成中文的歌剧《卡门》得以在中国成功上演。” 03 倒在指挥台上，是最浪漫的事！ 时间来到90年代，当时，流行音乐充斥大街小巷。高雅音乐受到严重冲击，歌剧事业日渐衰落，为此感到忧心的郑小瑛和留苏同学、全国大提琴学会主席司徒志文，总政歌剧团首席小提琴朱丽聚在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三人最终决定联络志同道合者，建立一个乐团。 因当时想到的成员大多是女音乐家，郑小瑛提议，“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孟姜女、莫愁女，我们就把这个志愿者音乐团体叫作'爱乐女’吧！” 就这样，中国第一个女子室内乐团“爱乐女”团成立。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完全由自愿者组织的，不占国家编制非赢利的民办女子乐团，会在会在日后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一支乐团，先后共有70多位女艺术家们加盟，其影响力遍布全球，被众多国家邀请演出，创下我国交响乐套曲演出场次之最。 虽然最后因为多种原因自然解散，但一直到今天仍不时有人提起。  1997年，在离开“爱乐女”团几个月后，厦门市向郑小瑛发出邀请，希望她能来厦门组建一支民办性质的高水准交响乐团。 这次有厦门有关领导支持她“放手干”，有企业家提供资助，已近古稀之年的郑小瑛一直梦想按照艺术规律建设一个职业乐团，于是答应“试试看”。 以上，就是厦门爱乐乐团诞生背景。这只乐团，现如今被誉为厦门的“烫金城市名片”。  就在乐团招聘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郑小瑛第一次患癌。她当时的饭量突然明显减少，整个人消瘦得厉害。老伴刘恩禹劝她去医院检查一下。 1997年11月初，郑小瑛独自一人去医院检查。 结果对她如晴天霹雳，直肠癌！ “我当时紧张是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特别是我想让世界能听到有中国特色的交响乐和歌剧。”手术后，为了能及早恢复，她每天在老伴搀扶下，咬着牙关，在医院的走廊上缓慢移动，一步，两步，到几十步，到一百步，到一千步。 郑小瑛说，她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重新站在指挥台上，没有。 一出院她就抓紧时间安排面试、排演，很快又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建团之初，乐团排练场地是一间废弃干校的大礼堂，里边空旷，回声太大，郑小瑛就让人买来最便宜的白布，挂在梁柱和四周，“看起来像个灵堂”。 但这些都能够克服，和当年在解放区相比，乐团这时候的条件简直可以说太好了，但最让郑小瑛最担心的还是经费来源。基于多年经验，交响乐团规模大、成本高、受众有限，不太可能靠演出维持运转，一定要有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支撑，这也是其他国家交响乐团几百年的经验之谈，靠一家企业资助一个乐团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 结果正如她担心的，不久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初答应资助的企业很快销声匿迹。乐队购买乐器的经费、人员工资、日常开销都无法保证，举步维艰，捉襟见肘，被人戏称为“吉普赛乐队”。 郑小瑛急得到处化缘！ 有一次，她直接跑到鼓浪屿区政府。等了半天终于见到来开会的领导，给签批了款项。 但那位领导撂下一句话，“郑老师啊，这是因为有你，我们才给批这个钱。如果不是你在，我们是一分钱也不会给的。” 这让郑小瑛气愤不已！ “在他们眼里，我为厦门做的事一文不值。” 自1998年成立，经营厦门爱乐乐团16年间，郑小瑛与乐团理事会分歧越来越大，她希望把乐团交付给信得过的接班人，而这却成为双方决裂的导火索。 有人跟她说，“郑老师，放下吧！这不是你的孩子，是出钱人的啊！” 最终，她的乐团法定代表人和艺术总监的聘用合同于2013年9月到期终止。郑小瑛回家大哭一场，她从未这么哭过，“我从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冲击。” 至今，郑小瑛仍对此耿耿于怀。 04 生命不息，爱乐不止！ 虽然如此，郑小瑛仍未离开心爱的舞台。不过，过她的身体似乎愈发不支持她这么工作下去。 2014年体检时，郑小瑛被查出右下肺出现了早期肺癌，当年5月做了精确靶向螺旋断层放射治疗，这是她第二次患癌。 郑小瑛没有住院，经过五次放疗、复查正常后，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2015年，她的右上肺又再次发现病灶，再次做了托姆刀治疗，这是第三次患癌。 与癌症抗争20多年，郑小瑛反而变得越发豁达坦荡，“人都得走不是吗？没来之前，先去尽情活着就好了，还能干点事就去干。当那一刻来了，不要太痛苦就行。” 这正是她对待生命的态度，她也是一直这么坚持下来的。 2005年末，76岁的郑小瑛在福建龙岩演出，身穿标志性白衬衫黑外套的她大步流星从舞台左侧入场，还未登上指挥席，脚底一滑跌到一米多深的场下。 地板砸出一声响，所有人都被震得从椅子上站起来。 郑小瑛被扶到台边，她稳了片刻，继续登台指挥。开场前，她声音响亮地宣布，“请大家放心，一场虚惊。” 身姿依旧挺拔，只是头发有些乱。 指挥完1个小时的音乐会，郑小瑛浑身疼了2个月。后来回忆起来，她展眉大笑，“摔跤后我自己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我活了。” 从当年指挥《茶花女》开始，郑小瑛就一直坚持推广“洋戏中唱”，既用中文演唱外国经典曲目，她说这是自己“贼心不死”的“人生最后一搏”。 “演员靠唱原文来炫耀自己在国外学到的东西，观众则花很多时间莫名其妙地坐在台下，他们完全不考虑下面的观众听不听得懂，有时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唱的每一句是什么意思。台上是一帮骗子，台下是一帮傻子。” 2017年，郑小瑛首先尝试在国家大剧院用中文演出作曲家马勒的《尘世之歌》，这是马勒在人生低谷时期以李白诗作为灵感创作的交响曲，她希望以此获得关注。 “不要端着架子只唱原文了，唱原文在全世界都不是唯一！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用各国母语演唱别国的经典歌剧，为什么中国人不能用自己的母语来推动它呢？” 自始至终，她从未放下自己身为音乐艺术家的责任和使命。一如当年，她义无反顾，不远万里地从上海来到解放区支持革命一样。 “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只有一腔热情，觉得要对民族有一点担当。”虽然她没有实现小时候的梦想“驾驶飞机轰炸日本三岛”，但却用一生告诉世人什么叫中国风骨。 - END - 点赞+再看，让更多人的看到本篇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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