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10日在乾清门前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故宫博物院建院典礼。开放的第一天，人们以争先一睹这座神秘的皇宫及其宝藏为快，北京市内万人空巷，交通为之堵塞。 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故宫有着600多年的历史，故宫的故事说也说不完。日本记者野岛刚利用近10年采访两岸故宫获取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故宫物语》，以独特的视角讲述故宫的故事。
话文物 今年春晚，有一个节目惊艳了众人。那就是充盈着诗情画意的创意音舞诗画节目《忆江南》。这个节目把舞蹈表演、人物演出融入中国传统山水画意境之中，向观众呈现了一幅古今辉映、美轮美奂的新时代图景。节目以清雅洗练的笔墨描绘初秋时节富春江一带的山川景色，表现出宁静淡泊、超脱自然的精神情怀。不能不让人想到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是江苏常熟人，他原本生于陆姓人家，因为家贫，7岁时被送给没有子嗣的黄家收养。黄公望中举后在元朝当官，但40岁的时候被牵连入狱，因而割舍仕途，潜心于书画的世界，从此开始描绘江南风景，画出淡然恬静的风格。 黄公望的画和宋代的山水画有明显区隔，可以看出在元代是划时代的革新作风。他有点年纪之后才开始画画，却能名列元代四大画家之一；如果说《富春山居图》是他的最佳杰作，应该没有人会反对。 这幅画在明代时由沈周、董其昌等一流画家收藏，也被模仿。这幅画想要得到的人很多，经过很多人之手。清代时，收藏者吴洪裕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把《富春山居图》烧了一起陪葬，幸好其子吴静安在关键时刻把名画救出，虽然烧掉部分卷首，但是大部分都完好。可惜的是另一幅书法家智永《千字文》则没躲过被烧掉的命运。 《富春山居图》原来全长约690厘米，烧掉部分以后再经过修复，卷首小段部分较短，只剩51.4厘米，图面大部分是山，称为《剩山图》。另一部分占全部的十一分之十，长636.9厘米，称为《无用师卷》，黄公望题跋说画要送给弟子无用师，因而有此名称。《富春山居图》就这样一分为二，《无用师卷》后来传到乾隆皇帝的手上。 《无用师卷》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了中国台湾，另一方面，《剩山图》留在大陆，最后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连画也就此诀别。前台北故宫院长周功鑫曾告诉作者，2008年就任院长时，他曾接到某个人物向台北故宫传达的信息，希望让两张画相会。台北故宫也没有异议，就积极向前迈进，大陆方面随之提出“互展”的意向。但是大陆没有“免除假扣押”的相关法律，台湾方面不能出借文物，因此这件事情就暂时告吹。到2010年，《富春山居图》再相会的议题又在媒体上炒热，最后决定改由台湾方面向浙江博物馆借画。2011年6月，《剩山图》运到台湾，两张泣别的画在长期分离之后再度相见，戏剧性的一刻终于在台北故宫发生。  书法中的“三希”珍品——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收藏在台北故宫，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收藏在北京故宫。上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得知香港银行准备拍卖《中秋帖》、《伯远帖》时，立即指示不惜一切代价买下。很快派人到香港以48万港币购入《中秋帖》和《伯远帖》，使这“两希”成为北京故宫的镇馆之宝。 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作者采访前台北故宫副院长庄严之子庄灵，挖掘到了进一步的细节。庄严在大陆故宫博物院工作时，有一次，袁世凯手下管财务的郭世五请当时的院长和庄严吃饭。 饭后，郭世五居然拿出《中秋帖》和《伯远帖》请这两位文物专家欣赏，他们几乎惊掉下巴。原来，前清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前，不断将宫廷文物倒卖出去，“二希”就这样落入了郭世五之手。 当着两位故宫专家的面，郭世五关照儿子：“我死了以后，这两件作品要还给故宫。”然而造化弄人，50年代初，郭世五儿子在香港借钱，把“二希”抵押给了银行，中国台湾当局无力购买，周总理果断拍板，终于使北京故宫收回了这两件国宝。 中国古代名窑汝窑烧制作品时，如果不完美就会废弃，以至汝窑存世的作品只有70件。将汝窑指定为官窑、使之名垂青史的，要归功于北宋的风流天子宋徽宗。 本来北宋宫廷过年或餐饮用的都是象牙白的定窑器皿，但徽宗却不喜欢，他认为瓷器的颜色应该朝着“雨过天青”的方向去发展。于是，汝窑的工匠烧制出了白中带蓝、闪耀出“天青釉”神奇色彩的作品，台北故宫收藏的《青瓷无纹水仙盆》就是汝窑存世的杰作。 范宽是在野的画家，对于后世影响非常大。《溪山行旅图》是他唯一留存下来的作品，浓厚的轮廓线形成山脉的巨大及特殊的层次纹理，细丝瀑布点缀入画，右下角的驮兽虽小，但阐明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这幅画非常古老、非常珍贵，台北故宫几年才会拿出来展示一次，属于“限制级”的作品，如果能欣赏到，算是极为幸运。台北故宫会在秋季展出最为优质的展品，这时比较容易看到唐、宋、元的珍贵藏品。 作者曾看到这张大卷轴的挂画在二楼展出，他发现有人拿着望远镜在看画。这幅画的确画得非常细致，但似乎不到需要使用望远镜的程度。他忍不住好奇地问“请问您在看什么？”“在看画家的署名。”对方回答。 看见作者露出有些不解的样子，对方告诉他：“看右下方。”可是没有望远镜，就算挨近细看，也看不出来。后来他到故宫内的书店去，翻阅目录找到放大的照片看到“范宽”两字，终于明白了。 五代末期、北宋初期那个年代，范宽并不知名，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被淡忘。直到1958年一位姓牛的台北故宫职员，在右下方树丛间的树叶伪装之下发现“范宽”二字。但这个职员其实是文盲，他向当时的副院长李霖灿报告了“好像是文字的图案”，经过李副院长的鉴定，确定是范宽的作品，这也是范宽唯一留存在世的作品。如果没有这次发现，这幅作品恐怕很难获得被称为台北故宫的“蒙娜丽莎”的价值。 国民党政权撤到台湾时，带走了60万件故宫文物。台湾同胞经常说：“北京故宫是个空壳子，好东西几乎都在台北。”但作者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他比较分析两岸故宫的不同特色和优势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北京故宫坐落在紫禁城内，共有占地16万平方米的980栋建筑，远超台北故宫一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书画方面，台北故宫收藏9120件，其中被认为艺术价值较高的包括元代以前的画574件，书法155件；北京故宫有15万件书画，其中元代以前的画有420件，书法有310件。台北故宫的宋代名画，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李唐《万壑松风图》享誉中外；北京故宫的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不遑多让。 陶瓷器方面，两岸故宫各有所长。青铜器方面，则是北京故宫在质量上较优。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台北故宫是'集结精品’的博物馆，而博物馆的'综合性’则是北京故宫的优点。”显然，明确肯定台北故宫的文物优于北京故宫，难免武断。 李敖以前说过：“台北故宫有宝没宫，北京故宫有宫没宝。”但他参观了北京故宫后便表示：“我为我说过的话，感到忏悔。”他还提到：“通过两岸交流，把我以前不懂的弄懂了。”可见，两岸故宫都有许多珍宝，它们是连接所有华夏儿女心灵的纽带，值得好好珍惜。 谈故宫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护国宝免遭战火的破坏，故宫文物走上了艰难曲折的迁徙旅程。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故宫文物还有几次海外展览的经历，书中第二部分有多篇述及。这一部分每一篇都围绕着与故宫相关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特写故宫的过去，突出了故宫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故宫文物的迁徙离合象征了中国的文化与命运沉浮这一主题。  例如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的赴英国展览，大获成功。故宫文物成功地扮演了文化外交使者的角色，大幅度提升了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好感，唤起了欧美人士对正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的同情，更唤醒了国人的文物保护意识。当时拿到英国展览的中国文物，除了故宫藏品，相当部分是海外买家收藏的中国文物，文物外流的严重性震动了国民政府，于是，英国展览结束后，国民政府开始制订“非常时期古物保护办法”、“调查古物流出办法”，文物保护提上了议事日程。 故宫原本不是一座博物馆，而是在1925年时把这座宫殿当作博物馆使用；因此，从北京故宫的结构上来看，要将众多展品集中在一个场地展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北京故宫分别设有青铜器、玉器、书画、陶瓷器等展馆，各馆之间的距离也十分遥远。如果是在春秋时节，走一走正好可以散散步。但是在冬夏两季的北京，在室外走上30分钟即会耗去大量体力，而那些为了欣赏所有建筑而走了一个多小时的游客，又怎么可能会想再去看看文物呢？ 喜爱文物的人通常忙于学习，多数不擅长运动，体力方面也不行，要穿过天安门、午门、走过太和殿……光是用想的，就没有心思去看文物了。作者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紫禁城外另外设立一座专业的博物馆，但是这将涉及北京故宫、紫禁城等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 访昔人 作者对四个故宫的历任院长与名人的专访记录，借这些与故宫命运休戚相关的人物之口，披露故宫历史的幕后细节。台北故宫在和平时期，依然因为中国台湾政局的变化而试图改变，比如有的院长认为，故宫不应该只局限于展示中国文化，更应该如同大英博物馆一样，去展示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 作者于2008年专访前北京故宫院长郑欣淼的观点让人深思。郑欣淼说，长期以来，两岸故宫没有正式的交流往来。两岸故宫的收藏品本来就系出同门，互补性非常强，例如，一整套书，一部分在北京故宫，一部分在台北故宫，这种例子很多；又例如《天禄琳琅》这套清宫藏书全集，一整套五百册，其中三百册在台北，两百册在北京。 溥仪在被赶出宫前，让弟弟溥杰带出两百册，后来运到伪满洲国的长春，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回到北京故宫。很遗憾的是这套《天禄琳琅》在1958年时移到北京图书馆保管，而台北故宫的三百册，是1949年从大陆运到台湾。 古籍善本方面，台北故宫保存的比较完整。青铜器、书画、玉器等文物，台北故宫有10000件，北京有140000件，台北故宫的文物以宋元以前的居多，有最早的书法作品真迹，如王珣的《伯远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是摹本；但是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北京也有。溥仪把约1000件书画带出宫，名目是给弟弟溥杰的“赏赐”，但是清朝的管理相当严密，收藏品都有记录，所以带出去的多半是比较小型、容易携带的书画。抗日战争之后，约有300件回到北京故宫，其中200件是古代书画，因此这些也变成北京故宫的特色，台北故宫就比较少。 故宫文物是中华民族的根，其收藏品、建筑等都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联结，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结晶。为什么故宫在中国的地位超然，两岸的故宫对民族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可以说一句：故宫=文化。故宫代表的是中国千年来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工艺凝结于故宫中每一件书画、陶瓷、工艺品之中，通过故宫我们感受到的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自豪感与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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