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往事：烟在中国的禁与不禁

吸烟有害健康，为什么不全面禁烟呢？

      “八闽滋种族，九宇遍氤氲。筒内通炎气，胸中吐白云。”清代文人沈德潜的一首《咏烟草》道出了烟草在当时中国的火热程度。烟草，作为一种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的特殊消费品，它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也是颇有传奇色彩的。

自其在中国大地上流传以来，很长时间内统治者都对它处于禁与不禁的矛盾之中。到了近代，随着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禁与不禁”已难以为中国人掌控，烟业反而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当烟草来到现代社会时，我们又面临烟草经济与国民健康如何平衡的问题。

      在追溯中国烟草史时，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中国烟草制度的变化、人们观念的变化，这将成为观察中国历史变迁的一面镜子。

 

《吸烟的美洲印第安人》，版画，安德烈·德维绘，1558 年

       

      吸食烟草起源于美洲。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结果，早在3000 多年前，南美洲的玛雅人就已开始吸食烟草。

      在原始时期，烟草具有药物和宗教的双重功能。一方面，人们利用烟草可适度止痛和杀菌的功效，用烟草汁为病患治疗简单的疾病，因而烟草被视为“神草”；另一方面，美洲的巫师们通过把烟草与其他麻醉药物混合使用，来达到一种濒死状态，让人们相信自己可以与神灵沟通交流，吸烟成为宗教仪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492 年10 月12 日，哥伦布探险队踏上美洲大陆。探险队成员的航海报告里记录道：“很多男人和妇女手上拿着'燃烧的炭’，以使自己得到某种香气。”这正是当地人在吸食烟叶。美洲航道开通后，烟草被带进欧洲，并逐渐传播到世界的其他角落。

      烟草的迅速传播与它提神解乏、麻醉止痛的功效密切相关。一位名为尼古特的法国人将烟叶呈献给当时的法国王太后美迪斯，用来治疗她的头疼病，效果显著，这令烟草迅速在欧洲上层社会流传开来。后来人们将烟草称为尼古丁，用来纪念这位法国人。此外，很多周游世界的传教士和探险家把烟草的种子和吸食方法分享到各个地区，对烟草传播也作出了不小贡献。

 巴黎街头两位搬运工人正在吸食烟草（约绘制于1820年）

 

从“禁止”到“开禁”

      烟草传入中国大约是在明代万历年间。明末有《景岳全书》记载：“此物（烟草）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皆种植之矣。”传入渠道说法众多，最普遍的观点是，经吕宋（今菲律宾）传入台湾，后又传入福建。菲律宾 16 世纪中叶就成为西班牙殖民地，所以烟草及吸食习惯从那里传入，是说得通的。

      明代人姚旅所著《露书》提道：“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辟瘴气。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这一段关于中国引种烟草的文字，说明明代后期福建当地的产量已相当可观，还能对外出口。

      然而和其他粮食作物不同，烟草并非生存必需品，大面积种植肯定会消耗一定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和资金。对于农业社会的统治者来说，保证农业生产才是最重要的， 种烟“无异游民坐食”。所以，种植烟草对于当时“强本抑末”观念浓厚的封建统治者来说，自然不受欢迎。崇祯皇帝就是一位坚定的“禁烟主义者”，曾多次下令禁烟，甚至处死过违法者。谈迁在《枣林杂俎》里记载，崇祯年间曾下令禁烟，民间私种烟草者要法办，严重者更要受斩刑。

      吸食烟草有害于健康，也是早期施行禁烟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末倪朱谟撰写的《本草汇言》就将烟草归于毒草类，认为它“气热有毒”。一些地方志里提到一些病例，经常吸食者面目蜡黄，“肺枯声干”。此外，烟草属于嗜好品，购买需要花费大量钱财。人们认为吸食烟草有害于社会风气，特别是家贫者一旦成瘾，很难戒掉，影响正常的家庭生活。

 

 

 清太宗崇德四年（1639），户部发布禁令种植白桂（即烟草）告示，不许官民栽种、吃卖

      清代初期基本延续了禁烟政策。清入关前禁令最为严格，但这种“禁”，也不过只是对下不对上，王公贵族照样吸烟，使得民间仿效不止，乃至屡禁不绝，形成“禁而不止”的局面，到后来不得不“开禁”。不过这种“开禁”是有条件的，民间可以自种自用，不能对外出售，否则要被问罪处死。清建都北京后，朝廷内部对于禁烟还是比较坚持的， 很多大臣都有条奏，请求禁止民间种烟，对官员吸烟加以严格限制。根据当时的律例，凡是在紫禁城内、仓库、祭祀场所等处吸烟的官员要被革职。如果是旗人的话，还要上枷两个月，鞭打一百下；非旗人的话，要挨四十大板，然后流放三千里。

      到了乾隆时期，禁令开始有所松动。乾隆八年（1743），户部讨论了在有限条件下允许民间种植烟草事宜：适合种蔬菜粮食的地方不能种植烟草，只能在城堡以内的空闲地方种植。这次议准的政策原则很明确，即种植烟草不能废除耕地，妨碍农业发展。然而等到嘉庆时期，原先的禁例几乎已丧失殆尽。

      总的说来，烟草自进入中国以来，虽然政府中一直不乏“禁烟”之声，但执行效果不佳。其原因除了烟草本身的药物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在统治阶层内部，烟草已经成为“必需品”。一些官员士大夫沉迷于烟草的口感中，将吸食烟草作为生活情趣，更有甚者，嗜烟如命，“一日一餐必无怨，若购烟无资则泪如雨下……”。“禁者自吸”又如何能真正“禁”得住呢？烟草只能在中国越来越流行，逐渐遍布社会的每个角落。

      烟草的传入和盛行，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消遣方式，更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种植烟草是一项商业性比较强的生产活动。由于吸烟的人日渐增多，国内外需求都很大，而朝廷“禁”与“不禁”的政策模糊性使得种烟在“不合法”与“半合法”之间徘徊，反而提高了烟草的身价。在福建等优良产区，优质的烟草价格在每斤千文以上。种烟比种粮收入高得多，“种禾只获利三倍，种烟还获利十倍租”，这大大刺激了烟草种植的商业化发展。等到禁烟政策日渐松弛乃至真正放弃，国内的消费需求更是呈直线上升状态。烟草生产在农业内部出现了专业化倾向，形成了诸多著名产区，比如漳州、浦城。

      烟草的商品率高，销路又广，所以很快出现带有“租地农场主”色彩的“莳烟家”。他们没有固定土地资产，“专靠赁田栽烟”，同时雇佣劳动力协助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已不同于以往的封建剥削关系，而是早期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从烟草行业分离出来的加工业，同样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烟草传入的早期，人们只是将烟叶晒干揉碎直接吸食，因而没有单独加工的必要。随着产量的增长，烟草加工技术也随之发展起来，烟叶开始被加工为烟丝。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催化了社会分工，烟草加工业逐步独立出来出现了一批雇佣专人加工兼销售的烟铺作坊，“大铺用工三二十，中铺不减十余或七八”。这些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因素，为近代中国烟业的生产发展创造了条件。

艰难成长的民族烟草工业

      清代嘉庆、道光之后，鸦片问题日渐突出。鸦片的毒性和成瘾性远超过烟草，且流入中国后造成白银大量外流，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极大隐患， 清政府严禁鸦片的呼声不断上涨，关于烟草的禁令则慢慢退居其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 五口通商。外国资本主义逐渐把中国作为工业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中国本地种植的烟叶被运往世界各地，出口数额不断上升。

 吸食鸦片的人 约翰·汤姆逊 / 摄

      不过外国资本家需要的不仅仅是压榨初级产品，他们更渴望广阔的市场。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人发明了卷烟机，掀起了烟草行业的一场巨大革命。19 世纪80 年代，英、美等国开始采用机器卷烟，并将产品输往海外市场。大约在19 世纪90 年代，美商的老晋隆洋行把“品海”牌香烟带到上海，中国内陆开始有了机器卷烟。

      外国商人依靠自身的雄厚实力和各种殖民特权，通过廉价销售的方式，让机器卷烟逐渐替代了以往中国人习惯吸食的黄烟和水烟，慢慢掌控了中国烟草市场。“清末，外国卷烟输入中国一年不下 20 万大箱（每箱 5 万支）……在帝国主义各国的激烈角逐中，英、美资本家取得了胜利，对中国烟草市场几乎形成了绝对垄断。

      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取得设厂权。为了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烟叶原料和劳动力，攫取更多的利润，各国资本家开始引入卷烟制造设备，在华北等地区开办卷烟厂。到 20 世纪初，英美烟草公司在华资本额已有1100 多万元，在中国烟草工业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外国资本的强势侵入对民族卷烟工业是一种致命打击，不要说民办小厂，就是官办企业也无法与之竞争。1903 年， 清政府北洋集团掌控的北洋烟草公司在天津成立，公司主要管理人员都是朝廷官员，还拨有专门的官地种植烟草。然而这所官商合办公司只运营了 3 年就宣告破产。当然，除了外国资本的挤压外，这种封建官僚控制的合办公司，本身在管理、运营方面都存在种种问题。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比较典型的商办民族卷烟工业代表，由华人简照南于1905 年创办。由于缺乏技术和经验，在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打击下，3 年后宣告清算停业。后来虽然得到资金援助，于1909 年重新运营，但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的香烟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的民族工业，包括卷烟业终于迎来发展的有利时机。此时，一方面国内革命浪潮迭起，倡导国货的爱国运动风生水起，国货畅销一时；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忙于战事，无暇顾及海外市场，让民族企业得以“大施拳脚”。南洋烟草公司终于由亏损转向盈余，并于 1911 年正式向社会募股，扩大资本至1500 万港元（复业时只有13 万港元）。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生产厂

      近代被打开国门、裹挟于世界市场的中国，在是否“禁烟”的问题上，此时已经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了。面对外国资本的入侵，清政府几乎没有办法保护本国的烟草企业。清代烟草管理制度漏洞百出，税收名目繁多，各地均不统一，税率又很低。虽然受外国烟草重税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不少官员提出提高关税，实行烟草专卖，但基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根本无力反抗列强，反而造成对外税低、对内税高的现象，压制了本国烟草企业的发展。

      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寓禁于征”，即通过重税来限制吸烟的政策才慢慢落实下来。1914 年，北洋政府公布《贩卖烟酒特许牌照税条例》，规定经营者必须领取相关牌照，批发商店一年纳税40 元，专业零售店纳16 元，摊贩纳4 元。1915 年5 月，设立全国烟酒公卖总局，整顿全国烟酒行业，实行官督商销。1942 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我国对烟类实行专卖的第一部正式章程——《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对中国烟草事业的发展和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当代烟类产销和管理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现代烟草管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发展，卷烟工业也慢慢走上正轨。不仅烟草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开辟了新烟区，烟类产品征税制度也开始逐渐实现全国统一。

      1949 年 11 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全国税务会议上颁布的《货物税暂行条例》规定，凡是从事生产、购运和进口卷烟的单位或个人都必须缴纳货物税。机制、半机制的甲级纸烟税率为 120%，手工制作的乙、丙、丁级纸烟税率分别为 110%、100%、90%，雪茄烟为 100%。为了限制纸烟进口，国外烟品一律按甲级税率征收（120%）。卷烟作为高税率产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1953 年，卷烟被划分为征收商品流通税，甲乙丙丁级卷烟税分别调整为66%、64%、62% 和60%。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从 1953 年下半年开始，私营卷烟企业开始以批发价格计税，税负较重；而国营卷烟企业以国家调拨价格计税，税负相对较轻。在同一税率标准下，这符合当时限制私营工商业、发展壮大国营经济的政策。

      1973 年1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发布，政府开始对卷烟产品征收工商税。同时期，国家逐步推行卷烟专卖制。为此，政府规定对国家计划外的小烟厂机制和个体户手工卷制的卷烟，一律按照最高甲级标准 66% 税率征收，个体户还要再加征临时营业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 年里，通过各种整顿，中国的烟草行业管理制度日渐规范，使得烟草事业得以突飞猛进，吸烟者队伍也空前庞大起来。

不过在这30 年中，国外对吸烟的危害性却一直争论不休，全球性反吸烟运动高潮不断。中国直到改革开放时，受到世界反吸烟运动的影响，才发起了第一次反吸烟运动。1979 年，由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和轻工业部联合下达《关于宣传吸烟有害与控制吸烟的通知》，正式表明了政府关于戒烟和控制吸烟的立场。国家主导控烟，统一管理是很必要的，至少把劣质不合格的烟草制品驱逐出了市场，烟草专卖制度的重要性显现出来。1983 年时，全国计划外的小烟厂基本被关停， 中央政府正式确认全国准许生产卷烟的企业为 144 户，实现了烟草专卖。1984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正式设立，与中国烟草总公司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国外反烟广告

      时至今日，烟的“禁”与“不禁”，绝非口头说说那么简单。禁烟难以彻底实行，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税收。烟草行业为国家和地方财政增收、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仅 2019 年，中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就达到 12056 亿元，同比增长 4.3%；上缴财政总额11770 亿元，同比增长17.7%。除此之外，从现实角度考虑，“烟”进入人类社会已久，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完全不吸烟的社会是不现实的。突然禁烟，很可能会造成黑市盛行，乃至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目前，我们能够做的，首先是要加强公共健康教育， 让人们认识到吸烟的危害，主动放弃吸烟。其次是依靠科技的力量，尽可能减少吸烟对人类的伤害，如改造烟叶品种，减少有毒物质的含量， 开发低焦油产品。

在未来，“禁”与“不禁”仍需时间给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