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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作为一种农作物被广泛传播引种外，烟草也被当作一种商品，对新航路开辟以后的全球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周红冰等对此指出：“诸如烟草、甘蔗、茶叶等农业商品作物的贸易以及畜牧业的发展，共同支撑起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的全球贸易体系。”(注：周红冰、沈志忠：《20 世纪前全球化进程中的农业因素——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中国农史》2018年第3期。)就中国而言，古代中国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沟通并主导了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动。但随着15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大航海的完成，美洲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人类突破了高山、大洋的地理阻隔，将新老大陆逐渐连为一体。伴随着全球联系的普遍加强，新的世界秩序(即近代世界)逐渐形成，成瘾性消费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瘾性是指一些商品具有的某种特性，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含有负面意义的概念。根据戴维·考特莱特的界定，瘾品实际“泛指各类合法与非法、温和与强效、医疗用途与非医疗用途的麻醉及提神物质。因此，含酒精与咖啡因的饮料、大麻、古柯叶、可卡因、鸦片、吗啡、烟草，都算瘾品，海洛因、脱氧安非他命，以及许多其他半合成物质与合成物质，也在其列。这些东西本来并没有害处，但都可能被滥用”(注：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因此，成瘾性消费品在学术研究中应该是一个中性概念。 烟草是一种典型的中性成瘾性消费品，它具有一定药用价值，但过度吸食烟草对人类是有害的，有时危害也很严重。生活在当下，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烟草生产与吸食行为始终无法杜绝，郑天一等对此分析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人不止是从身边父兄师长得到效仿的榜样，也绝不止是在父兄师长的夹袋里才找得到烟草。不论烟害的宣传怎样地竭尽全力；也不论烟草制品的价格怎样连珠炮似地上涨；更不论父兄师长如何严加看管钳制，只要他们自身还在家里家外吸烟；只要他们还在银幕上荧屏书刊上看到吸烟，吸烟就必定是个世代相传永远被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生活方式，从而会永远拥有基本群众。”(注：郑天一、徐斌等：《烟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2页。)事实也正是如此。可见，烟草不只是在近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即便是到了今日，烟草在全世界仍被普遍种植与消费，成为近代以来世界新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对于成瘾性消费品与经济全球化及近代世界形成的关系，学界尤其是国外学者对此已有一定关注，并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注：相关著作参见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烟、酒、糖、咖啡和鸦片的历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穆素洁：《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等。相关文章数量较多，不一一列举。)但有关中国通过成瘾性消费品参与经济全球化及近代世界形成的研究并不多见。 这些成瘾性消费品从表面上看使近代世界的商品贸易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但从深层次看，此类消费品引起了全球性变革，不仅仅是导致消费、饮食结构的巨大变革，同时也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世界经济，将全球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推动世界全球化与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烟草在近代世界被广泛种植与消费，并对经济全球化及近代世界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到了16至17世纪，“烟草征服全球。它交的鸿运超过茶和咖啡，委实非同小可”(注：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311页。)。在中国，自16世纪中后期到18世纪中期的一两百年间，吸食烟草习惯便风行全国。至迟在18世纪，烟草就已基本上传遍中国各省，这在中国作物引种史上非常罕见。(注：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第201页。)如今，烟草已是世界上最广泛种植的经济作物之一，有120多个国家种植烟草，烟草成为地理大发现后全球范围内普遍传播的重要作物，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就烟草在中国的传入输出及对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近代世界形成的影响加以探讨。 一、烟草对近代世界形成的影响 (一)新生活方式在世界的普遍形成 烟草是一类极为特殊的成瘾性消费品，说其特殊，“是因为它对人们生活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可以用来满足人们心理与精神上的需要，满足人们社会交往的需要。从这个方面来看，烟草不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一种物质食品，而是用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一种精神食品”(注：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第1页。)。烟草虽然不能归入人们日常生活中吃穿住用行必需品的任何一类，但烟草对于人类有着特殊的效用，如布罗代尔指出的，“根据人类生活的常规，食品严重匮乏的持续或加剧势必需要取得补偿”，而“烟草便是一种补偿品”，因为这一植物可以“用鼻子嗅、吞吸其烟雾或是放在嘴里咬嚼”(注：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310页。)。由此而言，烟草可以称得上是令人着迷的植物，对烟民而言，“吐息之间，青烟缕缕环绕周身，犹如腾云驾雾快活似神仙；对政府来说，明灭之际，日进斗金连绵不绝，好比滔滔江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注：曹流、何华武：《简论17世纪葡萄牙烟草专卖》，王文素主编：《财政史研究》第8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360页。)。 正是基于烟草的特殊用途与功效，加速了其在15世纪以来全球的广泛传播引种与利用。到了17世纪，“全球各地的有钱人开始饮用、吸用、食用来自遥远异地的珍奇植物。咖啡、茶叶、可可豆、烟草、糖，约略在同一时期成为大受欢迎的东西。欧、亚洲的消费者都不能自拔地爱上这些美洲、亚洲、非洲的产物。有三百年时间，它们是世界贸易领域最珍贵的农产品……有时，它们在消费国里被列为违禁品，如咖啡和烟草。但它们的魅力实在太强，最后一个又一个的政府决定，与其花费巨资防范人民上瘾，还不如向享用这些美味东西的人收税，同意人民使用，甚至栽种这些植物”(注：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8页。)。可以发现，当官方无法禁绝时，各国政府便调整政策而接受烟草的种植与消费，加速了烟草的传播。19世纪时，欧洲掀起了普遍的吸烟之风，进入20世纪后，吸烟之风已风靡全球，“首开风气的则是一群浪漫主义者、狂放艺术家、军人，以及纨袴子弟。到了1850年代，虽然鼻烟依然盛行于瑞典和冰岛，但是烟斗和雪茄的消耗量也迅速增长。20世纪上半叶，香烟更是击败所有竞争者，变成欧洲、美国、土耳其、中国及其他地区共同使用的产品，甚至可以说成了一种国际语言或默契”(注：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第11页。)。可以发现，吸烟俨然已经成为近代以来全球性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吸食烟草在明清以来极为普遍，张岱对明代社会吸烟之风写道：“余少时不识烟草为何物，十年之内，老壮童稚、妇人女子，无不吃烟。大街小巷尽摆烟桌，此草妖也。”(注：张岱：《陶庵梦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38页。)如清初北京城，“大街小巷尽摆烟摊，土产烟具和清水，供人随购随吸，大户人家年购烟已逾千斤，户数已过酒户一半”(注：赵鸿明、汪萍：《旧时明月——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99页。)。吸烟在清代妇女中也极为常见：“清晨旅舍降婵娟，便脱红裙上炕眠。傍晚起身无个事，一回小曲一个烟。”(注：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第1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页。)这首诗描写的即是清初京师妇女的吸烟状况。清代以来，烟草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取得了与茶、酒并列的地位：“将以解忧则有酒，将以消渴则有茶。鼎足者谁？菰材(即烟草)最嘉。”(注：全祖望：《淡巴菰赋》，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9页。)可见，吸烟已逐渐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催生出了新的生活方式。在清代城镇的一些茶馆里，吸烟与喝茶往往相伴存在，“乾隆末年，江宁始有茶肆。鸿福园、春和园皆在文星阁东首，各据一河之胜，日色亭午，座客常满。或凭栏而观水，或促膝以品泉。皋兰之水烟，霞漳之旱烟，以此而至……”；“上海之茶馆，兼售烟酒”(注：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318页。)。这种风气在中国很多地方至今依然存在。 此外，吸烟也成为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普遍的礼仪形式，董潮《东皋杂钞》云：“烟草本夷种，嗜之者始于明季。近日士大夫习以为常，大庭广众中以此为待客之具，至闺阁亦然。”(注：吴晗：《谈烟草》，《灯下集》，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32页。)如满族，这一嗜烟民族有客来敬烟的习俗，即“旗户不重茶饮，客至则口吸袋烟，手捧以进”(注：徐宗亮等撰：《黑龙江述略（外六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2页。)。吸烟除作为一种礼节外，更成为一种常见生活方式，如乾隆末年，英国使臣斯当东在北京到热河途中看到：“中国人无论男女，大多数都吸烟，甚至连小孩也都吸烟。使节团曾看到一名十岁左右的女孩子从家里跑出来看热闹时，嘴里就叼着一根竹烟管。”(注：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248页。)可见，吸烟日渐成为各个社会群体普遍青睐的行为。烟草在中国社会的广泛吸食也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变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是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形成受到成瘾性消费品的深远影响，且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较之生产方式而言更为复杂。就烟草而言，既是近代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也使人们在消费烟草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近代新的吸烟生活方式。 经过300余年的发展，到19世纪时，吸食烟草在世界范围内已极为普遍，“烟草从高雅的鼻烟、上等的雪茄，降为俗不可耐的咀嚼烟草。凡尔赛那些讲究穿着打扮、优雅吸着鼻烟的巴黎贵族，若看到日后美国职业棒球员称为chaw(一口咀嚼的烟草)而吐出边线的东西，或看到青少年躲在学校厕所偷偷抽的东西，大概认不出那和他们所吸的是一样东西”(注：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第151页。)。吸食烟草也成为不同身份与气质的象征，“美国西部牛仔的大雪茄似乎表现出一种粗糙的质感美；李鸿章的水烟袋似乎表现了出他的尊荣地位；大胡子英国人著名的烟斗似乎表现出他十足的绅士风度；北方老农的旱烟锅似乎表现出带着呛辣的朴实；就连那些涂着红指甲的纤纤玉手也要夹一支细长的香烟来表现它们主人带上男人气的、不同凡响的女人魅力”(注：郑天一、徐斌等：《烟文化》，第25页。)。可见，烟草催生了世界范围内普遍的新生活方式，成为近代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百姓习惯性地将“烟”“酒”“茶”并列作为日常生活的娱乐消费品，烟草覆盖面与影响程度逐步与酒、茶并驾齐驱。吸烟成为很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所谓“饭后一支烟，快活似神仙”，是指吸烟能够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以致出现“早茶晚酒饭后烟”的习俗。赵荣光也指出：“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能与人们对烟草的嗜爱相比并。”(注：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第78页。)烟草深深地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且占据了重要地位。 (二)近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商品 除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普遍吸食烟草风气及围绕烟草种植与加工贸易的生产方式等对近代世界形成产生的影响外，烟草作为世界市场贸易活动中甚为活跃的商品，同样也在近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推动了近代世界的形成。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人类文明并没有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因此，“14世纪的世界是多中心的。它包括几个地区性体系，其中每个体系都有人口密集而富裕的'核心’，周围是给核心地区提供农业和工业原料的边缘地带，大多数体系之间通过贸易网络松散地联系着”(注：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8页。)。由此维度而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融入近代世界始于新航路的开辟。 新航路开辟之前的中国，以丝绸之路为中心对外进行区域性国家间交往，格鲁塞也指出：“维持这条伟大的世界商路的畅通是中国从汉代到忽必烈可汗时期的一贯原则。”(注：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页。)但随着西方世界大航海的完成，“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页。)。除文艺复兴后的思想解放、科技进步、大航海等推动英国等欧洲国家率先实现近代化外，自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深刻经济制度变革也是欧洲现代化的根本原因，但同时，一些特殊的“世界商品”在这个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棉纺织品以及后来的化纤制品就是典型的、无可替代的“世界商品”；而糖、茶叶、咖啡等则属于比较典型的成瘾性消费商品。可见，商业因素在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极为重要，如果全球化进程中缺少了包括成瘾性消费品在内的这些重要商品，全球化的速度会大大减缓，因而这些成瘾性消费品是目前全球史研究的宠儿。烟草就是这类世界商品，“一旦得到接纳且开始为贸易商和国库赚进大笔财富，大部分这类食物就成为受敬重的东西”(注：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第150页。)。 烟草在国际市场的贸易对于种植与生产者、具体商业活动的从事者与政府等管理机构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且利润丰厚，因而“从哥伦布远航到工业革命的三百年间，三种跨大陆贸易盛行一时。其一是从非洲到美洲的奴隶贸易，其二是美洲所产的金、银大量出口到欧、亚洲，其三是向来被称为致瘾性食物(咖啡、茶叶、糖、巧克力、烟草、后来的鸦片)的愈来愈畅旺的贸易。三种贸易中只有最后一种在进入工业时代后仍持续不坠”(注：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第158页。)。由此可见，烟草在近代世界贸易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极为关键，是近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烟草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使其成为国际贸易市场上最活跃的商品，被商人、殖民者源源不断地贩运到世界各地进行贸易，从而成为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至16世纪中叶，葡萄牙在巴西进行殖民统治时，运往欧洲的商品货物就包括糖、棉花和烟叶。由于烟草的国际市场需求巨大，各国政府也可以在组织管理贩运贸易过程中获得高额税收，因而“针对茶叶、糖、烟草所课征的关税，为17、18世纪许多国家的税收贡献了很大一部分。事实上，致瘾性食物的税收仍是今日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注：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第148-149页。)。就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是从19世纪开始的，后文统计有关19世纪以后中国烟草出口数量与贸易额的快速增加便是较好证据。马赛厄斯也从全球经济交流角度指出，地理大发现后欧洲早期征服过程中，经济整合只局限在各殖民帝国内部，没有全球推广。因而直到19世纪，“一种真正的、大规模的世界经济才正式形成”(注：马赛厄斯：《人类文明史》第6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43页。)。而以烟草为代表的成瘾性消费品的全球贸易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引种 烟草最初于明朝中后期以制成品(注：起初，烟草以制成品的形式传入中国，也即葡萄牙与西班牙殖民者以烟草制成品为商品开拓其在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市场，汤开建等指出：“由于葡萄牙与西班牙将美洲烟草迅速传播，烟草产品的消费很快广泛渗透到整个亚洲，可以说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时，烟草已经成为亚洲很多国家部分地区极为重要的消费品。这种新兴消费现象的出现，也调动了海外葡萄牙商人从事烟草贸易的积极性。”参见汤开建、郭姝伶：《烟草与茶叶：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澳门与巴西的商业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1期。)的形式传入我国，当时被称为“淡巴菰”，这是印第安语烟草的音译。烟草传入中国初期多被用作药物，如1611年出版的《露书》记载：“吕宋国出一草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注：姚旅：《露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1页。)至清代，医学家吴澄《不居集》对吸食烟草的功效有如下总结：“今日之烟，为患更甚于酒。酒虽沉湎，不能携瓶随身，啜食不歇，而烟则终日熏灼，无分昼夜。无分富贵贫贱，男妇老幼，皆有烟随其身，频频喷吸。一口吸入，顷刻周身通体畅快，习以消闲。故客至用以代茶代酒，独坐则解闷解愁。虽赤贫之辈，困苦之时，日给犹可暂缺，而唯烟之一事，不可须臾离也。”(注：吴澄：《不居集》，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年，第587页。)以上两则材料是烟草传入中国早期，中国人对烟草药用价值的初步认识，这是影响烟草在中国被接受与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且在明代就形成了广东、福建、辽宁三个烟草种植中心。(注：蒋慕东、王思明：《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烟草的普遍吸食促进了烟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其传播路线较多且较复杂，也不是一次完成的。王思明指出：“烟草于16世纪中后期和17世纪初期经由南北两线先后传入我国。其中南线又分三路：(1)由菲律宾传入闽、广，再传入江、浙、两湖和西南各省；(2)自吕宋传入澳门，再经台湾进入内陆；(3)自南洋或越南传入广东。北线经朝鲜引进我国东北和内蒙等地。”(注：王思明：《美洲原产作物的引种栽培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其中，“从菲律宾到漳、泉，再传到北方九边，这是烟草传入中国的第一条路线”(注：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第196页。)。 烟草在中国的传播推广极快。在促进烟草迅速传播的影响因素中，除其药用价值与成瘾性消费特征导致吸食容易上瘾外，还受到明清时期中国人消费观念转变的影响，同时也与当时人地关系日渐紧张的情况下种植烟草能获较高经济收益有关。因此，烟草传入中国后，农民很快发现，种植烟草比粮食作物更有利可图， “种烟市利可三倍，种稻或负催租钱”的俗语，充分说明了烟草种植的较高收益。杨士聪也指出：“烟酒，古不经见，辽左有事，调用广兵，乃渐有之，自天启年中始也。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乃至无人不用。”(注：杨士聪：《玉堂荟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11页。)相关史料记载充分说明，在一定土地面积上，种植烟草所获利润比种植蔬菜及粮食等作物要高出许多。以山东为例，光绪年间，山东“(临朐和临淄)两县农民有千分之一种植烟草，收入颇丰，每亩约产烟叶一千斤，每斤平均约售银元六分……自行耕种自有土地的农民，每亩烟田可获约六十元的收益”(注：李文治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674页。)。因此，在人均耕地面积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种植烟草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取更多收益，从而可以换取更多维持生存所需的物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清以来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情况下的生存危机。此外，从事烟草贸易的利润也较高，如在明代关外地区，有“人至以匹马易烟一斤”(注：陈琮辑、黄浩然笺注：《烟草谱笺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年，第75页。)的记载。 随着吸烟人数的增多与烟草市场需求量的增大，种植及加工烟草成为利润极高的行业，就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经济作物种植结构而言，“经济作物的种植首推棉花，其次是烟草、花生等新品种的引进”(注：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明清之际，由于烟草贸易的兴盛，使明与后金统治者都意识到种植与吸食烟草对农业生产、社会生活及国家政权造成的严重危害，都曾不约而同地下令禁烟。可见，烟草已成为明清华北地区所种经济作物中除棉花外甚为重要的一种。 明朝方面，崇祯皇帝先后两次下令禁烟：第一次禁烟令发布于崇祯十二年(1639)，据《玉堂荟记》记载：“己卯，上传谕禁之，犯者论死。庚辰有会试举人，未知其已禁也。有仆人带以入京，潜出鬻之，遂为逻者所获，越日而仆人死西市矣。”(注：杨士聪：《玉堂荟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211页。)第二次禁烟令发布于崇祯十六年(1643)，王逋在《蚓庵琐语》中记述道：“明崇祯癸未下禁烟之令：民间私种者问徒。法轻利重，民不奉诏。寻令犯者斩，然私种亦未能绝。”(注：王逋：《蚓庵琐语》，杭世骏：《订讹类编续补》，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31页。)《阅世编》对此次禁烟也载，崇祯癸未，朝廷禁止烟草的种植与贩卖，“民间不许种植，商贾不得贩卖，违者与通番等罪”(注：叶梦珠：《阅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7页。)。但第二次禁烟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因为崇祯末年烟草已经是“遍处栽种，虽三尺童子亦莫不吸烟矣”(注：王逋：《蚓庵琐语》，杭世骏：《订讹类编续补》，第331页。)。崇祯皇帝虽然严令禁烟，却难以遏制烟草的吸食与传播推广，方以智对此记述道：“烟草，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曰淡肉果，渐传至九边，皆衔长管二火点吞吐之，有醉仆者。崇祯时严禁之不止。”(注：方以智：《物理小识》，光绪十年刻本，第19页。) 后金方面，皇太极于天聪八年(1634)谕和硕贝勒萨哈廉曰：“烟之为禁已久，民间仍有不遵而自擅用者何故？”萨哈廉对曰：“臣父大贝勒曾言之'此禁止行于众人，而不禁诸贝勒者’，或以我用烟故耳，若欲永行禁止，当自臣等诸贝勒始。”(注：《清太宗实录》，《清实录》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3页。)可见，皇太极禁烟只针对下层民众，而不限制社会上层的贵族，注定了禁烟的失败。更为重要的是，皇太极禁烟主要是因为后金境内所吸食的烟草基本上都是从朝鲜运来，交易费用较高，消耗了大量钱财，严重威胁了后金的国家财政与权力运行，这在《朝鲜李朝实录》中也有记载：“戊寅八月甲午，我国人潜以南灵草(引者注：即烟草)入送沈阳，为清将所觉，大肆诘责……转入沈阳，沈人亦甚嗜之，而虏汗(引者注：即清太宗)以为非土产，耗财货，下令大禁云。”(注：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627页。)皇太极的禁烟令最终无果而终，最直接的原因是臣民无视禁令。或许是出于对禁烟政策推行艰难的认识，皇太极于崇德六年(1641)二月下令允许种植与吸食烟草，谕户部曰：“前所定禁止用烟之令，其种者，与用者，俱经屡行申饬矣。近见大臣等犹然用之，以致小民效尤违禁。嗣后凡欲用烟者，惟许各人自种而用之。若出边货买者，处死。”(注：《清太宗实录》，《清实录》第2册，第728页。)此谕令指出，后金境内自种者可以吸食烟草，但购买朝鲜烟草者要被处死，这也表明皇太极的禁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防止因购买烟草而出现的财富外流。 无论明朝还是后金，禁烟政策都无果而终。清朝成立之初，吸烟之风气依旧盛行，如顺治二年(1645)，活动于今山东莒州、诸城一带的农民起义军中已有“吃烟”习惯，“有王庄乡民报称，有贼二名，在本庄放马吃烟”(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1册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59页。)。到了康熙时期，吸烟之风更盛，“士大夫无不嗜吸旱烟，乃至妇人孺子，亦皆手执一管，酒食可阙也，而烟决不可阙”(注：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第6357页。)；“今世公卿士大夫逮舆隶(指仆从)妇女，无不嗜烟草者”(注：王士祯：《香祖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5页。)，由此可见，清初顺康时期中国烟草吸食极为普遍，这也促进了烟草的进一步传播引种，从而抢占了大量耕地。 清人对于种植烟草抢占耕地及造成的恶劣影响已有一定认识，因而到了雍正及乾隆时期，清政府严令禁种及贩卖烟草，如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下令指出：“至于烟叶一种，于生人日用毫无裨益，而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者也。小民较量锱铢，但顾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故当图利之时，若令其舍多取寡，弃重就轻，必非其情之所愿。”(注：《清世宗实录》，《清实录》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14页。)到了乾隆时期，方苞指出：“臣闻善富天下者，取财于天地，而愚民所习而不察者，夺农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费，未有如烟者也。”(注：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32页。)方苞也上疏奏请禁烟，因“民生日匮，请禁烧酒，禁种烟草”(注：《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1页。)。但雍乾时期禁烟令取得的实际效果更小，烟草种植与吸食之风席卷全国，自清中叶以后，“北至松花江，南至雷州半岛，东起胶州湾，西至甘肃、新疆等地都有烟草种植。并且形成一些比较集中的产烟区和一些著名的烟叶产品”(注：中国烟草通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烟草通志》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4页。)。各省之有名者，如“崇德烟、黄县烟、曲沃烟、美原烟”(注：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第22页。)，并形成了山西、河南、福建及东北等几个盛产烟草之区，我们选取山西与河南作为个案加以分析。 先看山西。烟草较早种植于曲沃地区，成书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曲沃县志》记载：“沃省无此种，乡民张时英自闽中带来，明季兵灾踵至，民穷财尽，赖此颇有起色。”(注：潘锦修、仇翊道等纂：《曲沃县志》，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7年。)到乾嘉时期，曲沃的烟业发展趋向繁荣，“城镇烟铺林立，多为前店后坊，产销一体，店门首前挂一黑漆金字招牌，上书店名商号，且烟市多于米市”(注：《山西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烟草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82页。)。清末时，“全县种植面积约八万亩，一般年产九百万斤，最高年产达一千四百万斤”(注：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第19卷（轻工业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81页。)。曲沃也成为清及近代蒙古草原上所消费烟草的重要产地，据载，曲沃县“最大的烟庄有平遥人开设的魁泰和，祁县人开设的祥云集。魁泰和制的烟名为'魁生烟’，祥云集制的烟名为'祥生烟’……祥云集经常派人在归化城永泰店住庄，办理销货之事。大盛魁每年大约走一千囤生烟，完全向祥云集采购，每囤生烟价值二十三、四两银子。据说，光绪二十年前后，归化城跑前后营的中小旅蒙商，还不太多的时候，大盛魁一年也走过约两千囤生烟”(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2辑（旅蒙商大盛魁），内部刊印，1984年，第91页。)。 再看河南。明末，“河南中牟开始种植烟草，清朝中期扩大种烟区域，杞县、鹿邑种植较多”(注：胡廷积：《河南农业发展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清初顺治年间，南阳晒烟“邓片”曾为皇室贡品，邓州出现“纵横数十里皆烟田”的壮阔景观。到光绪时，邓州一带土产“以烟叶为大宗……所收五谷不敷民食，中稔之年，尚仰给外境”(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 (1840-1911)，第443、473页。)。至宣统二年(1910)，河南烟草的种植面积约756 928亩，年产量113 539 200斤，居全国第二位，占全国总产量884 127 294斤的12.84％。(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2，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2页。)民国年间，河南烟叶产量占全国第一位，占总产量几近1/4。(注：李润田主编：《河南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98页。) 从清代至民国，其他省区烟草生产规模也逐渐扩大，如1931年，山东成为中国第一大产烟区，其次是四川、河南，而明清时期烟草种植的重点区除江西省外，福建、广东、山西等省份额大大下降，退为次要产区。(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03-605页。)1936年，四川成为全国最大烟草产区，河南、山东、江西、贵州、江苏、云南为重点产区。根据民国政府统计，1934年，民国17种主要农作物中，烟草种植单位面积价值最高，比仅次于它的粳稻要高50%，是棉花的两倍多、黄豆的三倍多、油菜的五倍多。1945年抗战胜利后，烟草重点种植区向四川、贵州及河南集中，产量都在一千万担以上，而其他省所占份额都相对下降。(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八），第275-281、525、359页。) 烟草产区在清末民国以来出现地域分布上的频繁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山东，民国初年美国商人在潍县租地试种美种烟草，“每亩产额400斤左右，每斤价值1角至3角不等。1亩地可达二三百元的收入”(注：朱玉湘：《山东近代经济史述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受此影响，出现“自从开始宣传外国烟种以来……青岛附近的烟叶平均价值已经增加了四倍……烟草现在已经成为本省主要产品之一”(注：章有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912-1927)，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202页。)。可见，山东成为重要产烟区是受到美种烟草较高利润收益的影响。再如河南，民国时的烟草生产和市场多为英美烟草公司及买办商人垄断和操纵。(注：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志》第25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2-173页。)如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在襄城县颍桥镇试种烤烟时，“种之者多获利，故效之者日众，以至现在襄城全县产烟竟达三百车，许昌约二百车，禹州一百五十余车，郏县一百余车”(注：南秉方：《河南省产烟叶区之调查报告》，《农林新报》1935年第6期。)。1928年，英美烟草公司给国民政府的信件中称：“许州烟叶，每年出产之价值，约在四、五百万元左右，大英烟公司每年所收买者，平均约及半数，农民借此以谋生活者，为数甚众。”(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83年，第257页。)由此可见，河南成为重要烟草产区是受到西方列强的直接影响。其他各烟草产区前后兴替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既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具体从事者乐于种植烟草，也有当局政府扶持与外国势力干预的影响，应区别对待，此非本文讨论重点，故不做过多分析。 由上述可见，清代尤其是清后期以来中国的烟草产量及出口量可谓长盛不衰，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烟草产量持续增加，根据蒋慕东等统计：1979—1998年间，中国烟草种植面积由949.9万亩增加到2 041.1万亩，增长了2.1倍；总产量也由94万吨增加到1998年的236万吨,增长了2.5倍。(注：蒋慕东、王思明：《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自21世纪以来，美国和中国成为世界上烟草产量最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年产量约80万吨，而中国年产量为200万吨左右，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烟草大国。(注：郑天一、徐斌等：《烟文化》，第19页。)如2002年,中国的烟草总产量占世界的1/3(注：孙希芳、刘宝法：《2002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烟草形势分析》，《世界农业》2002年第12期。)，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与消费国。 三、烟草的进口与输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 随着烟草在明代以来中国的广泛传播，烟草制品也成为中国出口到世界市场的重要商品，实现了由外来传入作物到本国输出商品的身份转换，但同时中国也进口国外烟草制品，烟草因此成为连接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媒介。 (一)烟草的进口与输出 烟草最初以制成品的形式传入中国并受到普遍欢迎，大大刺激了早期完成大航海的西欧国家在本国种植或是贩运生产的烟草制品到中国进行贸易，如葡萄牙人于16世纪开始种植烟草，并于17世纪建立了烟草专卖体系，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烟草专卖制度。在葡萄牙，“烟草自1620年起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到18世纪早期更是成了葡萄牙皇室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烟草与铸币这两者成了葡萄牙交换来自远东的货物和西非海岸的奴隶的主要物品”(注：曹流、何华武：《简论17世纪葡萄牙烟草专卖》，王文素主编：《财政史研究》第8辑，第361页。)。由此可见，虽然烟草迅速在明清以来的中国被广泛传播种植，但烟草制品的输入仍旧持续存在，这也源于世界各主要烟草产区都不同程度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烟草文化，“当一些精英青睐从日本或朝鲜进口的烟草时，18世纪中国商人也将中国烟草运往东南亚、蒙古和西伯利亚，然后在19世纪将之卖给欧洲人，转口到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当外国制造的雪茄和香烟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进口时，它们轻而易举地融入高度发达的本土吸烟文化，这种文化对于适应来自遥远地方的新产品已经习以为常”(注：班凯乐：《中国烟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8页。)。 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国获取了越来越多的经济特权，加速了烟草制品在中国的倾销，尤其是到了19世纪后期(主要是80年代以后)，随着新的卷烟技术和跨国烟草公司的出现，机制卷烟逐渐成为输入中国的重要烟草制品，早期进入中国的机制卷烟来自马尼拉。外国公司最先大规模地将机制卷烟输入到中国沿海城市，如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就是第一批在上海销售卷烟的公司之一，在19世纪90年代通过其在上海的经销商老晋隆洋行销售“品海”牌卷烟。又如位于京都的村井兄弟烟草公司(当时东亚最大的卷烟制造商)在三井贸易公司的支持下，从1897年开始在上海销售“孔雀”牌卷烟。一些与印度有联系的土耳其商人于1898年在上海创办泰培烟厂，不仅生产卷烟，还生产小型卷烟机出售给中国。近代以来，诸多在华的国外烟草公司中，以英美烟草公司输入中国的卷烟数量为最多。据班凯乐统计，在1923—1941年间，英美烟草公司始终占对华卷烟销售的大部分，最高年份超过82%，最低年份也在55%以上，常年超过60%。(注：班凯乐：《中国烟草史》，第140-146页。)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诸多特权，机制卷烟在中国的倾销增长很快，那些在中国建厂制烟的公司为节约运输成本也需要在中国种植或是收购生产卷烟的原材料，如后文提及的美国在山东试种美种烟就是出于这一目的，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烟草种植。与此同时，又由于国内市场对外国制造的各类烟草制品存在一定消费需求，也导致中国在烟草生产及出口量持续增加的同时，也需要大量进口烟草制品。 由于中国及国际市场对烟草需求量逐渐扩大及生产烟草的利益诱惑巨大，清代中国的烟草种植与出口数量也随之扩大，清人谢阶树的《宜黄竹枝词》描述了农民种烟获利的情形：“一年辛苦奈饥何，我有肥田不种禾。今岁种烟钱满屋，种蓝尤比种烟多。”(注：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第3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53页。)到了清中后期，中国所种烟草除满足本国消费需求外，也开始出口，且出口贸易呈日渐繁荣之势。如福建漳州地区，由于濒临大海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重要的商品出口地，“舟楫通焉，商得其利，而农渐弛，俗多种甘蔗、烟草，获利尤多，然亦末食，而非本计也”(注：沈定均修、吴联薰纂：《漳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9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914页。)。又如厦门地区，林仁川根据闽海关烟草关税科的材料统计指出，鸦片战争以前，当地的土烟、烟丝、烟叶、烟末、碎烟已是福建外贸主要输出品中的一部分。(注：林仁川：《明清福建烟草的生产与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根据林仁川所述，明清中国主要出口的烟草商品以烟丝、烟叶等对初级原料的简单加工制品为主，这也与中国种植烟草的种类与加工习惯有关，班凯乐对此指出： 中国农民栽种了两种可摄入的烟草，但迄今为止红花烟草的栽培最为普遍……它在热带或温带气候生长得最好，但也可以在寒冷乃至半干旱的地区生长。在中国，烟草只被用作烟丝，而且根据烟叶的来源和质量，烟草的价格差别很大。黄花烟草只开稍带绿色的黄花……在中国，黄花烟草只为了用于水烟而在特定地区种植，主要在甘肃和福建西部。比起红花烟草，黄花烟草制成的烟加工得更加精细，往往非常昂贵。(注：班凯乐：《中国烟草史》，第54页。) 可见，烟叶及将烟叶加工制成的烟丝是中国烟草加工与出口的主要形式。具体如山东地区，清末民初以来山东所产烟草商品也以烟叶为主，供运销省外或其他国家，“山东烟叶，销于本省之数，亦甚可观。盖本省虽仅济南有机器卷烟工厂四家，手工卷烟工厂二十六家，但农民自己所消耗之旱烟，数亦不少。至于洋种烟叶，多运出省外。省外营销地点，以国内为多，国外较次。国内尤以上海所吸收者占最多数……国外则以日本为最多”(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戊），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第113页。)。 到了19世纪以后，出现了酒精、烟草和毒品等“瘾品”的政策分野，也即随着“科技进步和医药市场的发展、专业理论的建立、利益集团的形成、社会运动、公共卫生、对'他者’的恐慌以及国际乃至全球对这些瘾品的关注”等，导致酒精和烟草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文化，而毒品消费被归类到一种次文化之中。(注：弗吉尼亚·贝里奇、黄运：《瘾品的新认知、新政策与新行动——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张勇安主编：《医疗社会史研究》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可见，这一时期对待烟草与毒品的政策分野促进了烟草在世界市场消费量的持续增加，这在中国烟草的出口量上也有所体现。19世纪下半叶中国烟草出口量如《上海商报》所统计：“查过去五十年之海关报告册，中国输出之烟叶，至今殆已增加至二十倍之巨，以运往日本为最多。计一八七七年止之十年中，每岁输出止七一〇〇担；至一八八七年十年中，增至每岁三七四〇〇担；至一八九七年十年中，又增至每岁七〇九〇〇担；至一九〇七年十年中，又增至每岁一〇六四〇〇担；至一九一八年十年中，平均每岁输出，计已有一五〇〇〇〇担之巨。”(注：《中国出产之烟叶·神州日报》，《农商公报》1921年总第79期。)这段记述既表明了清后期中国烟草出口量的持续增长，同时也说明“烟叶”仍是中国输出的主要烟草制品。从1868年开始，海关有了关于烟叶制品出口的具体统计数据，即该年输出737担，货值11 722两，以后呈波动性增长，到1909年达清朝顶峰，输出量为218 855担，3 031 765海关两，41年输出量增长297倍，货值约增长259倍。(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第433页。)由此统计数据可见，清后期中国的烟草出口量急剧增加，并成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商品，为清政府带来了巨额税收。由清后期烟草出口数量及税收变化也可以发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于18世纪，但真正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是从19世纪开始(注：仲伟民：《茶叶和鸦片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观察19世纪中国危机的一个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指出：“直到19世纪中国才被纳入了这一世界体系。”(注：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序言第1页。) 民国以后，烟草出口数量较清代而言继续增加，据海关贸易册所载：“1935年出口总金额约2100万两，输出国分别有英、德、法、荷兰、埃及、朝鲜、日本。”(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八），第519页。)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烟草生产、消费、进出口又有了新变化，从1937年净出口1 257万元增长到1940年的4 240万元，三年增长2倍多。(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九），第670-671页。)可以发现，自清后期至民国的数十年里，中国烟草出口量及创造的税收数量都有了较快增长，成为世界烟草产品生产的重要原材料供应地，烟草在中国出口货物中的重要性也更加显著，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类重要商品。 (二)烟草成为中国沟通世界的纽带 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尤其是西欧的葡萄牙及西班牙等国最早开拓了世界市场并成为新世界体系的推动者，如沃勒斯坦所说：“现代世界体系是一历史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他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序言第1页。)通过烟草贸易可以发现，早在18世纪时中国就已开始接触并被动地与这一新的世界体系发生关系。比如18世纪的澳门烟草市场就是一个资本角逐的全球市场，在这一时期，一方面葡萄牙人开始向中国转销巴西所产烟草，逐渐并谨慎地展开对中国的商业活动，力图开拓中国市场，扩大烟草和鼻烟在中国的需求量与销售额，葡萄牙烟草管理委员会还委任两名葡属印度烟草督察常驻果阿，作为商业代理(注：苏萨：《澳门与葡属印度：治理、行政官及商业——以烟草为例》，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2册，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年，第517-518页。)；但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烟草产量已经很大且影响到葡萄牙向澳门的烟草输送，据1716年澳门总督马玉的报告称：“澳门市场每年仅消化200阿罗巴(1阿罗巴约合15公斤)的巴西烟草，需求量如此之低的原因是，中国南方和马尼拉出产的烟草已经在市场上出现，并且在与葡萄牙产品竞争。”(注：苏萨：《澳门与葡属印度：治理、行政官及商业——以烟草为例》，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525页。)由此可见，中国所产烟草在18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抢占巴西烟草在澳门的销售市场，这也表明此时期中国烟草生产已具备一定规模，并通过烟草贸易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了广泛且深入的联系。 明清时期的中国仍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是历史时期中国经济生活的基本内容，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如珀金斯所说：“二十世纪以前，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全部都是农业部门。其他部门不是为农业部门服务，就是从它那里取得原料。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国的工业主要是一些棉花、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加工工业。商业主要是食品和衣着的分配。只有很小的矿业部门、政府部门，也许还有建筑业，才是不依赖农业原料的(工作人员所需的食物除外)。”(注：德怀特·希尔德·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页。)不仅是在中国，农业在此时期也是世界经济的基础，布罗代尔指出：“在15至18世纪期间，世界只是农民的广阔天地，80％至90％的人口依靠土地为生，而且仅仅依靠土地。收成的丰歉决定着物质生活的优劣。”(注：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36页。)新航路开辟之后，虽然新旧大陆之间的交流互动变得频繁而密切，但由于当时工业革命尚未起步，因此农产品交易仍是各大洲之间交流的主要内容。受此影响，包括烟草在内的农产品贸易活动在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仍为主要的商业模式，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指出： 到18世纪的后一段时期，规模巨大的洲际贸易已在历史上首次发展起来。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就已在欧亚大陆一地区和另一地区之间贩运商品，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和香精。到18世纪末，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由于新的、大批生活必需品交易的扩大而转变为大规模贸易。大西洋贸易的规模尤为巨大，因为美洲大陆的种植园先生产了大量烟草和蔗糖，后来又生产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商品，在欧洲销售。这种种植园实行单一经营，所以它们进口各类必需品，如谷物、鱼、布匹和金属制品。他们还必须输入劳动力，从而导致了繁荣一时的三角贸易：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炮及其他金属制品被运到非洲，非洲的奴隶被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被运到欧洲。(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59页。) 可以发现，烟草在18世纪后期成为世界市场上的重要商品之一，并以美洲为产地，欧洲为主要消费区，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贸易网络。就明清时期的中国而言，烟草因在中国社会受到普遍欢迎，因此也促使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商品。 综上，商品尤其是农产品(以制成品为主)贸易是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各地区之间交往方式维持时间最长久且产生影响最深远的方式，而成瘾性消费品在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正是这些成瘾性消费品将宗主国和、半广大地区联系了起来；正是这些成瘾性消费品，导致全新的世界经济结构；正是这些成瘾性消费品，使全世界紧密连接在一起，全球化成为近两三个世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注：仲伟民：《全球化、成瘾性消费品与近代世界的形成》，《学术界》2019年第3期。)。就烟草的吸食与贸易而言，“中国水烟、鼻烟，甚至烟丝的历史表明，这些消费模式是相对近期的创新，不是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中产生的，而是清帝国与外部世界的持续互动的结果。在18和19世纪中国市场上流通的最优质的鼻烟来自遥远的巴西巴伊亚地区。独特的中国水烟是中国在两条边界参与对外贸易的产物：沿海的海上贸易世界，以及沿着不断扩张的西部边界与中亚、印度的贸易。即便是从17世纪开始在中国许多地区生产、本土化程度最高的烟草形式——中国'旱’烟，也在国际上进行贸易”(注：班凯乐：《中国烟草史》，第138页。)。由此可见，中国通过烟草贸易与世界产生了广泛且普遍的联系，同时也因独特烟草制品及吸烟风气在中国的出现而成为近代世界新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因此，烟草这类成瘾性消费品不仅在全球贸易中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也成为明清以来尤其是19世纪以来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推动中国逐渐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是近代世界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烟草原产于中南美洲，但是其发挥更重要的历史影响始于地理大发现以来，同时它也对近代经济全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此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且又相互促进的。如彭慕兰所说：“致瘾性食物愈来愈普及，愈来愈受看重，它们最初的历史也随之受到遗忘。它们不再标举自己的发源地，反倒成为消费国的文化里最重要的部分。消费国的代理商将这些致瘾性食物移植到世界各地，原产国失去了对它们的固有权利。”(注：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第151页。)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成瘾性消费品在近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论是咖啡、茶叶、糖、可可等，还是本文着重探讨的烟草，都不仅是新航路开辟以后的重要世界商品，更是沟通宗主国与贸易往来的纽带，同时也对近代世界生活方式与近代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茶叶与糖在英国的消费变化，18至19世纪时，除上层社会外，绝大多数英国穷人都会定期购买茶叶和糖，这两项支出占当时普通人家庭总收入的5％—10％。(注：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第46页。)可见，茶叶已成为英国人日常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而导致茶叶成为英国“唯一能够成为普通消费品而又不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种合用的货物”(注：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页。)。再如糖与咖啡等制成的甜食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维尔纳·桑巴特曾指出：“由于女人在资本主义早期所发挥的支配作用，糖迅速成为了受人喜爱的食品；正是由于更广泛地使用糖，像可可、咖啡、茶这样一些刺激物才被全欧洲迅速地接受。这种商品的贸易，海外对可可、咖啡和糖的生产，以及欧洲对可可的加工和对糖的提纯，这些都是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十分明显的因素。”(注：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124-125页。)可以发现，成瘾性消费品对于经济全球化及近代世界形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由于各类成瘾性消费品对人类社会存在不同影响，应加以区别对待。同样是作为成瘾性消费品的烟草，与咖啡、茶叶及糖等最大的不同，就是过度吸食烟草对人们的身体有危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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