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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朱来扣摄影/任国强 当城市愈来愈繁华，当生活愈来愈物质，当钢筋水泥森林愈来愈茂盛，当脚步愈来愈匆忙，当灵魂愈来愈低徊，当思想愈来愈慌乱……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激情——诗意还会有吗？诗人还会有吗？如果还有，他们的诗情是激荡着还是枯寂了？或者说，上世纪80年的诗歌火焰还依旧不熄吗？也许，这样的疑惑，在这个物质年代，根本就是一种多余？ 80年代：诗社狂欢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和中国其他所有地方一样，进入了一个以现代诗歌为先锋的“文化艺术狂欢时代”，诗社和绘画、音乐圈子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年轻男女遇到一起最热衷的话题就是谈诗论艺，似乎人人都是诗人。当时上海既有沪西、沪东两座工人文化宫以及市工人文化宫三个诗人群外，还有其他不少诗社，如“复旦诗社”、“夏雨岛诗社”、“城市诗人社”、“海上诗群”、“苔诗社”以及后来的“撒桥诗院”等等。时至今日，这些诗人群体有些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是，诗歌的火焰并没有完全熄灭。 记得前些年一个夏末初秋的雨夜，小说家也是诗人的虹影来沪，便相约去地处莘庄的“撒桥诗院”参加诗歌派对。是夜，在“撒桥诗院”主人、诗人默默不算很宽敞的书房内外，挤满了来自不同地方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有坐在地板上的，有倚在门框上的，大家或低声讨论，或聆听来自四川的女诗人梅花落的朗诵……后来，虹影甚至因为诗歌所鼓舞的激情，赤脚在地板上跳起了长裙舞……因为诗歌，这个城市的夜晚多了几分久违的欢畅。 其实，类似这样的诗歌派对，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始终就没有消失过，只是更小众了。80年代，那时候的人为了诗歌，会骑着自行车从市区的东头到西头，一路汗水地跨越几个区参加诗人聚会，似乎这就是我们快乐的全部，如果有得意的诗歌创作出来，那几乎可以用“得意忘形”来形容了，人整天兴奋得吃什么都可口，眼里所见到的几乎都是诗歌的精灵。记得在如今高楼林立的江苏路桥下，当年一片自建简屋区某处的诗人晓君家，苔诗社的诗人们每个周末都要聚在一起，拿出自己的手稿，讨论、评析彼此的诗作，交流诗歌消息。 90年代：诗人下海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诗歌狂潮渐渐随着“生存压力混合物质欲望的月亮”进入潮汐化的退却，诗人和普通人一样，也有基本的生存和对美好物质生活的向往，他们纷纷从云端往下看，关注起具体的现实生活，“诗人下海”成为一波新潮流，福建诗人叶卫平说，“诗人下海一般都不太成功，原因是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他们有比较高的道德底线，不愿轻易击穿，诗人像瑰宝一样地保护着自尊心，不愿求爷爷告奶奶，放下身段低头求人。 ” 90年代，虽然诗歌潮未曾断竭，但几乎都已经回归到常态的文化需求上来了。那时，在浦东东方路上，曾有一家名叫“第三空间”的咖啡馆，每月都会有一个晚上，在二楼的钢琴声中，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们陆陆续续来到这里，踩着一截截由工字槽钢焊接成的阶梯，喝着自己掏钱的咖啡，朗诵和聆听诗作，讨论诗歌在这个物质年代的作为……咖啡馆老板因为喜欢诗歌和艺术，所以诗人们喝的咖啡饮料都是打折的。知名诗人和诗歌活动家铁舞，他所选编的一部由数十位默默从事现代诗歌创作的诗人作品汇集成的《忘却的飞行——上海现代城市诗选》，当时就是在这里酝酿发起的，这是一部记录高度物质化生活下，诗人的存在状态和作品分量的重要文本。曾几何时，这家咖啡馆的所在地早已成为一片高楼了。 新世纪：诗情上岸 进入新世纪，后起的年轻诗人们继续在繁忙的都市生活里，寻找自己的一小块诗歌领地，青年诗人王晟、周海明等组织了“月半诗会”，现在依然在活动的 “白翎诗会”，就是由陆家嘴白领中的诗歌爱好者们自己组织的。而老牌的黄浦文化馆“城市诗人社”还在不定期地活动着，还在像80年代那样，一年一卷地编辑着《城市诗人》交流内刊。而那些30年前就发轫的诗人们也会不定期地组织诗会，如每年的最后一日，在诗人叶青的“松溪草堂”举行的“诗歌守岁”活动。 诗人李天靖如今已经退休了，但还是像毛头小伙子一般，对诗歌痴痴情深，采访诗人，编选诗集，只要与诗歌有关，总有他的身影——诗歌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了。而80年代的诗人韩高琦之前是一名教师，后来下海，承包工程，有次与他在市郊的高速公路工地上相遇，谈的还是诗歌。如今，虽然获得了相对丰腴的物质生活，但他心中依旧无法舍弃对诗歌的那份情结，他“上岸”后，又回到了诗歌创作的行列，推出了《吞吐大荒》诗集。 应该说，无论城市生活如何物质化，诗意始终流淌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无论贫富，诗歌都是生命的节律，哪怕在都市喧嚣的狂浪中，诗人如一叶扁舟地颠簸着，可是依然会顽强地存在着，因为它是人生一颗美丽的种子。 （原标题：三十年诗人的生态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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