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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刘濞起事以反为名，太子谓其兵难以借人 （总第五十一） 《资治通鉴》里最具鉴戒意义的这些事儿 以“清君侧”的名义，吴王刘濞联络赵楚等诸侯共七国向中央政权发难。 刘濞刚发兵时，他的一个臣子叫田禄伯，时为大将军。田禄伯献计:'军队都结集在一起开往西边，若没有其他特殊路线，是很难成功的。我愿意带五万人，另外顺着长江、淮水往西走，收下淮南、长沙二王的军队，然后进入武关同大王会合。”吴太子刘驹闻讯劝谏刘濞，说:'父王是以造反为名，这时候，军队是难以假托给别人的。如果假托之人又起来造大王的反，那怎么办?而且，让他专自带兵，又另走一条路，今后会有许多其他的祸害难以预料，对大王只有害而无益。'于是，刘濞没有采信大将田禄伯的计策。  吴王刘濞的大将田禄伯提出，另出一兵，收下淮南王和长沙王的军队。 这段史实涉及到对“名”和“义”的理解问题。大思想家王夫之发议论说：“甚哉名义之重也！生乎人之心，而为鍼铓剑刃以刺人于隐者也。故名以生实，而义不在外。苟违乎此，疑在肘腋而先战乎心。夫欲有所为，而无可信之人，必危；有可信之人，而固不敢信，必败。”大意是：“名”和“义”，对一个人的事业而言太重要了！两者都产自于人的内心，若把“名”和“义”分别视作是针尖和剑刃，两者都可以刺伤人心于不知不觉之中。因此而说：名，要符合客观实际；义，不能只注重外部表象。违背了这个道理去为人处世，就会对身边之人都起疑心；干任何事情，就会先在自己的心里争斗起来。如此，想要有所作为，而身边就会没有可信之人；如果是兴兵起事，一定会有危险；即使，明明自己身边就有可信之人，也会不敢坚定地给予信任。这种人举事，必败。 吴国太子刘驹不知何为“名”，何为“义”，名，不能结合实际，义，不知其内涵，一知半解谏阻吴王而说：“大王以反叛为名，兵权难以假手别人，因为，他也可以反叛你。”而其父刘濞也同样把握不了名和义的辩证性，于是听了太子刘驹的话后，对愿带五万兵配合主力，打算分兵合击淮南、长沙，直抵武关的部将田禄伯生出疑忌，从而阻止他带部队循着长江或者淮河南下，最终，自己不得不因此付出代价，困守“下邑”。因为不能信任田禄伯而惨遭失败，应该由太子来承担这个过失，用今天的话来说，吴王有一个坑爹之崽。只不过，细细掂量，吴王他若信任并把兵权交给了那个田禄伯，而这个大将军是否会反叛，的确也是不可预知的事情。  吴国太子刘驹不知何为“名”，何为“义”，名，不结合实际，义，不知其内涵，用一知半解谏阻吴王 疑，还是不疑，都是让吴王无论作何选择都难以预测其结果的主因，此时，疑，成为了刘濞的选项，所以才让太子“王以反为名，兵难以借人”之说成立。自己的名不正，义也不会为之正，浮躁地，凭着一时的愤怒逞能，那么，那个所谓的“名”和这个所谓的“义”，就成了潜伏在心中的针尖、剑刃，会经常地触及到胸腔里的其他脏器肝肠肚肺。所以，无名无义而想要有为于天下，即使是所谓自持正道攻击不行正道之敌，也不能取得胜利，何况，吴王是要以此侵犯那些顺乎天理的对手呢？  吴王刘濞面对吴太子的建议，选择了对大将田禄伯生疑而功败垂成 正是基于这么一个原因，连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人，必定怀疑别人。而信任别人，首先得相信自己；本人都没有自信，别人自然也就难保能靠得住。吴王刘濞面对太子的建议，选择了生疑而功败垂成，是因为，史上因轻信而祸起萧墙的例子多了去，譬如前秦的那个世祖，宣昭皇帝苻坚，因用人不疑而死于慕容垂；唐代杀死父亲安禄山而后自行称帝的安庆绪，也是因为用人不疑而亡于史思明。 那么说来，吴太子刘驹所言，也是知性，合乎于理的，也就是说吴太子之言有其少许顺应天理的因素。但刘濞恰恰是因听信了这个坑爹太子的话，该干的事情不去干，反而去震慑所谓的小人田禄伯，削夺了这个可以帮自己打天下的人实力。那么，纠结于自己都弄不清内涵之“名”和“义，吴王父子，他们能做大做强，做大做强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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