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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王西平，1980年生，在《星星》、《诗歌月刊》、《民族文学》、《诗林》等刊物发表诗歌若干，有诗作入选《中国诗典（1978—2008）》、《非非评论》2009年选本、《2009中国诗歌民刊年选》以及由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编的《2009年中国诗歌年选》。系《核诗歌小杂志》主编、《黄河文学》杂志首届签约作家，某媒体记者。 回答：阿翔，生于1970。1986年写作至今。在《大家》《山花》《十月》《芙蓉》《滇池》《星星》《诗林》《诗潮》《中国诗人》《非非》《诗歌与人》等等杂志发表作品。著有《厌倦》《小谣曲》《早晨第一个醒来的人是寂静的人》三部诗集。现为安徽省文联《诗歌月刊》编辑，主编民间诗刊《大象诗志》，并与友人编选出版有《中国新诗群诗选》《中国先锋诗歌档案》《2009中国诗歌民刊年选》等。现暂居深圳。 记忆 问：1970年2月，你出生在安徽当涂，我看到过你的一幅照片：坐在一个很小的老桥上，旁边就是你的母亲，讲讲这张老照片的故事吧？ 答：这张老照片是我母亲仅存几张的其中一张比较清晰的黑白照，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细心保存珍藏到今天的，我今年春节回老家后偶然看到，就用数码相机翻拍上传到我博客上。照片上头还注明了“1973年”，那时我四岁，那年在冬天，我和我妈妈穿着一样的棉袄、棉裤、棉鞋，照相是比较希奇的事，能上照相是在当地有小小的优越感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是怎么拍的，甚至忘记了拍照者是谁？我只能根据照片来描述背景。我妈妈拉着我依靠在在家乡的一座小石桥，小石桥下面是清澈的河水，背后是简陋的棉花收购站工厂，那是我妈妈的单位。可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变化，我母亲已经退休了，河水早已被污染，那个工厂早已倒闭。倒是那座小石桥，依旧还在，只是破旧不堪。要不是它的存在，让我的童年记忆得以唤醒，我几乎忘记了小的时候就是在小石桥下玩跳水、狗刨式、捕鱼抓虾，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问：再谈谈关于你家乡的人和事。 答：我的家乡是在乡下，附近的青山脚下就是李白终老之地。我记得，我是和我妈妈住在工厂生活区，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是在被田地包围在一个没办法迁徙的工厂，完全固定死了，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偏僻的乡村，怎么说呢，说公路没有公路，不过是狭窄的土马路，很难见到一辆汽车。说起生活区，其实是四、五排平房，左右隔壁是邻居，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准确地说是知青，包括我妈妈也是来自山东，当年知青返城时因为我妈和我爸结婚就留下来不走了。左邻右居一点不像乡村的人那样融合，抬头不见低头见，难免少不了磕磕碰碰的，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我的童年处于一种漂泊状态，因为父母工作关系的原因，我总是处于一种辗转的状态。有时被大婶带着，有时被奶奶带着，有时在父母身边。即使如此，在乡村我获得了和正常孩子一样快乐的童年。无论是在父母身边还是被寄养在亲戚家里，大家都将我当正常孩子看待。没有人因为我耳朵不好而给予过多的照顾，也没有人刻意强调我怎么失聪的事实，让我恣肆地按照孩童的天性成长。可以下地玩泥巴，可以上树掏鸟窝，可以去捉蛐蛐，可以漫山遍野地去疯。 问：你两岁发高烧打了链霉素导致失聪，遭遇这样的不幸，作为父母当然最痛心了，自责，甚至绝望，那你从来不抱怨他们吗？比如你在老家工作12年来，你曾经试图离家出走，这是不是一种情绪的抵触？ 答：我想我需要纠正一下，不是两岁，是四岁。这是今年在老家过年时我母亲看了我上传在博客的那张老照片告诉我的，她还说那时我四岁耳朵正常，说话发音也正常。但是因为发高烧打了链霉素，一年后我父母才发觉我已经不正常了，随着时间的长久治疗不好，这让我父母伤心欲绝。以至他们刻意回避着这一既定事实，渐渐地时间变得模糊了，以为我是2岁发生的。我是从来不抱怨父母，有什么好抱怨呢？有一点可以说，当年父母不让我读聋哑学校。我父亲当时是小学教师，坚持让我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在父母耐心训练下，凭着一点点的听力，才会让我学会说话发音，虽然有些含糊，而且还能上完初中。我想这是最庆幸的事了。我在老家的工作单位就是我母亲的单位，我的工作是母亲找人安排的，我一点不喜欢这样的工作，准确地说是我那时对留在厂里上班有着情绪上的抵触，总想逃避什么。这期间，我有过出几次远门，甚至不辞而别。但每次一想到我父母，我还是不得不回来继续上班。那个时候，我骨子里总有远游的召唤，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天，我在家是呆不住的，因为命运不会让我甘于这样死水般的生活。 问：作为一个从小失聪的人来说，一直以来生活在自我的“记忆世界”里，这个世界里只有丰富的情感和肢体语言，虽然事物的“形态”与“颜色”没有改变，但通过个体去理解世界的方式与通道变了，那么您作为“记忆世界”的主人，小时候的记忆或记忆方式与其他人的有何不同？ 答：事实上，我比其他孩子来得更迟钝，当同龄人上小学二年级时，我还在玩泥巴，没搞明白1+1=2有何意义，可见智商却来得迟。我小时候的“记忆世界”已经支离破碎，只有一个片断一个片断了，且不连续性。但最初我的记忆世界里，我理解世界的方式是触摸大自然，比如在河面上的簿簿的冰层去打个滚，冰层在我身下发出“咔咔”的声响，我却不知道危险，回想起来我感到如履薄冰，因为周围是无人，假设我掉下去的话那可完了。还有一个是我记忆最疼痛的，那是我围着破旧的卡车玩耍，当我左手扒着车厢的边缘，车厢突然发出“咣当”一声砸下来，结结实实地砸在我那嫩嫩的手指。血瞬间爆发了出来，那个疼啊痛啊，我一时无法说出来，只拼命地哇哇大哭。一个月后某天我手指上包着的白沙布突然脱落，我看到了一个令我无法忘怀的一面，四根手指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在阳光下闪着刺目的白光。我被吓呆了。还有一个片断让我的记忆世界里充满了蝉声，在我家乡有好多知了，爬满了树林，让我听到了生命中最美妙的声音。在成长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失聪的事实，没有认为自己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一直到小学三年级，当我发现自己的学习渐渐跟不上进度，当我被一帮同学围着嘲讽说我是“聋子”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缺陷，我渐渐变得沉默。 问：对诗歌的敏感好像来源于父亲，那么父亲是怎么发现你对诗歌的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这种奇异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不是。我父亲在我小时候教我念唐诗，只是起到启蒙的作用，但不能说明由此我对诗歌产生兴趣。不过我父亲倒是发现了我小时候对画画的敏感，也就是说我小时候本来对画画有着很大的天赋，但因父亲是待反对的态度，我只好偷偷摸摸地买了水彩材料，偷偷摸摸地画画。结果被他撕掉了，理由不外是不好好学习，瞎画画什么。在父亲看来，画画是无用的，于是我只好放弃了这一兴趣。真正对诗歌开始写作的，还是与父亲多少间接有关，那时1985年，父亲带我去了他的同事家，我借到了一本春风文艺出版社《朦胧诗选》，这让我吃惊不小，与课本的诗歌不一样，那种奇妙的感觉，仿佛冲开了我内心的混沌，唤醒了沉睡的我。就开始了长达两年偷偷摸摸地写诗，直到1988年市报副刊第一次发表，才被父亲发现，他也不怎么反对了，还给我订了《诗歌报》《诗林》《诗潮》等等杂志，我有点受宠若惊，每写了诗是给父亲看。直到最近，父亲还感慨说看不懂我的诗了…… 问：你自己说过：从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看，可以说是标准的美女，说说你的母亲吧，还有弟弟妹妹、侄女童童以及你外公甚至其它跟你有关联的人等等？ 答：这还用说吗？我妈妈年轻时当然是标准的美女了，这世上，儿子眼中最美的女人会是谁呢，当然是母亲了。母亲早年时在乡下进工厂，被机械挤压了左手，她的四根手指永久缩痿，无法展开。而在孩提，我曾在一册妈妈保存下来的黑白影集，见过妈妈18岁少女时代弹着琵琶照片，她那左手，微微张开，弹着琴弦。回想起来，我仿佛听到了悠长的乐曲，那一刻，我有一种想哭的压抑。岁月给我母亲增加了暴躁的脾气，增加了白发，增加了肥胖。实际上，母亲是影响我性格的人，正是母亲的开朗和乐观，让我在此后的人生不至于自闭，也没有什么再大的难事迈不过去的。所以到现在，我经历了很多，生活没有压垮我的背脊。我弟弟是个军官，他和我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之路，我们是很少见面的。童童是我弟弟的女儿，快六岁了，还真蛮可爱，我与小侄女起码有四年没见着了。今年春节期间在老家，童童喜欢叫我伯伯，缠着我团团转。我妹妹是长大成人了，她一出生我可是抱大的，没想到转眼间，她真的长大了，呵呵，还是保留着顽皮的性子。我外公在山东莱芜，是个书画家，和外婆一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只是我有28年没见着他们老人家了，不知道他们记不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个小屁孩在他们面前局束不安的样子。 问：在你的博客里提到过少年时期的当地文朋诗友等人，他们好像跟你一起做过《春草》文学社，有这么回事？ 答：呵呵，那是在1988年，我第一次加入家乡的“春草”文学社，并结识了几个文朋诗友，比如写诗的詹传亭和徐业华，写小说的郭荣虎、写散文的侯静思……等等，都是在同一个地方，骑着自行车彼此来往。我们还油印刊物《春草》到6、7期。当时我负责的是封面设计，用的是蜡纸、刻板、刻笔，花了两三天辛辛苦苦把文字和图形刻在蜡纸上，然后在郭荣虎家用手工油印机一张一张印出来、装订成册，好玩吧。直到1990年，因为种种原因春草文学社解散了。20年后，他们有的当上了官员，有的成为成功商人，有的不知所踪，唯有我独独做了诗人，好无辜。 问：你中学毕业后就在你母亲的单位上班，那时，什么工种都做，像打包、抬包、油漆之类的力气活都做过。最初工资只有50元，你是怎么花这些钱的？讲一讲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 答：因为单位是带有季节性的工作性质，比如棉花收购旺季，就做会计昏天暗地来结算帐单，一天应付上千人，把工作做成了枯燥的机械状态，简直叫人抓狂。谈季时就做打包、抬包、油漆还有厂子里清理除草打扫卫生等等，工作一天一个样，使我容易厌倦，从而产生抵触的情绪。最初的工资50元，我是上交了我妈妈。然后她再给我五块钱作为零花钱，我一般花五毛钱买一包劣烟，其它的我存着去邮购书籍，因为我们当地根本没有书店，所以买书只能去邮局汇款邮购。印象最深刻的事是有一次我花了6元邮购了一本《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红皮书，以至我无钱买烟，只好偷抽老爸的几支烟。那时在我们乡下，50元是够你一个月的生活开支了，你信不？ 问：2005年开始，你去了江西、河南、广西、湖南、湖北、浙江、山东，直到半年后你又在山东黄河入海口东营待了几天，讲讲这一路有趣的见闻？ 答：2005这一年我不再在杂志社坐班，开始了漂泊生涯。虽然在路上，但我不是“暴走一族”，因为我并非看风景而来，而是出于“走一走”的内心召唤。自然，去了不少地方，这一路上我还去了不少诗人的家，我注意有一个细节，他们各自的书房，比较杂乱，书排得不整齐，说明他们是经常看书。最妙的是，大部分书几乎都是西方文学、哲学、艺术方面的，有关诗歌的反而少。祖国大好河山让我的视野得以开阔，一个人活着，增加着自己的回忆；一个人活着，又不得不被越来越多的迷茫和梦围绕。一个人在世界行走，从而在昼夜无所畏惧。 问：随后你怀揣很大的梦想就来到了北京，起初寄居在石景山区诗人广那里，后来又寄居通州区喇嘛庄苏非舒在的住所，“风吹过我，北京的风真大/我醉卧街头/一个人喃喃自语：/'给我一只耳朵，让我死在声音里/让我死在哒哒的马蹄声”这句诗北漂味很浓的诗就是你在北京的真实写照，当时你是怎么度过的？具体都做些什么？ 答：喇嘛庄是一个郊区最偏僻的乡下，在那里，没有什么超市，买生活日常用品很不方便，我并不是住在诗人苏非舒的住处，而是在他的隔壁租了一间房子，冬天是没有暖气的，晚上不好过。这三个月，冷馒头就着榨菜马马虎虎应付过去。最麻烦的是，没有电脑可上网，得跑30分钟路程去宋庄网吧为杂志组稿，下线后已经是夜半零点多了，还得自己走回去。这期间，女诗人安琪劝我找书商合作做书稿生意。一开始确实不顺利，处处碰壁。即使书商让我写一部15万字书稿，最多只给四千元稿酬。书商有时太黑，不是拖欠稿费，就是把我书稿以一万元转卖，这是没办法的事。在北京经历过五、六次搬家，最大的收获就是冷暖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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