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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探索》1994年第1期） 沸沸扬扬的民间诗歌运动，虽在八十年代末期渐趋衰落，但余波并未平息。就诗歌为与己无关的事物付出的惨重代价而言，这场运动的结果实在不值得夸耀。它使得中国诗坛至今仍然深陷混乱无序的局面，并以种种假象篡改着人们对于诗歌艺术的正确理解。 存在于诗坛的种种认识上的悖谬，似乎没有一种要比对于《他们》的误解更为严重的。 《他们》，一本十六开印刷简陋，以诗为主，也包括小说和文论的民间刊物，先后共出九期。其主要作者散布全国各地，最早都是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以书信往来建立联系的，有些人之间甚至从未谋面。松散的组合原则，使其成员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而自由出入。即便是它的终结，也和它的开始一样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如果《他们》确实给外人造成了一种文学社团乃至流派的印象，那我要说，这些人不过是受了那些由来已久的以历史化约文学的狭隘观念的毒害。我宁愿把《他们》分解成一个个孤立隔绝的个人，也决不把《他们》拼凑成一个貌似统一的团体。我宁可推崇诗人之间因美学标准不合而导致的自然分化，也决不会为那种功利原则或权益策略下的貌合神离叫好。 吕德安的诗是一回事，韩东的诗是一回事。于坚的诗不同于于小韦的诗。小海的诗不同于丁当的诗。王寅的诗，普珉的诗，陆忆敏的诗，这些又都有分别。 有过《他们》，并不等于有过所谓的“他们”诗派。 但是，醉心于流体力学的水文工作者们，总想把漩涡搬进自己的研究室，原封不动地装入某只瓶里，再封口贴上标签。这正是今天诗歌界无数好事之徒的做法。他们把《他们》视为一个当然的诗歌集体。过于片面促狭的理解力，使他们把韩东“诗到语言为止”这一表述，断然视为整个《他们》奉行的最高创作原则。 照我看来，第一个要作出检讨的或许正是韩东本人。当年他差不多是脱口而出的这六个字，竟然成了后来诗坛上诸多混乱的源头。 与流行的观点不同，我不认为“诗到语言为止”是一道苛刻到极点的诗歌条律。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句话不过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最为宽泛的一条审美标准。 这种宽泛性，恰恰又是由这一表述的不完备性给出的。 实际上，我从来就不大相信韩东所谓为“一张光滑的纸，一支流利的笔”而写作这类言论。这纯属避重就轻、虚晃一枪的说法。我想，韩东无意对诗人进入诗歌的方式作出过于明晰的限定。这正是典型韩东式的智慧狡黠集于一的地方。谁又能准确说出诗人的欲念起自何处呢？在诗人铺开纸、拿起笔之前，促使他们这样做的缘由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沉重的痛苦和焦虑，转瞬即逝的微妙情绪。小到尘屑草芥，大至宇宙人生。但所有的素材都无分轩轾。他们仅仅是使诗歌作业线运转起来的动力源，而非最后的诗歌成品。如何将它们转化为诗歌，这只能说关乎一个诗人最根本的素质，是使一个诗人得以成立的基点，所以韩东索性对这一节隐而不言。他知道，具备这种最根本的素质，和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好诗仍有相当一段距离。他的兴趣和着眼点当然落在后者。 因此，“诗到语言为止”仅仅给出了一个使纯粹的诗歌得以脱颖而出的最后阀限。将诗歌与语言直接等同起来，这正是绝大多数人对这一表述的莫大误解。语言不是诗歌的始发站和大本营，语言只是诗歌的目标和归宿。 是，诗人的写作是在尘世中进行的，即便关门闭户也不可能做到六根清净。各种各样无形的力量推动、左右、吞噬着他。书本和经验，文化和常识，习惯和心情，灵感和偏头痛。这一切都将对他的诗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它们又都不足以作为诗歌品质高下优劣的评判。说得彻底一点，它们正是必须在诗歌中加以不断摒弃的东西。 “诗到语言为止”强调的正是这一不断摒弃的过程。它是对于诗歌纯正本质的维护。即使当诗人感到做一个考古学家或文化学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权且诉诸诗歌来表达他对于所谓历史、文化的见识时，那他也必须明白，这种表达必须完全服从于诗歌独特的语言方式。要么他是一名真正的诗人，否则无论他见识多么高明，也丝毫不能提高他诗歌的档次。 韩东的这一论断，无疑刺伤了诗坛上一大批缺乏形式创造力，只能通过其他手段来弥补素质缺陷的所谓诗人。如此简单不过的道理，却招致众多的质疑和责难。 许多人把“诗到语言为止”看作韩东个人的苛求和独致，殊不知这恰恰反映了一种最大限度的宽容。不管诗人的生命体验多么具体和独特，它们最终必须在诗歌语言中得到沉淀和凝结。诗人必须以对母语的创造性理解和运用来营构自身的价值体系。留存在诗歌中的任何非诗的因素。对诗歌而言都是致命的。 在既无组织也无宣言，更无对于创作的具体指导原则的情形下，那些风格迥然不同的诗人诗作能汇合到《他们》中来，凭藉的正是这种对于诗歌公正而宽宏的理解。 如果要确定《他们》对于当代诗坛的意义，我以为，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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