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丑书”一般是指打破传统书法欣赏标准，以文字为素材，从纯粹的美学角度创作的艺术作品。作品创作的初衷就是摆脱普通大众的欣赏标准，创造更高艺术层次的作品，引领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所以这部分作品难以为普通大众接受，甚至连部分书法家都不能认同，可见作者对其创作作品的艺术期望有多高《曹全碑》近年关于“丑书”的争论非常激烈，爱之者夸得天花乱坠、高屋建瓴。恶之者贬得一无是处、深恶痛绝。可见“丑书”的出现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冲击是很大的。其实“丑书”并不只是少数人肆意创造的结果，它是中国书法发展的必然产物。《蝉离诗帖》谈到“丑书”，我们就要讲一下书法的特性。从书法的发展史来看，书法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双重特性。文字由实用需要中被创造、应用、发展壮大，在文字被创造初期乃至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成为艺术素材。随着文化的蓬勃发展，文字才逐渐被赋予了艺术价值。到了魏、晋时代文字才逐渐显露艺术性，这个时期有了笔法、结字的相关欣赏标准，书写有了法度。《孔宙碑》到元朝时书法依然是实用性大于艺术性的。所以大家看到元朝及元朝之前的书法作品，多以实用作品为主，如信札、碑刻、文书等。文字根本的功能没有变，还是用于沟通、交流、传承，艺术性只是实用性以外的陪衬，就好像一个人穿了一件好看的衣服一样，别人不会因为衣服而忽视人本身，人们也不会因为一幅字好看，而只欣赏它的文字，不去读它的内容。《娄寿碑》随着时代发展，书法的艺术性逐渐增强。至明、清时期艺术性已经可以和实用性相等了，这些时期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以对联、扇面、中堂等纯欣赏性作品为主，信札、文书等实用性作品相对减少。王献之《保姆帖》到近现代，书法的艺术性反超实用性，成为书法的主要特性，而到了现在，随着人们沟通方式的改变，人们的手写需求非常低，不再需要手写书信、文章，书法已经完全失去了实用性，只有艺术性了。明高僧大德墨迹书法的特性转变也带来职业转变，在书法实用性突出的时期，是没有“书法家”这个职业的，历史上的书法家，大多是官宦或名流，书法都只是爱好，连副业都算不上，更不可能是主业。人们学习书法大多是为了入仕，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使用，不会把它改造成大家都不能欣赏的样子。苏轼墨迹随着书法艺术性的凸显，也出现了“书法家”这样的职业，这样的从业者，顶着艺术家的光环，站在普通民众仰望的艺术顶峰，终日研究书法，如果写的与大众相同，岂不显得平庸。只能努力摆脱前辈印记，誓要创造个人风格，自然要进行大胆变革。这样的职业与当前推崇破旧立新的时代理念相结合，出现什么样的“丑书”都不足为奇。赵之谦《千字文》“书法家”职业的出现，也给书法艺术鉴赏带来改变，书法家们在努力抬高书法的艺术门槛，对书法的要求，忽视了以前结字、笔法等的外在标准，进而讲究内涵、境界等虚无飘渺的标准。一句“缺乏内涵，境界不高。”就将别人几十年的苦功贬为徒劳。这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标准，让普通人看不懂、学不会，自然也就无法入门。祝允明《洛神赋》门槛的提高，排除了大量的行业竞争，保证了少数人的艺术地位，久而久之，书法成了少数人自嗨的媒介。张瑞图墨迹艺术来源于民间，大众是艺术的基础。但书法门槛的提高，就是要脱离这个基础，一飞冲天，创造出普通民众欣赏不了的艺术，引领大众的艺术欣赏水平进入太空。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也就只能创造颠覆性作品了。《崔鸿墓志》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影响遍及世界，很多国家都对书法非常推崇，特别是一些亚洲国家，如日本将书法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几乎每个日本人都能够使用毛笔进行书写。韩国也将书法作为尊贵艺术，许多重要的场所都会悬挂书法作品。但为什么在中国内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很少出现“丑书”这样的产物呢？《敦煌写经》原因之一就是内陆一直崇尚推翻传统，挣脱束缚，而周边的地区和国家更尊重、坚守传统，这一点从港、澳、台至今依旧盛行隆重的祭孔、祭祖仪式中就能看出，在这种传统观念束缚下，是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的。《汝南王修治古塔铭》另外内陆书法家对周边书法艺术有着毫不掩饰地鄙视，许多书法家在公开场合都有过表露。自然不会认同周边书法家对传统的坚守理念。高度自信就会敢于冒险，大胆创新，创造出孤芳自赏的作品。米芾《闰月帖》“丑书”的出现并不偶然，也不可怕，从绝大多数人对“丑书”的反对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丑书”只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小小分支，并不会带偏艺术发展的主流方向。反对可以，声讨也行，但如果视其为蛊毒，欲将其灭之，就严重违背了艺术的多元化发展潮流。“丑书”的出现，也是勇于开拓的精神体现，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包容。赵孟《人日立春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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