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办“华中公学”始末

新四军军部自1937年12月25日成立后，一直重视新四军部队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通过吸收大量的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创建了很多知名院校，如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抗大五分校（1942年11月在盐城成立），抗大华中总分校和华中党校（1942年1月），苏中公学（1944年2月）等；以及为抗战培养各类专业人才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1941年春节）、新四军华中医学院（1942年11月）、华中建设大学（1945年5月）等。为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党政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成为革命的熔炉，育才的园地。华中公学就是其中一例。它既有抗战时期所办抗大九分校以及后来的苏中公学的渊源，又秉承了新四军抗战中办学的宗旨，成为培训干部的摇篮，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文化、卫生和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1944年2月，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做出决定，在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的基础上，创建苏中公学（抗大九分校1944年5月31日在江苏宝应撤销，苏中公学6月1日即在宝应开学，原抗大九分校校部工作人员全部转入苏中公学）。由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任校长，为军队和地方输送了4000多名干部 。   

　　1945年12月25日，苏中公学在江苏海安与苏皖边区政府共同创建了苏中公学分校，由苏中公学政教主任吴天石任分校校长，调原六分区（淮海区）江南办事处沈忱白同志任副校长。与苏中公学总校保持业务上的联系并接受其指导。1946年7月23日苏中公学分校奉命转移，并改名为江海公学，吴天石仍是校长。江海公学于1948年4月并入华中公学后，吴天石任副校长。

华中公学是一所为全国解放做准备的干部学校。

　　1947年11月10日，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华中工委）在苏北射阳县正式成立。当时正面临严重的战争形势，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地区向我不断进攻，还乡团等地方武装也很猖狂，一些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仍控制在敌人手里。为了坚持敌后斗争，提高干部素质，并为开辟新区做好干部储备，1947年底华中工委决定，同时开办华中工委党校和华中公学两所干部学校。“华中党校”主要培训县团级干部，“华中公学”主要培训区（营）、乡级干部。

　　华中公学共分五个大队，分别为：区（营）干部大队，乡干大队，准乡干大队，国统区地下党干部大队，新入伍知青大队。校区最初不固定，但一直在射阳县境内，最后驻扎在射阳县陈洋镇三港村。

　　华中公学确立的教育方针是：加强阶级教育，总结土改和土地复查经验，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华中公学秉承的校风是：积极学习，改造自己；联系实际，结合群众；发扬民主，团结互助；刻苦耐劳，紧张严肃。

　　1948年5月，国民党军又调集四个整编师和地方武装10万多兵力，南北夹击，向我盐阜地区华中工委所在地进攻。华中工委决定，华中党校、华中公学，北撤到山东较为安定的地区办学。

    当华中公学从驻地陈洋镇三港村出发，经通洋港、五汛港到达滨海县八滩镇时，华中工委为加强华中公学领导力量，任命干仲儒为副校长、党委书记。并将江海公学（对外称九分区九干校）300多人、五分区（盐阜区）干校100人，和原苏北军区文工团（编为校文工团），合并转至华中公学一起向山东转移。

    6月初，华中公学和华中党校3600多人打着背包，挎着粮袋，从八滩镇向山东开始半个月的长途行军。由于白天有敌机扫射轰炸，基本是夜行晓宿，有时连续行军100多里。国民党军队始终尾追，最近时只有二三十里地。华中公学只有一个警卫排在前面开路，当得知敌人在后面尾追时，不得不加快行军速度，掉队的人多了起来。

    行军到达苏北沭阳县马厂镇后，经华中工委决定：年龄较大、体质弱的华中党校县团级学员不去山东，就地打埋伏，由淮海区地委负责安排到附近农村隐蔽。华中公学个别重病号也留在沭阳，其他2000余人仍继续北撤山东。

    去山东必须经过比较宽阔的沙流河。行军过沙流河恰是夜间，水流湍急，学员们卷起裤子快速蹚水过河，上岸后急行军到达陇海铁路南边村庄隐蔽下来，准备过陇海铁路。而此时陇海铁路沿线全部被敌占领并严宻封锁。封锁线以内20里全是平原，全校2000余人，包括学生大队（有些刚入伍的学生小的只有14岁）；还有妇女队（大多体力较弱）及部分病号。全校师生发扬阶级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紧跟队伍前行。华中工委、华中指挥部还急调苏北兵团用火力牵制压制敌人，并动员当地老百姓数百人，手抬肩扛，迅速把物资和华中公学师生护送过封锁线，进入山东境内。此后又经过两三天急行军，1948年6月中旬，华中公学全部人员抵达山东鲁南海滨地区莒南县曲流河一带村庄。校部就住在这个群山围绕的古老的大村庄上，各大队则住在附近的东良店村、西良店村、李家山等地。

　　学校的进驻受到根据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华中公学全体师生为表示对山东人民深深的谢意，由吴天石副校长作词、校文工团谱曲的《这儿是学习好地方》诞生了。全校师生所到之处不断高歌《这儿是学习好地方》一曲，融洽了学员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校文工团为活跃学校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处，华中公学把学员重新编成3个大队13个中队进行教学工作。当时山东由于连年灾荒，老区生活非常艰难。南方人到北方，生活上难免有很多不习惯，个别同志发牢骚、说怪话：“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张煎饼一棵大葱”。还有个别新入伍青年吃饭时把小米撒在地上，把嚼不动的红薯煎饼扔掉。凡此种种行为受到学校严厉批评。并针对这种情况，在全校开展“三查三整”运动，即查思想、查成份、查作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查找背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行为，提高认识，从而纯洁了队伍，统一了思想，积极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

    学校每次开饭时，都有很多小孩围着观看。学员们发现围观的小孩饥饿的眼光时，他们吃不下去了，纷纷把饭让给小孩们吃。校、队领导发现后，就发动学员采野菜、煮菜粥，并将星期天改为两餐。还组织学员们开荒种菜，一方面支援群众生产，一方面补充粮食不足。通过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融洽了军民关系，加深了军民鱼水情。当学校南下离开根据地时，乡亲们与学校师生难舍难分，送了一程又一程。

    我父亲刘开富（1939年3月入伍）也是华中公学学员。他原在华中工委警卫队做保卫工作，华中公学开学后，1948年4月华中工委曹荻秋同组织部长陈一诚商量，送他去华中公学（区、营干部大队）学习。经过学习，我父亲各方面提高很快。1948年11月初，华中工委发布支前动员令，号召华中全体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一切为支援前线。为解决江淮区缺乏干部的问题，华中公学选调一部分战斗经验丰富的骨干，作为先遣队直接南下，支援淮南新区开辟工作。11月初，我父亲作为骨干随队到达淮南江淮一分区驻地——天高县小河东地区（现江苏金湖县），参加津浦路东支前司令部。

　　我母亲缪祝银在地方上是乡妇抗会会长，她是作为首批区、乡干部学员于1946年7月进入江海公学学习的，该校于1948年4月并入华中公学。虽然前后只有两年多时间，但学校紧张昂扬的学习生活，同学间互帮互学的革命情谊，给我母亲和她的同学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她们对学校的感情之深，我从她们每次老战友聚会中可以深深感受到。

1951年元旦，父亲刘开富和母亲缪祝银结婚合影于滁州。

华中公学三大队四中队部分学员合影，前排右二为我母亲缪祝银。

　　1948年年底，华中工委根据斗争形势发展，决定在原华中公学基础上组建华中大学，原华中公学学员提前毕业，分批到地方工作。淮海战役打响后，华中公学派出第一批先遣队员数百人，于1948年11月底已先行南下淮南，组成津浦路东支前司令部；接着，第二批学员主体数千人又组成江淮工作团，带上校文工团，由校党委书记干仲儒率领，随军南下安徽省江淮区，由江淮区党委接收并分配工作。学员们被分配到各地参加军管接收工作，干仲儒留江淮区宣传部任副部长，校文工团改编为江淮军区文工团（后为安徽省军区文工团）。以干仲儒为首的这批干部，为安徽省建党建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佳话流传至今；余下数百名教职员工及校文工团极少数团员，由副校长吴天石率领，回到盐城创办华中大学。至此，华中公学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作者：安徽省滁州市新四军研究会顾问，扬州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