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说史 丨 分析哲学诞生的理论背景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读书会/公众号开辟一个全新板块，为阅读《消失的真实》（真实性哲学历史篇）推送一些背景性的理论材料，此次推送的文章来自（美）穆尼茨·M·K的《当代分析哲学》第一章第二节“论现时代哲学的特点”。

在具体考察某些特定的问题和个别的思想家之前，我们首先要对我们这个学科的主要轮廓有一个初步的鸟瞰。是什么东西（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把我们的时代同较早的时代区分开来？我们能否指出我们时代哲学活动的某些相对说来与众不同的、开创性的特征呢？我们的哲学时代有时被称为“分析的时代”。这种称呼虽然过于简单，却能使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代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的出现。

“分析哲学”这个词，就像许多分类名称一样，不可能具有单个的、普遍同意的精确定义。它可以在广义或狭义上使用。在广义上，它包括这样一些学派和哲学，它们的倾向虽然各不相同，但有许多观点仍是彼此一致、近似和相互联系的。在当代哲学中，“分析哲学”可以用来包括G.E.摩尔所作的那种分析；B.罗素所主张的逻辑分析思想；逻辑实证主义者（如M.石里克、R.卡尔纳普、H.莱辛巴赫、A.J.艾耶尔）的主要学说：由J.奥斯丁等人为首的“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类型的概念分析；对各种有关指称和真理的语义问题的考察，这些问题属于同数理逻辑和语言学的新近发展（如W.V.O.奎因、P.F.斯特劳逊、J.辛提加、S.克里普克、D.戴维森、M.杜麦特等人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哲学逻辑范围。另一方面，“分析哲学”也可以更严格地用来仅指上述的那些思想家和思想流派中的某些人和某些学派的观点。

让我们暂时在广义上使用“分析哲学”一词，并力求全面地描述其总的特征。为此，我们先简略地回顾一下从笛卡尔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近代哲学史，以便理解当代分析哲学怎样代表了一种新的发展。较早时代和当代分析哲学时代的主要区别在于：近代哲学主要关心认识论问题，而当代分析哲学则变为关心逻辑—语言方面的问题。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哲学，其中心任务是研究认识论（知识理论）问题，即心灵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能力是什么？心灵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洞察实在的结构？心灵的观念对于表现和揭示世界的本质有多恰当？心灵这种获得真理的能力的限度是什么？在“心灵能力（或官能）的本质和限度”、“外部世界”、“心灵的观念恰当地表象外部世界本质的程度”这类术语中，实际上表达出了认识论的传统兴趣，这些术语使人想起近代哲学整个时期中提出和讨论认识论问题的一些特殊方法。我们无论是研究象笛卡尔和莱布尼茨这样唯理论者的著作、还是研究洛克、贝克莱和休谟这样经验论者的著作，或是研究康德及其直到十九世纪末的一些主要继承者的哲学，情形都是如此。确实，这些如此表述的问题直到二十世纪还在继续吸引着一些思想家。尽管具有差别，各派在处理知识问题时还是有着某种共同的预先假定，根据这些假定的含义和结论，他们都试图用各自的独特方法来解决各种论辨性的问题。

近代认识论的共同倾向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即认识着的心灵和它所面对着的、并试图加以认识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对立。笛卡尔的哲学可以为这种提出认识论问题的方法树立样板。他的哲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强调这一事实：即使面对彻底的极端怀疑主义者，我们也能确信的一件事就是心灵本身的存在：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用来判断这些起表象作用的观念和信仰是否适当的哲学标准，深受其把数学知识作为楷模和范例来使用的影响。作为一个唯理论者，笛卡尔力求理性达到这样的标准，即当心灵以其最严格的形式活动时，它就应当达到它在进行数学演绎证明时那样的程度。作为应当追求的理想，他要求我们在任何知识领域里（即使是在数学领域之外）所接受的一切观念，都要“清楚明白”。他也要求我们的信仰应当像在数学演绎系统中一样，从某些具有直观确定性的、自明的前提出发，通过必然的演绎推理，一步一步前进，以达到可靠地建立起来的、可加以证明的结论。英国经验论者虽然反对唯理论者的某些主张，但他们也是从同样的主体/客体二元结构，同样的精神样式和同样的对认识论问题的重视出发的，只不过他们强调要把感觉经验材料作为决定任何对知识的合法要求的基础。休谟的怀疑主义就是从这种哲学出点发点固有的东西中无情导出的、给人深刻印象的突出结果。休谟的毁灭性的批判贯彻了洛克（在某种程度上）和贝克莱（在某些方面更彻底地）已经表明过的观点：心灵事实上不能得到任何有关独立存在之物质世界的可靠知识。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以及在这些实体中具有的因果必然联系是非常基本的哲学概念，而休谟所怀疑的正是这些基本概念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休谟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在使用这些概念时通常运用的框架，特别是摧毁了运用这些概念提出认识论问题的方法。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表述的批判哲学的不朽努力，有部分是用来“回答休谟”的。康德着手表明怎样能把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最深刻的见解结合起来，而又不完全同意任何一方。康德认识到：把给予心灵的、杂乱的感觉经验材料同心灵自身结构的先天形式在整理给与的感觉材料后所产生的东西这两者区别开来极为重要。他本人对认识问题（即心灵能认识什么，不能认识什么）的解决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康德在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在于向旧哲学共有的实在论提出了挑战，根据这种实在论，知识是对独立存在的世界中一种预先存在的结构的揭示。而对康德来说，知识是一种产物、一种构造，而不是一种揭示。知识只涉及现象（即显现的东西的领域）。至于存在于一切现实的或可能的经验之外的物自体，我们则永远不可能有任何知识。传统形而上学要求认识作为整体的世界、上帝、自由或灵魂不朽，在康德看来，这种要求也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这些东西存在于超验的、不可知的本体的领域之中。康德对认识论问题的这种看法，标志着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如近代哲学的各种认识论一样，一方面，它清楚无误地表明它本身也受到同样的主体、客体二元论的支配、同样的精神模式的强制和指导。另一方面，当康德提出一种回答休谟怀疑主义的方法时，他的哲学本身也出现了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很快被他的后继者和批评者指了出来。其中首要的是使用“物自体”概念的一致性问题（甚至在康德自己哲学的结构中也是如此）。怎么能给那个完全不可知的、独立存在于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外的实在概念赋以意义呢？康德留下了丰富而又混杂的遗产；它使人更深刻地理解到研究一种哲学的困难，这种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坚持把知识问题看成在作为心灵内容的观念和存在于这些观念之外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令人满意关系的问题，人怎么可能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呢？为了理解知识的本质，就需要完全抛弃这种看问题的模式。这种模式要求我们把心灵看作一种容器，一种面对外部世界的实体，据说心灵“内部”具有某些观念，因此我们就需要找到某种方法来揭示这些观念，从而决定外部世界的性质。

从实用主义者开始，由分析哲学家的工作——这种工作以各种方式导源于弗雷格对逻辑—语言问题的研究——和热衷于建立世界观的许多形而上学家所做的当代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即力图抛弃认识论问题以及近代哲学对这个问题所设想的各种解决方法。这并不是说，这样的努力总是成功的，也不是说，新的表述方法已经避免了它们力图想要取代的旧有思维方式及其持续影响。但如果我们要想对当代哲学作出任何有说服力的概括，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许多当代哲学都完全抛弃了为理解认识的本质而将主客体对立起来的倾向。我们在其中发现的并不是传统上所谓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对探究逻辑的问题（方法论）以及对澄清我们用以谈论知识和信念之语言问题的关注（如在实用主义者和后弗雷格传统的各种分析哲学那里）。这些哲学不考虑心灵怎样或是否可能真正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一开始就预先假定，我们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了知识，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去认识这个世界。如果怀疑主义或一种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不可知的学说是从我们的出发点推导而出的，那就必须放弃导致这样一种结果的模式、范型或一整套预先假定。这样的怀疑主义表明：我们一开始提问题的方式就有错误。如果“外部世界”这个问题意味着我们不能肯定存在这样一个世界，或者（像另一种观点可能主张的那样）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它的结构是什么，那么就没有什么“外部世界”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声称知道其存在。

为了避免怀疑主义，我们首先考察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不仅在日常生活和常识的范围内拥有各种完全可靠的知识、令人满意的见解和对事物发生原因的解释。而且我们不断获得各学科的可靠知识，尤其在科学中，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问题不是要去了解“是否可能获得知识”，问题是要表明“这是如何发生的”，即表明获得这种知识的条件和过程是什么。换言之，这个任务就是：要正确地描述我们是怎样从怀疑、无知和无根据的盲目信念达到有充分根据之信念的；我们是如何区别合理的信念与不合理的信念的；我们如何能在扩大、改进我们对世界及其各种组成部分的信念方面取得进展。

“逻辑”一词导源于希腊词“逻各斯”，按其广义与逻各斯一词的复杂意义是一致的。逻辑处理的是人类独特的言语能力、推理能力、概念思维的能力和理性探究的能力。如果我们从这种广义上来理解“逻辑”一词（不像有时把它仅限于指对形式演绎推理的研究），那么我们可以说，支配当代分析哲学的是对逻辑问题的关注。当代哲学把注意力集中在下列相关的问题上：达成语言意义之明确性的方法是什么？达到真理的可靠的探究方法的特点是什么？作出正确有效之论证的条件是什么？在对逻辑的多方面研究中，分析哲学超出了传统逻辑对上述这些问题所给予的回答。它力图表明：一种恢复了生气并发展得更为精密的逻辑，能够怎样指导理性的运用。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代分析哲学以及一些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工作中，有三类他们特别关心的研究课题。这样三个课题密切相关，但它们相互联系的方式是多方面的，对此，不同的研究者和特定的学派所注意或强调的性质和程度有所不同： 

1.研究语言在实践和思维中的作用，特别是研究怎样在语言的使用中识别意义、获得意义或确保意义的存在。

2.考察探究的逻辑或方法论，此处的逻辑必须对获得“真”信念和可靠知识的各种技术和条件进行评估。

3.从哲学上考察获得新生的当代形式逻辑的功能，并运用这些功能来帮助解决各种哲学问题的若干方法。 

所有分析哲学家和某些实用主义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或者说独特的强调，即他们都非常注意作为思想交流媒介的语言的使用、非常注意确保语言有效交流的各种条件和方法。与此相关，意义问题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即在我们使用语言时，获得或确保其有意义的方法是什么？有没有为使语言有意义而必须满足的一定的条件？什么方法能有效地使各种语言表达方式的意义和使用变得清楚明白？假如在试图清楚地使用语言时，经常碰到失败、困难或错误，那么达到这种清楚明白的标准和方法是什么？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乃是当代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实用主义者最早开始做这种努力，直到今天，不同的分析哲学家还在以各种方式做这方面的努力。当然，至少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起，重视意义的清楚明白就一直是哲学事业的特点甚至本质。而当代哲学对这个问题的浓厚兴趣之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动机和理由，这激起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新的、强烈的关注。我们后面将考察其中某些细节，而现在先对其中的某些特殊动机做一概述。 

我们发现，在有些地方，如在摩尔的详尽周密的分析中，有一种可称为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传统的继承，这种传统要求我们把一些基本概念甚至日常语言中使用的那些普通名词和语词界定明确，并使之变得清楚起来。由于我们用这些语词已足以展开交际，所以如果要对它们的意义做出一种精细的分析（陈述其基本的成分），我们常常不知所措、无从着手。例如，要分析“知觉”、“描述”、“道德上的正义”、“真理”、“实在”等就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对摩尔来说，在哲学上尽力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分析，乃是一个哲学家必须面对的、不可回避而又极其艰难的挑战。对有些哲学家来说，研究意义问题则是出于另外的动机，其中之一是与这样一个计划有关：考察使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生活于其中之世界的真理的那些方法。但是，意义和有意义，却是达到真理的先决条件。例如，如果我们不知道某个陈述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就不可能着手研究或企图确定它的真假。在皮尔士关于“怎样把我们的观念弄明白”的论述中，就可以发现这种动机，它被认为是进行一系列科学研究的一种必要部分和步骤。在意义问题上的这种倾向同样也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特点。逻辑实证主义对于意义问题的兴趣、对于制定其意义标准的兴趣，主要出于两个动机。从肯定的方面来说，他们热衷于主张将科学的方法作为得到真理的唯一可靠的方法；而从否定的方面说，他们认为那些常常被认为是“事实”或“真理”的陈述实际上决不可能被经验所确证和否证。实证主义者指责说，大量传统的和当代的形而上学著作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不管其中所使用的形而上学语言可能是多么热情洋溢、富有启发和表现力。因此，实证主义者之所以关心意义问题，是同对科学的逻辑加以分析的更广泛的方法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同样，他们之所以致力于消除形而上学及哲学的思辩体系中发现的那些自称为真理、而在他们看来是虚假的东西，也是与这种方法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研究意义问题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许多典型的哲学难题（无法看清解决哲学困难的方法）之所以存在，主要并不是因为缺少支持某种观点的证据或强有力的论证，而是由于不能在词的各种使用中做出必要的区分。我们在使用语言时上了圈套，受到挫折。我们感到困惑，是因为在用语词去处理某一问题时，我们未能精细地区分那些有时微妙地联系在一起、但又各不相同的词语的各种用法。可是，一旦我们进行了语言分析，一旦我们澄清了语言的多种用法，许多这样的困惑也就消失了。困难是通过被消除而得到解决的。这种寻求和掌握语言多种用法的研究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所特别强调的。牛津或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在研究中也对这一点加以强调和突出，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进行各种类型的“概念分析”及使用“非形式逻辑”进行各种研究。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不存在单独的意义问题，也不存在寻找一种单独的意义标准问题，而毋宁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义问题”。这些问题出现于许多场合，在这些场合中，为了获得哲学上的明确性和明智卓见或者消除哲学困惑，我们必须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各种用法进行细致的分析。确实，这样的概念分析经常是适当的，它们不仅适用于一些标准的哲学问题，而且也适用于其它领域，比如宗教、政治、法律和科学。某些分析哲学家所关心的另一问题是要构造一种意义理论。在最近几十年里，由于语言科学的发展，这已处于显著的地位。如果说学习和掌握一门特定的语言不仅要求具有理解该语言之表达方式的能力，而且也要求具有用该语言构造新句子的能力，那么，人是靠什么东西掌握这种能力呢？对表达方式的理解和新的使用是怎么回事呢？语言哲学家——N.乔姆斯基，M.杜麦特、D.戴维森和其他一些人——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回答这类问题，它在目前仍正处于热烈的讨论和论争中。 

哲学的中心问题，从希腊时代以来，就是分析真理概念的问题。真理是命题和某些语言表达式的属性呢，还是脱离语言使用或作为某种研究过程的结果而具有某种独立的本体论地位呢？真理的概念和实在的概念是如何联系的呢？在使用形容词“真”和“假”时，可以采用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否有某些较为可取的达到真理的技术和方法呢？如果有，它们是什么？当代分析哲学推进了对这一广阔主题的讨论，他们进行讨论的特殊形式同对科学方法的考察有很大关系。把科学研究的方法同使信念可靠的其它方法区分开来的东西是什么？主张科学方法具有优越性的根据是什么？许多重要的哲学家把大量注意力放在回答这个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上。其中，这里应该提到C.S.皮尔士、B.罗素、R.卡尔纳普、H.莱辛巴赫和E.纳格尔等人的贡献。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形式逻辑”就被认为是哲学的主要部分。为了评判各种论证的合理性而对逻辑的各种原理和规则进行系统研究和反复运用，已成为了获得哲学“专门才能”的一个公认因素和基本步骤。形式逻辑的根本任务，是论述那些决定了论证在形式上是否正确的规律、规则、标准和方法，而不管这种论证的内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逻辑研究各种类型论证的形式结构或范式，以便把那些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论证区分开来。在其最基本的水平上，逻辑研究如“必然推理”、“严格蕴含”或“蕴含”这样的概念。形式逻辑研究一个论证的前提及其结论之间的形式联系。结论能否有效地从给定的前提中得出？这是形式逻辑的中心问题，也就是对演绎推理的研究。亚里士多德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了贡献。他的主要方法、技术和所提出的规则具有如此压倒一切的影响，以至于直到十九世纪末这样长达二千多年的时期里，都一直是这门学科的无可争辩的权威和稳固的中心。诚然，在此期间也有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许多不同的整理、部分的改造和细微的扩充，但在其基本原则上，它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完整的、不变的体系。在十八世纪，康德就很有代表性地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这门学科的主要原则已经详尽无遗地为人们所认识，以至于从本质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留待去发现了。 

而当代哲学史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实就是逻辑研究的新生，这意味着逻辑新领域的开拓以及富有生命力的、极其重要的新方法的引进。逻辑学家们发现了新的技术，提出了新的规则。总之，他们发现了冲破这门学科的传统束缚的方法。他们为开拓日益更新和不断扩大的研究领域指明了道路。我们把那些使逻辑研究重新充满活力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看成是当代哲学史的主要人物。虽然必须把十九世纪后期的G.布尔看成使逻辑获得新生的早期先驱之一，但是，弗雷格和皮尔士这两位巨人的创造性贡献，才为现代形式逻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提供了动力。继之而来的还有罗素、怀特海、维特根斯坦、S.列斯尼夫斯基、哥德尔和奎因。他们的工作标志着这门学科发展到今天的其它一些主要阶段。正是这些逻辑学家的工作改变了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式逻辑研究的轮廓。旧逻辑的主要任务是把简单的主谓词命题作为命题的基本类型，并把这些命题所构成的、其有效性尚待研究的三段论作为推论的基本类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现代逻辑已把它的研究扩展到旧逻辑没有清楚认识到、也没有加以研究的那些领域。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这些现代发展的细节。这些发展的大部分内容已经高度专门化了，本身就应该进行广泛的研究。现在只要提一下现代逻辑在关系逻辑、真值函项的语句演算和涉及到运用量词及多元概括的谓词演算方面的工作就够了。所有这些及其它一些问题，都表明现代逻辑已成为当代哲学中一个富有成果的部分，它以多种方式同哲学的其它方面和领域发生着相互作用。在本书后面的部分，我们将有机会对其中一些相互联系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