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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谍」中央特科“红队”首任副队长,建国七十年后才查到下落

 后知后觉无所谓 2022-05-23 发布于北京

百年前,一群激扬青年,为了在当时的黑暗的中探索出光明之新路血雨腥风中砥砺前行,无数的生命和鲜血洒在了曲折前进的道路上,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中国。 在他们中,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不曾亲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却隐蔽身份潜入敌人的“心脏”,用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为中国革命事业、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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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10日,一个叫作陈三发的老妇人即将离开人世,老人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在她的人生历史中留下了缺憾,老人家在生命的最后始终呼喊着她一生都在挂念的名字:连德生。 作为遗嘱和家训,老人家还把儿孙都叫到床前,嘱咐后辈一定要找到他的下落。 其实,这个叫连德生的正是老人家的丈夫,四十余年前还是青春少女的老太太在上海与连德生结婚,婚后育有二子一女。但丈夫连德生因是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成员,多年来来无影去无踪,最后在1931年他因为躲避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追捕,匆匆离开上海,在香港写了一封信回家后,从此再也没有了消息。

陈三发老人家也从此开始了无尽的思念,但连德生连同他的所有消息却如黄鹤一去不复还,让老人家抱憾终身。
老人的儿女始终记得老太太的嘱托,多年来从未放弃寻找。时光荏苒,终于有一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老人的后人终于得知了连德生的消息,他的孙子也已经是个风霜老者了,就这样时间已经到了新世纪的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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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德生究竟是谁,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陈老太太苦苦盼望几十年的人,竟然是一名埋没多年的革命烈士,中共隐蔽战线早期领导人员之一,是中央特科红队(也就是特科行动科红色行动队,早期俗称“打狗队”)的副队长,在中共情报保卫史占有重要的一席。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中共党人和进步革命群众,此后中共党员人数锐减到万人左右。为什么会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中共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意识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隐蔽工作没有做好。 目睹敌人的猖狂捕杀以及蜂拥迭起的叛徒内奸对中共事业造成的重大危害,周恩来深感必须建立严密有效的情报保卫部门,才能保障中央的生存安全。于是,他建议在上海建立中共有组织地直接向党负责的情报保卫机构。

1927年秋末初冬时节,中共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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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德生,本名连德胜,出生于绍兴上虞菘厦镇。从上虞图书馆馆藏的《浙江上虞崧厦镇连⽒家谱》中查 知,连德⽣⽣于清光绪18年(1893)。其父早逝,10岁随母亲顾兰花逃难到上海谋生。 在上海,早年曾在一家小商铺当学徒,也打过短工,他为人豪爽,乐善好施,颇有江湖侠义之风。后进入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当售票员。其开始追求进步,并且积极投身工运,曾任上海公共租界电车总工会一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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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连德生与陈三发结为夫妻,1920年大儿子连仁保出生,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连德生成为英商电车公司工人罢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因其在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和在工人中的声望,被接纳加入了中共(1925年),时年32岁。在著名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连德生一样是员干将。 1927年,是连德生沉入“深海”的开始,他开始了隐秘的生涯。其奉命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寒冷的莫斯科,他出色地完成了一个专业情报保卫人员的课程。
1928年回国后,调中央军委特科工作,因其所长被任命为中央特科三科(保卫科)“红队”首任副队长。(中央特科行动队,称为“红队”,主要职责是惩处对中共危害极大的敌方对手人物,包括罪大恶极的中共叛徒)
而连德生不负众望,在特科行动队的副队长领导岗位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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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德生烈士像

1929年8月24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突袭新闸路经远里613弄12号石库门,逮捕了正在开会的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中共重要的早期领导人(原本周恩来也要参加这个会议,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事后连德生以最快的速度收集到了叛徒是时任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情报,随即向陈赓、周恩来通报了这一信息。而特科也侦知,在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烈士遇害以后,白鑫躲进了国民党官员(高级特工)范争波的公馆。

1929年9月14日,为了包庇这个中共叛徒,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故意放出烟幕弹说:“白鑫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但中央特科通过情报内线知道,白鑫此时并未到南京。中央命令,为了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安全,一定要在这个叛徒前往南京之前将其正法。中央特科利剑出鞘,通过层层打探,最终,连德生与队员们将白鑫击毙。(此案在当时成为了传奇,被誉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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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连德生又送出了叛徒黄第洪给蒋介石写信企图出卖周恩来的绝密情报,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再次化险为夷。

当时,连德生还担负保护杨登瀛,是杨登瀛与中央特科联络的秘密交通员之一(另一人为后来的田汉夫人,时任中央特科成员的安娥,当时被派至杨登瀛身边担任秘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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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娥老前辈

杨登瀛,也就是鲍君甫,时任“中统”驻上海特派员,深得陈立夫、张道藩信任,他还是中共早期党员,中央特科元老级人物陈养山的旧友,通过陈养山的介绍,中共(由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后来的新中国大将陈赓负责)对其的考察,被发展成为当时中央特科可靠的情报关系。杨登瀛精通日语,与日本人、租界巡捕、国民党人、青红帮等地方势力都有来往。连德生既要负责保护他的安全,还要跟着他周璇于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巡捕房等各种场合,收集传递重要情报。

1930年3月,中共叛徒黄第洪(黄埔一期生,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代表成员)给蒋介石写密信,企图出卖其在黄埔的老师周恩来。黄弟洪曾被周恩来看重,不仅在黄埔期间发展其入党,更在其黄埔毕业后,留在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工作,因为能力出众,1925年年底,在组织的派遣下,前往苏联学习,直到1930年4月,才返回国内。而代表国民党与黄弟洪接头的便是杨登瀛。这一情报就是由连德生负责传递的。由于情报传递及时,不仅再一次保护了周恩来及其他有可能被出卖的中共干部,更是以雷霆手段,直接在街上处决了这个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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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瀛(鲍君甫)

1931年春,发生了震惊中共高层的叛变事件,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这个十分了解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运作和各个领导人情况的高级领导人(曾在八七会议上,一度担任中共临时政z局委员,彼时还是中央委员),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共造成了莫大的损失。而且在他的供词中,中共失去了杨登瀛这个曾经最好的情报关系。杨登瀛被关进监狱审问。作为十分熟悉连德生的顾顺章,为了避免被捕,组织决定让连德生连夜去中央苏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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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

在中共红色交通线的香港站停留期间,连德生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也是烈士最后一封家书。在信中,连德生只是简单地说自己要离开家一段时间,不能回去看望父母妻儿,其余的什么信息也没有留下。在中央苏区,连德生继续从事自己熟悉的地下工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交通科科长、中央军区司令部交通科科长。在工作中,他尽职尽责,为苏区反“围剿”作战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中央红军长征时,连德生被留下来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主力红军撤离后的中央苏区,南方游击战争的岁月,其实,今天很少有大题材去书写,陈毅元帅回忆起这段岁月时说道:“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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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4日,连德生与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赣南省委党政军机关人员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力量,突围到达信丰、大庾境内的马岭附近时,遭到余汉谋部的阻击。面对于我军的五倍之多的且装备精良的敌军,战斗的结果没有悬念,连德生带领机关人员和部队战士,奋勇杀敌,战斗一直持续了一天。最终,除一部分人员冲出重围外,大部分人均壮烈牺牲,连德生及赣南、独立第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政治部秘书廖昔昆、贸易局会昌分局采办处营业部主任王志楷等五人不幸受伤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连德生等人坚贞不屈表现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敌人只好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之罪,将连德生判处死刑。(刘伯坚烈士亦曾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兵运工作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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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21日,年仅42岁的连德生英勇就义。

由于战争年代的严酷环境和隐蔽战线的特殊情况,尽管组织一再寻找连德生本人及家属后人的下落,而陈三发老太太用一生等待着连德生归来,其后代也在苦苦的思念中让岁月匆匆而过。但因为连德生从事的是中共最隐秘的隐蔽战线事业,其个人信息(相关家属)在档案上没有记载。所以,一直天人永隔。
直到2008年,连德生的孙子连光荣才利用网络找到了连德生的信息,经进一步核实,在原来国民党时期的报纸《绥靖公报》上,终于找到了连德生等五位同志遇害的信息。
2009年12月,民政部追认连德生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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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德生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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