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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的音乐 —— 西方绘画中的音乐

 弘雅书房 2022-05-23 发布于浙江
前言

绘画与音乐之间有着不可否认的共生关系,两种媒介之间的影响在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中都有明显体现,事实上,音乐与绘画同作为艺术领域,两者的体现方式或许不同,但我们同样可以在画家和作曲家之间建立许多直接联系。不仅在音乐家的画像中有所体现,在画作中同样可以看到对音乐家、乐器、和乐谱的描绘,那些通过视觉化去呈现音乐的另一方面。许多画家,尤其是浪漫主义时期的画家,他们会认为音乐是最高和最纯粹的艺术,因音乐的直接性可以触动精神与灵魂,并且当社会的不断变化,当代艺术同样不限制于绘画这一种媒介,当艺术的表达形式更加多样,我们可以发现美术与音乐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所以当人们讨论艺术的时候已经在讨论艺术的一个整体。古希腊人认为,音乐与舞蹈与诗歌是相近的,都由Muses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缪斯神掌管,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使用具体理论与实际进行创作,之后绘画的地位开始提高。

本次展览主要讨论19世纪-20世纪的音乐和绘画之间关系,在这个时期,艺术见证了古典与现代、新与旧、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持续紧张的关系,人们可以注意到当时的艺术家们对非个人化和传统音乐的渴望,对理性主义,客观性和建构主义的渴望,同样,在此时期,绘画中的音乐一般都是具象的表达,而在19世纪后期,特别是在20世纪的过程中,音乐的丰富性和抽象性与绘画中的抽象性的发展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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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音与乐//

在艺术史上,乐器与演奏场景为题材的绘画出现的时间是十分早的,同样不只有乐器被记录下来,歌唱与舞蹈也作为绘画中重要出现的场景,绘画与音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彼此都是从对方那里汲取灵感。  

在绘画历史上,对季节的讲述也与音乐息息相关,从舞蹈中与场景的展示我们通过波提切利这副《春》的作品可以欣赏到,人物在适当的位置,给予恰当的动作,对于人物的安排,当我们看画面中遍布鲜花的花园,“美惠三女神”在画中翩翩起舞,气氛宁静却又和谐,同样也不难看出,画面中将爱、幸福这种美丽的礼物散播在人们心中,在画面中即使没有对乐器的描述,我们也不难看出,音乐一直以来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同样音乐、舞蹈与绘画中的紧密相连在任何时期都有所体现。

《春 La Primavera (Spring)》桑德罗·波提切利,1481-1482, 203cmx314cm,油画艺术

盖里特·凡·洪霍斯特是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荷兰黄金时代的画家。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夜曲画,这些画是由人造光照亮的。因此,他被冠以Gherardo delle Notti或 "夜晚的杰拉德 "的称号。

画面中演奏乐器的人们欢笑着聚在阳台上,邀请下面的人们一起来热闹。他们欢乐的表情和服装的明亮颜色烘托着节日的气氛,他们无忧无虑。一只鹦鹉和一只狗围绕着这个欢快的群体,从他们站立的地方向下看。也许是莫哈尼寓言的一部分。这幅画或许有现在的两倍长,包含完整的栏杆和更多的人物。盖里特,洪霍斯特·凡·洪霍斯的这幅向上视觉画,最早是在1622年的荷兰出现的,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后的两年,在那里他有这样的视角。阳台上的乐队通过仔细的透视计算表达的非常好。

阳台上的乐队,Musical Group on a Balcony,盖里特·凡·洪霍斯特,1622

卡利斯托-皮亚杰(1500-1561)是一位意大利画家。卡利斯托是皮亚萨画家家族的成员,出生于伦巴第的洛迪。画面中描述的音乐聚会的场景。

乐队,Musical Group,卡利斯托·皮亚扎,1520,90.5cmx90.8cm,油画艺术


//19世纪的绘画与音乐//

在观看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时,画面中不断描绘的是以众神为主,当然音乐配合着画面人物的形态,使得绘画融合了音乐,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音乐与绘画的相互影响使得绘画中大量出现了音乐的身影,音乐的丰富性和抽象性与绘画中的抽象性的发展相一致。看这副19世纪初的菲利普·奥托·朗格的绘画《夜莺的教训》1805年,对于朗格来说音乐就是和谐的,比如在一首诗歌当中,文字就像是音乐,出现在建筑或者雕塑中,对于这个观点,他呼应了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在他的诗歌《对应》中强调的协同效应的概念。

菲利普·奥托·朗格(1777-1810)《夜莺的教训》,1805年

半个世纪后的1852年,莫里茨·冯·施温特受贝多芬的《C小调钢琴、管弦乐队与合唱团合唱幻想曲》的启发,在他题为《交响曲》的画作中把《交响曲(A Symphony)》复制为四部曲。与朗格不同的是,施温特在乐句中使用了具象的元素,他以故事书的方式画出了他的交响乐,跟随事件的实时发展。画的下部显示了主题的阐述--一场沙龙音乐会--一位年轻的女歌手吸引了一位年轻男子的注意;第二部分显示了这对年轻夫妇的相遇--施温德的安达特;然后在第三部分的上方,在一个假面舞会上,这对恋人承认了他们的相互吸引和爱情(舍尔佐);画的最后一个圆形部分描绘了婚礼--快板。随着故事的发展,人们的目光从底部移向顶部--这种音乐体验在最后一个乐章中达到了超高的境界。

莫里茨-冯-施温德(1804-1871)《交响曲》,1852年

一般来说,赋格曲和交响曲是复调与和声的最高音乐成就,成为音乐绘画的同义词,这经常反映在绘画的标题中,如惠斯勒的画作《白色第一交响乐 穿白衣的少女》,画面中强调了不同的白色色调,描绘出了年轻女子和她周围的环境,整体色调具备统一性,但是少女的红棕色头发却又显得这么的耀眼,对于惠斯勒来说,音乐是声音的诗意,绘画是色彩的诗意,绘画的主题与声音的和谐或色彩的和谐都无关。

白色第一交响乐 穿白衣的少女,Symphony In White No.10 The White Girl Portrait Of Joanna Hiffernan,詹姆斯·艾伯特·麦克尼尔·惠斯勒,1862,213cmx107.9cm

在19世纪绘画中表达音乐的情景有很多,就如同意大利艺术家西尔维斯特·莱加,他的艺术风格最好被描述为纯粹主义,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演变成了现实主义。莱加是一个严肃而阴郁的人,这种性格在这幅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

这副画中描绘了三个女人在一扇打开的大窗边。房间里有高高的天花板,厚重的窗帘,以及铺有地毯的地板。后面的两个女人似乎在和年轻的钢琴家一起唱歌。而这件作品是莱加的 "快乐 "时期,时间跨度为1861年至1870年。并且观察这幅画会感受到低调的色调和对妇女的描写增加了莱加被批评的明显的严肃性。

西尔维斯特罗-莱加,《斯托内罗之歌》,约1868年,佛罗伦萨,意大利

奥斯曼-哈姆迪-贝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属于一个政治家庭,接受过法律教育,甚至担任过政治职务。他也是一位出色的考古学家,是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和伊斯坦布尔美术学院(现称为米玛尔-西南美术大学)的创始人。

在奥斯曼-哈姆迪-贝的绘画中,女性形象往往意识到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时期,以及她们的个人身份和才能,因此愿意学习和自我发展。在奥斯曼-哈姆迪-贝的一些作品中,奥斯曼妇女的形象是在演奏乐器、阅读或在屋内插花时出现的,她总是衣着整齐。在这幅融合了布尔萨绿色清真寺建筑元素的画作中,除了坦布尔(琵琶)和手鼓等乐器外,奥斯曼帝国的装饰元素,如地毯、木制品、石雕和瓷砖等,与艺术家对女性身份的独特表现相得益彰。

奥斯曼-哈姆迪-贝,《两个女音乐家》,18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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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世纪之交的时间,交响曲作曲家贝多芬和勃拉姆斯成为艺术家的象征,更例如业余钢琴家、画家、雕塑家和雕刻家马克斯-克林格尔(1857-1920)。克林格尔将他们的音乐视为人类命运的表达,其悲伤、罪责和幸福的结合--所有这些都在出生和死亡的视角中。

克林格尔的贝多芬雕像是1902年在维也纳分离派建筑中举行展览而制作的,雕塑中的贝多芬是一个集中精力,以专注的姿势坐在一个装饰丰富的座位上,他的形象被描绘成一个赤膊的奥林匹克神,脚下是朱庇特的象征性动物——鹰(人类),雕像中的贝多芬更像是通过他的音乐获得如同神一样的地位,对克林格尔来说,艺术创作产生于艺术家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他们将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投射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抒发着自己对作品的艺术理念,就如同此件雕塑一般,对于克林格尔来说,启发他的不是“音乐的理念”而是贝多芬、舒曼和勃拉姆斯的具体作品。

在20世纪初,艺术家们开始探索表面上不可复制的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造型艺术和音乐,这是一场以纯粹形式的复兴为导向的运动,由泛神论者与宇宙的交流所产生的精神性所塑造,其中颜色、声音和形式成为语言的构成元素。就如同我们看到的艺术品中,艺术造型、颜色的概念于绘画中其他颜色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实际上,在音乐中,音乐的表达形式主要为旋律、和声、复调。但是在绘画试图将音乐的表达形式(音高)于颜色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其高度变化是创造旋律、和声和复调的主要表达形式,那么在造型艺术中,颜色的概念确实与其他颜色相互依存,也与空间和体积相互依存。

在20世纪中期,艺术家、作家与音乐家将进一步把他们的艺术创作建立在象征性和超现实的基础上,古斯塔夫-克里姆特1895年创作的《音乐》这件艺术作品中,一个年轻女子在弹奏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的乐器kithara,他是音乐、光明、秩序和对称之神。在年轻女子的右边,克里姆特描绘了吃人的狮身人面像;左边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酒伴西勒纽斯,两人都代表着隐藏的本能、性的暗流,是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的对立力量。

音乐,Musik,古斯塔夫·克里姆特,1895, 37cmx44.5cm

克里姆特画过多幅与音乐相关的作品,其中最为重要的,应该是《贝多芬饰带》这件艺术作品,这件艺术品长大约为34米,这幅画是为1914年的维也纳分离派展览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庆祝伟大的作曲家路德维希-冯-贝多芬。由于只是为了展览,克里姆特在维也纳分离派大楼的墙壁上轻描淡写地画了这幅壁画。展览结束后,这幅画被保存了下来,但直到1986年才再次展出,至今仍在那里展出。2004年,这幅壁画的部分内容被印在奥地利100欧元硬币上,这巩固了它的名气。这枚硬币包含了画中不太引人注意的元素,包括象征力量的穿戴盔甲的骑士,象征野心的手持胜利花环的妇女,以及象征同情的低着头双手紧握的妇女。此件作品分为三个部分的细节展示。


克里姆特,贝多芬饰带

局部1

局部2

局部3

//20世纪的绘画与音乐//

二十世纪头十年的末尾,在乔治·布拉克和巴勃罗·毕加索的共同努力下立体主义诞生了,标志了西方艺术史的重要转折点。以塞尚作为起点,布拉克和毕加索创造了体积和空间之间新的关系,真实或可识别的事物或人物与他们周围的抽象空间之间的新的和谐关系。他们的目标是,引用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句子“不用真实的视觉元素,而用真实的知识元素来绘制新的构图”。将艺术的观念作为一面镜子和从前对自然的再现,他们摒弃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封存不变的艺术规则,开启了延续至今的自由创作的新时代。

《曼陀林和女人》是分析立体主义运动的初始阶段。这幅画是画家专注创作风景画和静物画两年之后,再次创作人物画的作品。这次回归可能是受到1909年秋季沙龙中卡米耶·柯罗作品的影响。柯罗向他展示了乐器的加入是如何激发画家描绘静物的平静,寓言和表现的主题在勃拉克对音乐极大的热情中相互结合。

柯罗的坐姿忧郁的女人拿着乐器,深深影响了勃拉克和毕加索,从他们作品中的一些符号就可以看出来。这两位艺术家都迅速地对十九世纪大师的刺激作出回应,在1910年勃拉克创作了一些实验性绘画,绘制了眼前这幅《曼陀林和女人》。

拿着曼陀林的女人(1910)

当我们比较毕加索同一年同一主题的作品时,我们可以看到毕加索的分析立体主义风格是多么的明确,也许是多么的激进。

巴勃罗-毕加索:拿着曼陀林的女孩

布拉克从印象派画家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那里学到的一个经验是,"加入乐器后,人物就有了物体的静止感...... "随着布拉克继续创作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静止感开始给画作注入了不同的品质。

作曲家加里-卡彭特,作为他的作品《布拉克之后》的一部分,为这幅画创作了一段插曲。画面的静止似乎充满了音乐的氛围--女人坐在那里,闲适地拨弄着琴弦。她没有演奏任何特定的乐曲,也没有专注于任何一种音乐,而只是在空气中充满了声音。卡彭特设定的主要乐器是曼陀林,这很合适。

静物与竖笛 Still Life with Tenora,乔治·勃拉克,1913,97.47cmx130.18cm,油画艺术

《静物与竖笛》是勃拉克拼贴风格的完美代表。夸张的几何碎片与具有象征母题的纸张相互交错,在深灰色中奏响了结构的赋格曲,这两种相互交织的旋律构成了丰满浑厚的构图,每一种演绎都可作为另一方的真实的陪衬。

  1912年勃拉克和巴勃罗·毕加索发明的拼贴法引领了西方绘画的革命,时至今日也依旧有所反响。通过将纸张的碎片(报纸、壁纸和木纹纸)黏贴在静物布局之上,他们把真实的材料和质感应用到至今基于错觉描绘的艺术中。

  这一突破的重要性不能被过分高估,因为通过这一技术,这些艺术家宣称了绘制和创作图像的自主性,以及再现问题根本上地处理动机。贴在图像表面的碎片几乎跟随着所绘主题(玻璃杯、瓶子或乐器)的轮廓或剪影,但是,充满悖论性地却与它们相矛盾。因此,他们对抗常规造型的典范和空间透视,并且关注二维平面的扁平。

在于20世纪初,在所有艺术分支都有代表。在以瓦西里-康定斯基为首、阿诺德-勋伯格非常活跃的Der Blaue Reiter(蓝色骑士)团体的计划中,通过 "对节奏、运动、抽象结构、交响乐和谐、绘画中的对位效果的渴望",对音乐和绘画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色彩好比琴键,眼睛好比音槌,心灵仿佛是绷满弦的钢琴,艺术家就是弹琴的手,它有目的地弹奏各个琴键来使人的精神产生各种波澜和反响。”

——瓦西里·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

//康定斯基与音乐//

有两个重大事件影响了瓦西里-康定斯基的创作理念,他是最早的声音和图像之间共生的理论家之一。 

第一件事是1896年在莫斯科参观法国印象派画展,其中一幅莫奈的画让他意识到,图像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即使他不能当场认出它。他说,他的抽象艺术的起源应该在 "10-14世纪的宗教绘画中寻找,但也在俄罗斯的民间绘画中寻找,这些绘画教会他不要从外面看一幅画,而是要住在画里面"(Hahl-Fontaine)。第二件事是他在同一年、同一地点看了瓦格纳的《罗恩格林》,他说 "我在眼前看到了色彩,“音乐“。

一些评论家认为,他发明了抽象艺术,因为他有一个革命性的绘画方法,是第一批创作抽象作品的艺术家之一。受瓦格纳和斯克里亚宾音乐的启发,康定斯基阐述了他个人对音乐音调和色彩之间的对应关系的理论。"我们对颜色的听觉是如此精确。颜色是一种直接影响灵魂的力量。颜色是键盘,眼睛是锤子,灵魂是有很多弦的钢琴。艺术家是弹奏的手,有目的地触摸一个或另一个键,以引起灵魂的振动"

版画一 Lithographie NO I,瓦西里·康定斯基,1925,51.8cmx39.5cm

版画二 Lithographie NO II,瓦西里·康定斯基,1925,51.8cmx39.5cm

版画三 Lithographie NO III,瓦西里·康定斯基,1925,51.8cmx39.5cm

轻度紧张,瓦西里·康定斯基,Mild tension,1923

在《从点和线到平面》中,康定斯基认为,通过点和线的组合,音乐的图形表现是可能的。在图2中可以看到,康定斯基翻译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一个片段,并做了一个图形表示,试图通过使用点和线来表达相同的内容。但他并没有在他的绘画中使用同样的程序。他在一次演讲中写道,他并不想 "画音乐"。对他来说,音乐是灵感的来源,它相当于绘画,但他并不打算创作他的作品来说明音乐作品。

在现代艺术中,同样音乐与绘画不得不被提及的艺术作品就是马蒂斯,在20世纪初,爵士乐传入欧洲,这种这种源自布鲁斯和拉格泰姆的音乐,节奏轻松,迅速征服了交响乐中的欧洲人。在这个时间,马蒂斯也开始他的剪纸创作,在1947年,这些拥有绚丽色彩的作品,与爵士乐的欢快和明亮联系在一起的作品被创作出来。

《爵士乐》之一:伊卡洛斯的坠落 马蒂斯 1947 年

另外的艺术作品便是马蒂斯创作的《舞蹈》和《音乐》这两件艺术作品,在简约组合以及直截了当的表现形式与色彩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观点与精神联想。绿色的地面连同地平线,呈现出一个弧形的世界;深蓝的天空无比深远,向广阔的星际空间延伸;巨人们在天地之间舞蹈,欣喜地急速旋转,不受时空的约束。《舞蹈》成为象征群体共同拥抱的一幅作品,这里将生命诠释为一种持续、有节奏的和谐回旋圈。

马蒂斯,舞蹈

再来看《音乐》这件作品,可以发现画面中有五个人,左侧两个演奏乐器,右侧三个在歌唱,有器乐有声乐。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这五个等距排列的人体形成了一个大写拉丁字母M的样子,显然,马蒂斯以"Music(音乐)"这个词的字头作为构图的基本形式,这也符合此画的主题。对于人物的排列,也神似五线谱上排列的音符。

马蒂斯,音乐

结语


事实上,艺术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们通过不同的媒介去表达音乐,在当代艺术中,音乐已经作为一种媒介去表达艺术,表达艺术家的思想与发生,但是通过绘画的不断变迁,我们可以观察到绘画与音乐的紧密联系,在不同环境中生活和创作,实际上音乐与绘画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对我们内心的情感、体验、思考的一种表达,绘画主要用形、色、质以及点、线、面、体等造型手段,而音乐使用的要素是节奏、旋律、音色、和声、音调和力度等等,个人体验或许会有不同,因此可能每个人在欣赏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通感”。但是我相信在人性之中有许多情感是共通的,超越了经验、性别、年龄、人种,甚至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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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编  《弘雅书房》  

编辑部:望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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