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善学非凡品作者：吴莲声 芦墟古镇的泗洲禅寺，是一座建筑在环水沙洲上的清幽寺院，内中有一座袁了凡（袁黄）纪念馆，场地不大，详细陈列了袁了凡的生平事迹。近日，笔者有幸造访泗洲禅寺，瞻仰其风采。 袁了凡前半生的政治生涯并不复杂。他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授宝坻知县，任上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水患和粮荒。除了良好的政声，他也是位颇有锋芒的人物。万历二十年（1592），倭寇侵占朝鲜，觊觎中国，明神宗朱翊钧派李如松出征，当时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的袁了凡随军出征，策划平壤大捷，还亲自统兵以寡敌众，与倭寇奋勇作战。天启元年（1621），朝廷追叙他的功绩，赠尚宝司少卿的正五品武官衔，所以在各地的袁了凡纪念馆、祠堂中，其形象既有文臣执笏的，也有谋臣执扇的，甚至有武将顶盔掼甲的。 不过，袁了凡的事迹、著作、思想至今仍活跃在全球华人世界里，原因在于他致仕还乡的最后十五年人生。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非常坚强，国破家亡之际，往往是他们奋战到最后一刻时，甚至在改朝换代之后，他们也宁可怀瑾握瑜，将自己的人生信条、奋斗抱负著书立传，流于后世，避免现身遗臭万年的《贰臣传》，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灵魂又非常柔软，一旦遇到仕途、人生的失意，就想着离群索居，追求内心王国的圆满。当然，也有像王安石、欧阳修那样能历经“三起三落”的政治家，为实现自身理想九死不悔。 袁了凡是特别的：他的致仕是因为上司的无端指责，但对此他表现得非常洒脱，没有怨天尤人的满腹离骚，没有退思己过的小心翼翼，而是在晚年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第三条路——对命运的探讨！ 命运，在当时是与皇权并驾齐驱的神圣存在。不同于西方哈姆雷特的性格悲剧，中国古代的叙事逻辑更倾向于命运悲剧。大到一个王朝的兴衰，小到家族、个人的寿命，都逃不出命运的安排。这符合统治者们继承前代法统的理论需要，遂成为千百年来的思想霸权。但是，袁了凡却勇敢地提出“命由天造，福自己求”，强调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于如何掌握命运，袁了凡进一步主张隐恶扬善，以德行积累福报，并把每天做的好事与憾事分门别类，做成“功过格”，用以警醒自身、规范行为，达到提高修养、完善人生的目的。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在荒岛上独自求生的鲁滨逊，把生存条件的利与弊做成资产负债表的形式——鲁滨逊因为在“利”这一栏里认为有上帝的保佑，坚定了他活下去的信心；袁了凡则认为通过道德自律，经常地行善积德，就能改变当下（并非后世）的命运，过不一样的人生。在做人、治家、为官等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可以也必须这么做下去。他把这些认知理念、具体做法以及身边公案，都写进了《了凡四训》一书中，形成了著名的善学思想，供全世界学习研究至今。 今人来看，这种思想还有所局限，但是在当时却是突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的创举，甚至产生了朴素的“平等”思想的萌芽——试想，假如命运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的，那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就并非大逆不道，而“君权神授”就站不住脚了——虽然，袁了凡并未在此方面做过多引申。也可能因此，“功过格”的存在，受到了同时代大儒如黄宗羲等的强烈批评，认为是“与鬼神做交易”。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在江浙民间已然广为流传，并有不少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比如，嘉善士绅陈龙，就在嘉善筹建同善会馆，成为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苏州吴江人施则敬，是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等等。 今天，对袁了凡善学思想的研究仍在世界各地继续。多做好事、日行一善，犹如古人对于修身的主张“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分契合，相信袁了凡的善学思想，也会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传承不绝，熠熠生辉。 2022-0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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