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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时代与诗歌的话语方式 ——荣光启《“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的意义 霍俊明 在1970年代出生的诗人兼批评家中，荣光启同张桃洲、姜涛、胡续冬、刘春等人一样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这不只在于作为同一代人在诗学观念、美学趣味、思想情怀等方面存在的大体一致性，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我看到了我们同一代人在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上的差异性，这一个个具有差异性的植物根茎最终构成了一座繁复的隐现的森林。甚至在我看来这种带有强烈个体主体性特征的差异性无论是对于一个诗人还是对于一个诗歌批评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荣光启作为一个70年代中期出生的诗人兼批评家（在一定程度上，我更看重这种具有诗人身份的批评家角色），其生存经验和想象空间无疑都是相当丰富的，这种丰富性使得近年来荣光启的诗歌批评话语逐渐形成了个性化的丰富，视野宽远，论述缜密，充满激情，并且荣光启的诗学观念不断处于更为合理、更具容留性质的调整与修正之中，这甚至是作为一个优秀的诗歌批评家的基本素质之一，因为这种调整与修正也正呈现了一个年轻的诗歌批评家的成长与成熟过程。在对荣光启的阅读中我发现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其不断在具有随感式的诗学批评中不断融入宗教情怀和思想史的价值参照，当然这种宗教情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学而是与生存个体、诗歌和历史融合在一起的更具有探寻意义的深邃而持久的诗学话语空间的可能。 一 在一般人看来，荣光启的《“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六十、七十年代初生的中国诗人论》（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4月版）更像是诗歌随笔集或是诗人论的集成，但是私心里我却并不认为这就是一部简单的批评随笔的组合，其中呈现了荣光启特有的诗学观念和美学趣味以及担当和省思并存的历史意识。收入书中的诗人无疑都暗合了荣光启的美学趣味以及美学趣味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轨迹，当然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荣光启在对诗人、文本、刊物、事件的梳理和反思中呈现了明确的历史感和诗歌史意识，这就避免了一般的学术随笔的泛泛而谈而缺乏独立系统的深入历史与现场的精神观照。我还想强调的是荣光启的个人生活经历对他的诗歌写作和批评的不可忽视的影响，生于安徽，此后求学和工作于广西，后到北京再次求学之后又到武汉工作，在南北方之间展开的生存经验和诗歌交往使得荣光启接受的诗歌范围是相当宽阔的。而这种带有诗学特征的地理学意义上的转换也使得荣光启能够更为冷静和清醒地反思和修正自己的诗歌观念，这显然更为重要。 《“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的上篇和中篇涉及的诗人有出生于60年代的黄灿然、臧棣、余笑忠、张执浩、余怒、朱朱、小引，出生于70年代的李建春、黄礼孩、谭克修、东方舟、刘春和刘川，其中多为我所看重的诗人，当然这种随笔性的诗人论最终进入一本书的时候也会给读者带来一些困惑和疑问，比如为什么是这些诗人进入了荣光启的批评视野而不是其他的一些诗人甚至是一些同样重要的诗人，但据我所知，荣光启写作了大量的诗人论且主要集中于出生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诗人身上，这就呈现了荣光启的独特立场和诗学选择，即关注那些还没有进入诗歌史但是已经写出了重要作品的年轻诗人，这一方面呈现了荣光启的“好诗”立场另一方面又避免了一个危险，即如果荣光启将其批评视野投放在60、70年代之前出生的成名诗人甚至更早的进入诗歌史的老诗人身上就不可避免的会带有程度不同的重复阐释或过度阐释的危险。而荣光启之所以将目光放在这些出生于60、70年代诗人和诗歌现象上还有更为重要的根由，《“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所涉及到的诗人和诗歌刊物以及诗歌现象主要是发生在90年代之后，而在我看来，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是到了重新认识和反思甚至清理的时候了，10几年来的诗歌写作和批评现场充塞在一个日渐布满垃圾和杂物的水池里，是那了重新检拾垃圾还原一个干净的诗歌场阈的时候了。 荣光启所选定的出生于60、70年代的诗人并非是出于简单的代际观念和划分，而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诗学观念和文学的历史意义上对之统括的，并不是仅仅因为这些诗人出生在这两个年代” ，并且对代际划分所带来的诗坛问题进行了有力地揭示与澄清，“今天，对于一个诗人评价的困难在于：诗坛的实际划分其实质犹如一个'群众’的概念，一下就把一群人抹黑，而作为个体精神劳作者的具体诗人则始终面目模糊。更甚的在于代际之间的相互攻讦事件在今天普遍被期待为比诗歌文本意义本身更大的事情，它带来了当今诗坛及70后诗人普遍的浮躁和'行为艺术’的冲动” 。荣光启正是在对出生于60、70年代的诗歌文本阅读和诗歌史现象的深入考量和反思中呈现了90年代以来诗歌发展的问题和悖论，祛除了其上掩盖的光彩和虚幻神话，即在一个看似思想自由和个性化的年代，诗歌写作同样充满了难度和难以想见的尴尬与难题，“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时代，每个人至少可以在写作中尽情地对自我进行想象性的表达。这似乎也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除了特定的政治命题我们不能触及，我们的想象性言说似乎可以无所不至。这种'过剩’的个体精神独立性和思想自由的幻觉，衍生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极为繁复的诗歌话语” ，重要的是荣光启在看似自由过剩的时代发现了诗歌写作同样充满了难度，这种难度除了公认的好诗难以产生之外，这种难度还在于诗歌写作面临着诸多显豁或隐在的问题与困境，包括时代语境的转换、旧有的诗歌写作思维以及诗歌批评话语方式的程式化倾向，还有网络写作给诗人带来的写作和发表、传播的幻觉。而荣光启展开《“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的起点是始终在对诗人的评价和诗学阐释中坚持自己的立场，即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必须是在现代汉语、现代经验和诗这一特殊文体的形式三者之间的矛盾纠缠之间同时展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荣光启在对诗人和诗歌现象评述时祛除了新一轮的“题材”神话和“题材”暴力的危险，自90年代以来，所谓的诗歌写作的个人性、私人化、叙事性、口语成了新一轮的诗歌写作的圭臬与标杆，而这种新一轮的模式化写作方式的强调实际上遮蔽了诗歌写作的多元性，例如诗歌的抒情性、隐喻性以及因深刻的生存体验和想象所带来的伟大的共时性的诗歌空间都遭到了空前的放逐，所以我在《暧昧的强夺：90年代来的诗歌批评》中对此有所反思。而近些年来，新的题材决定论又重新影响和规训着诗坛，在社会、国家话语和诗坛的主流力量和媒体的操纵下，城市题材、乡土题材、打工题材、底层写作似乎成为各个诗人、刊物、网络、论坛所关注的焦点，大量的相关诗歌开始涌现，除了其中优秀的诗歌文本外也产生了大量的垃圾。换言之，全民写作农村、底层是难以想见的，其带来的危险也是难以想象的，笔者并非不认同乡土写作和底层写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写作会重新焕发萎靡的缺乏社会认知度的诗歌写作的现状也会重新焕发出诗人对这个时代的道德担当，但是，诗歌写作同样重要的还要坚持体验、想象、语言和诗歌文体的特殊性质的话语方式，任何违背了诗歌写作特性的写作方式最终只能是非诗的，伪诗的，而我在相关的刊物和媒体上却恰恰撞上了大量的在我看来是非诗与伪诗的作品。荣光启则在对文本阅读、诗人认定的过程中，祛除了题材决定论的危险，如在评论余笑忠的诗歌时荣光启所强调的“余笑忠几乎很少直接选用与城市、工业有关的意象，他的诗作中浮现出的大多是自然意象，而少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和乡村经验则是他诗意想像的永久资源。在现代性的、后工业化的历史时期，许多诗人迎头赶上，勇于做或时尚或不乏深刻的'城市诗’、'城市书’；也有人怯于直面时代、无力进入这个时代，退避到自己的乡村田园梦想，笑忠都不是这些类型的诗人。笑忠首先值得当代汉语诗坛关注的应是他往往把他的乡村经验在诗歌中上升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经验、个体独特的存在之思” 。 二 可能是出生于70年代的缘故我更为关注荣光启对相关的70后诗歌、刊物和诗歌现象的认知和评定，而荣光启在对出生于70年代的李建春、黄礼孩、谭克修、东方舟、刘春和刘川等诗人的评论中除了让我感受到其敏锐、精准、激情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就是始终贯穿了历史意识，一种历史的个人化体验的提升与省思。当然除了这些重要的70后诗人之外，也有大量同样重要的优秀的70后诗人没有进入《“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这本书，而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荣光启所写作的关于70后诗人的评论与随笔从数量上讲远不止这些，可能出于一本书的构架等方面的考虑，一些相关的70后诗人论没有最终进入这本书。在我看来，重要的70后诗人是相当多的，就我的私心而言，荣光启在对70后诗人的阅读和评论中没有涉及到女性诗人我还是心存“不满”的。在对70后的诗歌进行梳理时，荣光启并没有因为同属于一代人而对诗人、文本和现象进行吹捧式的“抚摸”与“调情”，而恰恰是以诗学的良知和一个优秀青年批评家的责任感对70后诗歌写作存在的问题如口语、日常叙事、叙事性、戏剧性等进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这是相当可贵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诗坛，活跃着许多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诗人。他们的诗歌风格各异。有人在写'日常生活’之时也将诗歌写得如同日常生活中的大白话，以之为对生活的'还原’；有人在抒情与叙事之间玩赏生存中细微的荒诞，以之为绝妙的'趣味’、'戏剧性’；有人直取在人类精神史中长期被压抑的肉体及男女之事，将诗歌写得如同'恶俗’的比赛，骨子里还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反抗’××的英雄，满腔悲壮与骄傲。在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笔下，有些诗歌似乎满有创新的朝气，而有些，又变得越来越平白、粗俗，或者越来越精致、造作” 。基于此，荣光启希望祛除一些为数不少的70后诗人在写作观念和实践上的误识，例如“日常生活叙事”并不等同于没有经过艺术处理的藏污纳垢的日常生活本身，诗歌的叙事性的强调并不应是以牺牲抒情性底色为代价的，而在诗形上“自由诗”并非就是任意简单的分行的文字游戏和梦呓。而值得注意的是，荣光启的诗学思维和美学趣味是相当宽远的，它的容留空间是惊人的，以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和抒情性为例，荣光启在很多文章以及《“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这本书中重新梳理和反思了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在毫无节制的张扬和大量诗人和诗歌批评家的误读中所带给诗坛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诗歌抒情本质的巨大伤害，但是，荣光启并没有因此而就否定和忽视诗歌写作的叙事性，而是更为深刻的呈现了他对诗歌写作叙事性和抒情性的认知与反思，换言之，无论是叙事性还是抒情性只要诗人运用得当都会写出重要而优异的诗歌文本，而不同的诗人在叙事性和抒情性上所经历的路程又并非一致，有的是先经历抒情后进入叙事，有的则是先经历叙事后又转入抒情，而无论怎样，一个真正的诗人无论是操纵叙事还是抒情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应该是出众的，如在对谭克修的诗歌批评中，荣光启的评价就是带有普遍性和启示性的，“淡出诗坛数年，当人们还沉浸在对谭克修的'抒情时代’的记忆之中，谭克修突然展现出一种几乎是彻底抛弃'抒情性’的另一种全新风格的诗歌写作。习惯了在抒情的诗歌田野里散步的人们，在一个拐弯处发现视野里出现一片风格独特的建筑群，这突如其来的风景让一些人惯常的审美眼球不得不感到酸痛。” 荣光启在历史语境、文化身份、诗学焦虑、代际命名等方面深入探究了70后一代的诗歌精神和思想特质，更为明确地指出这一代人强烈的焦虑意识和写作困境，“'70后’的焦虑至少是双重的，在写作的精神与技艺传承，他们要逾越前辈'知识分子’和西方大师们的'影响的焦虑’；在当下的文化秩序中，他们面临着急需的自我命名、完成镜像的焦虑。文化转型期'卡里斯玛’的解体，诗人们来到了模糊的精神地带，必须以言说或实践甚至是过度的言说或实践来完成对自己身份、形象的艰难指认” 。而谈论70后诗歌还不能不重提当年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论争，而在荣光启看来这场论争并不是那么二元对立，除了其中的差异性之外这两种写作都是追求个人化的写作立场和语言方式，这都是值得研究者们所反思的。 荣光启无疑是一个称职的诗歌批评家，不仅其诗学观念和美学趣味处于调整与确立之中，而且其批评话语本身也在不断变化，这呈现了荣光启对自己话语方式的不满与检视，荣光启对自己早年批评文字的不满正体现了一个诗评家的话语自觉，“《对东方舟三首诗作的个人评读》，该文是我最早的诗评文字之一，风格夸张，言辞矫饰，现在我自己都不敢相认；它要么比我现在写的东西要好，要么非常之差。该文几乎瞬间完成，其间没有翻阅任何资料，得意之余还不禁说了几句让人误解的话：'对这三首诗的评读纯粹是我个人的一次对好诗的批评自觉，一次自发的写作，而非诞生于类似于以往的批评任务。’” 而诗歌批评话语方式的转换相当充分地体现在其对刘春的评论文章《从审美幻觉到真实的介入——对一位诗人风格转向的普遍写作学意义考察》和《历史焦虑中坚持的“美”》中，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和缝隙正呈现了荣光启的诗学自觉和自我省思精神而非一些人的“悔其少作”的可笑与“掩耳盗铃”的无知。荣光启的诗学视野和掘进深度在青年诗歌批评家中是不多见的，这尤其体现在他重要的诗学文章《一代人言说自我的诗歌“演义”——1996-2006：“70后”诗歌写作十年》、《历史的接续与当代诗歌话语差异性的集结——从<今天>到<明天>》 之中，除了其精确的分析能力和敏锐的诗学触觉之外，更为重要的展现了青年学者少有的担当意识和历史感，而这对一个诗评家来说其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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