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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劳作的诗人 ——陈超诗歌印象或潜对话 霍俊明 在90年代的先锋诗歌批评话语谱系中，陈超以其客观、精省、超拔确立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话语谱系。而他作为诗人的一面还只是在小圈子内被谈论，这种状况只是在近年才有所转变。当《诗刊》、《人民文学》、《作家》、《山花》等报刊纷纷刊载陈超诗作并且他的诗集《热爱，是的》出版时，诗界才突然形成了一种共识，原来陈超作为诗人同样不逊色于他的独特的诗歌评论。而这种从70年代中期即已开始的诗歌劳作，使他的诗歌同样富含特殊的成色而值得重视。 如果说一个诗人的写作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也许这话没错，但多少有些大而无当。石家庄，这个一年四季灰暗乏味、污染过于严重的城市似乎提醒陈超与这个时代的距离和深入命名的迫切感。他是一个工业时代大汗淋漓的骑单车的人，他在阵雪和逆风中前进，诗思和存在的隐痛在冬夜中静顿、沉潜。“夜深人静。窗外飘起冬雪。这是天空中落下的惟一使人不必设防的东西。我在写诗。一切喧嚣止息了，我得以坐下来面对自己。我发现自己心灵中残酷、阴沉的一面。有时，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陈超：《塑料骑士如是说》）在时间的指针悄然掠过惊惧的目光，诗人则擦拭和点亮了那个略显老套而又温润萦怀的旧式灯盏。词语的自足，内心的凝视，想象的舒展，经验的回视，探问的姿态，这都成为对时光中记忆和现场的必要而有效的挽留。 80年代理想主义的最后晚照同样没有错过陈超疲竭而满布激情，深陷而企图超越，古老而必要的仰望与挽留的面影。诗人在紧张的“楔入”与绷紧的语词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不适与尴尬。在生存和写作背景的转换中，诗人感到写作需要的不只是勇气与坚持，写作的前提是诗人必须对身处的时代有清醒的体认和省察，哪怕他要承担写作和生存的双重责任与奥义。陈超在94年前后开始了自己诗歌话语转换的努力，他试图发现“理想主义者”、“自我意识”/“经验论者”、“生活和事物纹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诗人看来，诗歌不是简单的对“圣词”的赞咏也不是修辞练习，而是“深入当代”的勇气和对现场有效的揭示和命名能力。在此后的诗歌书写中，陈超的诗葆有了对知性与感性，吟咏与陈述，内心与现场，记忆与当下，独白与盘诘，紧张与调侃融合的能力和活力。在回到日常生活细节的注视中，在干净、朴素、精准的语言开掘中，诗人将记忆的温情苦涩与现实的烦琐抑郁融合起来。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陈超的诗歌写作简单回到当下，而是诗人在适时的体验和抒写中坚持了“历史的个人化”叙事和“求真意志”的表述。这种更为兼容的姿态包容了更多的话语可能，也更为有效地实现了诗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技艺。”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持有了对语言和世界的最为直接也最为本源的记忆。正是在这一点上，“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陈超试图在反观时光模糊而强大的影像中，温婉而执着地挽留过往的匆匆行迹，在共时态中抵达人类整体性的共鸣与感怀。这种立足现场、反观过往、遥视未来的记忆的能力体现在诗人的一系列诗作中，如《北郊景色，或挽歌》、《红黄绿黑花条围巾》、《是熟稔带来伤感》、《秋日郊外散步》等。这种优异的记忆能力，通过真切细节的擦亮，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向度上使诗歌具有了巨大的承载力和容留的力量。时间在记忆中共时呈现，交错，盘诘，既避免了耽溺内心的凌空虚蹈的矫情，又规避了沉滞表象细节的臃肿困顿的刻板。 可以说，陈超的诗歌写作回环于时间的回溯与延展中，在向上仰望又躬身向下的双重视阈中容留了时间在他身上刻洒的光斑和印记。诗人挖掘着，在寒冷的冰冻地带，他的理想是在冷硬中提前抵达春暖花开——灵魂，语言，想象，技艺，生存，现场的诗性复活。 【作者简介】霍俊明（1975-）河北丰润人，首都师大中国诗歌中心文艺学博士，《新诗界》副主编，已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诗刊》、《人民文学》等发表论文30万字，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地址：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 [100011] E-mail:hongshailibai@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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