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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灭北宋后，孟元老南渡杭州，常忆汴京之繁华，于南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撰成《东京梦华录》。人在回忆自己珍视的事物时，往往会加大该事物在自己心中的美好程度。作为北宋遗民，孟元老难免对汴京作了很多美化。毕竟，对于孟元老来说，汴京是一座“梦中的城市”。从《清明上河图》里，我们看到了北宋汴京繁华的市井生活。但这种繁华，和大多部分百姓并无太大关系。（除了张择端的版本外，明代仇英等画家也临摹过《清明上河图》。当然，也都或多或少加入了不同时代的元素）。不同的画风反映不同的内容，表达不同思想的书画作品，要想评论一下哪个更好，也委实不易。因为无法将其标准量化，不同的欣赏者，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欣赏视角、注重点，所持的评判尺度是不一致的，一定要排名次的话，将勉为其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商品经济的繁荣（注意是商品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市井百态，民众生活恬静娴雅，这种美好是大众所公认且向往的。尤其是那种恬静娴雅悠闲的生活状态，在古代中国王朝里是不多见的。如此美好，使人神往，令人穿越的画面、社会时代，自然会使人们思考其究竟，探索《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讨论《清图》的社会意义，探究画面背后潜在的基础力量，主导支配该现象的内在动因，如果仅仅停留在欣赏、讨论这个现象及社会制度这个层面，恐怕难以看清其全貌及决定性因素。探索《清图》内容的社会意义，我们不妨或者说必须再提高一个观察角度，不停留在一个点，一个面，一张图上，而是向前向后向上拉大时空尺度，以一个连续、流变、演进的视角来观察这种现象的启蒙、兴盛乃至衰落，其内在动因便可窥探一二，其意义也可略知一斑。简单地说，《清图》所表达的商品经济繁荣之相，乃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第一茬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第二茬文明）的第一次转型的启蒙、兴盛，但由于内因基础动力积淀不足，外因刺激缺乏，又或数千年农耕文明的拖拽，终究戕夭于程朱理学……至近代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内因积累，外因促使，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岁月轮转、王朝更替。至今近两百年，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第二次社会大转型未毕，凡此等等，不一而论。宋朝的赋役制度包括赋税和力役两部分，其中赋税承唐制，主要采取两税法，即按纳税时间分为夏税和秋税。夏税主要有丝、绵、丝织品、大小麦、钱币等；秋税收稻、粟、豆类、草等。两税正额之外还有加耗，宋朝规定广南地区正税一石另交二升为鼠雀耗。各路转运使有"抛桩明耗"，州县则有"暗桩暗耗"。加耗名目繁多，弹性很大，往往使税户负担成倍增加。宋朝国库之所以充实，主要依靠对于农民不断加重的赋税。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说得很清楚："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馀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在这些不断翻番增长的国库财富背后，是无数百姓痛苦不堪的生活。终北宋一朝，农民生活始终无比艰难。很多学者一提到北宋，就说商品经济发达，尽管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封建社会的高峰（当然这得益于官府的积极扶持以及不乱加干预），再加上社会工商业主的良好经营、配合，这为北宋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环境。但要知道，能够享受到如此巨大商品经济所带来的红利的，一般都是小群体。这个小群体指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由工商业主自身享受，他们作为北宋时期私营工商业经济的主要创造者，必然在这个商品经济自然运行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再加上有的商人投机倒把，工商业者私自恶意联合，垄断某种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获得价格决定权，这就使得他们的利益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自然就是能够为这些工商业主，商业经济市场，提供一定政策支持的统治集团了。而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北宋底层的农村自耕、半自耕农、佃户，他们长期受到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甚至是人身伤害，而且他们又只能依靠土地生存，因此他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可能性非常小。再加上北宋时期设立的诸多庞杂的税法、税种、沉重的徭役，都使得广大劳动百姓成为了受害群体。《清明上河图》不仅没能反映北宋时期的繁荣和自信，反而反映了北宋王朝自上而下的自卑心态。和清朝相比，北宋的统治者普遍缺乏自信和豪迈的气魄，活生生把一个小农王朝的保守、封闭气质演绎到了极致。一些人把宋朝的衰亡归咎于“军事拉胯”，这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认知偏差。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错误地理解了文明之间的博弈和国际冲突，误以为“只要强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之所以没能解决问题，是因为不够强大”。国家就像一个人体，如果过度追求强大和亢奋，只会损害健康，而绝无健康之道理。直到今天，世界上仍有诸如瑞士、芬兰等国家，虽然军事实力孱弱，但却能长期保持稳定繁荣。可见，北宋的衰亡和军事没必然关系。元朝的军事实力不可谓不强大，但照样不到100年就土崩瓦解。相反，正是因为北部边患危机，使宋朝君主时刻有一种焦虑感，不敢过度放纵自己，在统治方面表现得比较克制和自律，这才让两宋维持了近三百年的寿命。这才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鲶鱼定律”。不难设想，如果不是北部边患的巨大压力，宋朝统治者又会陷入放纵骄奢的痼疾，从而导致以农民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底层结构的崩坏。回望历史，我们应该认识到：宋朝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统治者太自卑，因为自卑而保守封闭，甚至变得自闭偏狭，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放心。中国历史上，最能反映这种统治者自卑心态的王朝就是宋明两朝。北宋的男人对身边的一切都有一种控制欲。于是，他们要把女人的脚裹起来，要把犯人的脸上刺字，要用华而不实的瓷器来掩饰自己缺乏自信的玻璃心。瓷器不是一个好的发明，它华而不实、一摔就碎，即使用来做装饰品，也并非最佳选择。要知道，同时期的法国贵族已经发明了网球这项运动，而几乎同时期的金雀花王朝，得益于国王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前身已经在英格兰建立了。而宋朝，除了被宋瓷装扮起来的玻璃心之外，没有留给我们什么真正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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