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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一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高峰巨作，每阅读一遍，我都像是重整武装，跟随田老徒步考察东晋100年。 这部书尽管是按时间发展布局全文，但并非常规的东晋通史，它主要围绕东晋最具特色的“门阀政治”展开触须，四处捕捉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细细编织，钩沉索引，充分发挥福尔摩斯田从历史隐秘暗角处打捞重要线索的高超技艺。 书中的大多数内容，我其实早已熟络，可田老师的“探幽”手法总能勾住我的元神与目光，只要看他第一眼，就会忍不住一直看下去，怀疑、假设、线索、分析、判断、推演、求证、核实、结案，每一步都谨慎细致，有一份证据，做一分判断，绝不胡乱想象，更不夸夸其词。 大多数历史学家或研究者，都是预先有个判断，然后再去搜罗一大堆支持自己判断的例证，最后将判断化作结论，大功告成。 这种意志先行的研究思路操作起来相对简便，且已成主流，非常适合学术流水作业。 相比之下，田先生的研究就迂回曲折的多。他很少先做判断，更多是质疑一些既成判断。 比如《世说新语》记载，琅邪王司马睿如何收复江左地方豪族人心时，上演了一场上巳出游大戏。 司马睿乘坐肩舆威风向前，王导王敦等高门士族骑马尾随在后，南方土豪顾荣、纪瞻等相率拜于道左。 画面虽拉风，但设计感太强。很多史家认为整场大戏全由王导一手导演，毕竟此人在创立东晋王朝过程中，出力最大，事功最多，以至于司马睿登基时硬要拉他一块登御床，与其一同治天下。 甚至“王与马共天下”，王还在马前。这无疑更加大了后人对王导功业的浪漫想象。 陈寅恪先生认为此事真假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传播流行背后的寓意---称赞弘扬王导这个“江左管夷吾”的伟大业绩。 福尔摩斯田就不一样，他跳出了历史的宏伟叙事和个人功德，回到案发现场，去考证上巳节那天，司马睿在不在建康。 经过细读史料，严加比对，他认为上巳节那天，司马睿很可能不在现场，因为不久前其母在琅邪去世，司马睿返乡奔丧，路途遥远，且处战乱，时间花费，不少于数月，来不及赶回建康参加王导的“政治大戏”。 如果没有充分史料佐证，他很少下十足判断。比如在谈到司马睿、王导过江，到底是谁首倡其议，很多人囿于“王导是背后大boss”的固有认知，想当然认为是王导一手安排。 福尔摩斯田再次跳出固有思维，大量查阅过江前后的历史记录，尽可能多地搜集参与该计划的人物信息，不排除任何一个“可疑人物”，结果竟找到三条线索，扒拉出三个可能的“过江推手”。 由于史料缺乏，没办法锁定最终目标，但他将一个“不容置疑”的固有判断转化成一个开放式的历史谜团，这本身就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复杂多面、暗机重重的维度与角度、延伸了其迂回曲折、含而不露的线条。 看田先生的书，了解历史信息固然重要，但于我来说，更重要还是偷学他的观史角度和探究思维。 毕加索曾说，好的艺术家生搬硬套，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灵感。我认为，历史研究亦该如此，而且特别希望自己窃取灵感时，能做到厚颜无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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