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关于孔子与古《易经》关系问题易律夫撰

易律夫 2022-05-25 发布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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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与古《易经》关系问题

易律夫撰

一

孔子，字仲尼，今山东曲阜古鲁人，生活于东周即春秋时代（公元前551-公元前479），是中国本土宗教儒家的始祖开创人，也是中国自汉以来世袭王朝统治的世教。即使在今天世界现代文明下的中国，其主导的道德说教、愚民政治理论，对社会影响仍然很大。可以说，中国整个的文教政治系统思想，离不开孔儒思想形成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文明的总代表。这里，就孔子与古《易经》的关系谈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儒雅君子。虽然本人在以前的多篇博文中，也初步谈到了孔子的卜筮易理观，但由于孔子文化在中国社会历史的主导地位，不得不较深入地以探之。

二

首先，孔子与古《易经》有无关系，有多大的关系，这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思想政治社会问题，关系到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问题。不能否定，也不管有意或是无意，孔子是主张古《易经》为卜筮的，同时也主张“不占而已矣”。而如此推理下去，孔子自然是没有看过古《易经》的（也有由于思想立场问题而不愿意看），或者认真看了而不在乎，将之丢在一边。问题是，孔子为什么要把古《易经》作卜筮看，这是其政治思想立场决定的。孔子的思想政治立场，与汉司马迁等一样，不认同古禅让选举政治，属于世袭王朝政治派。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观点的分水岭。自中国有历史以来（还应该包括相关传说部分），尤其是夏王朝以来，“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左传.昭公7年》），世袭专制帝制占上峰，古禅让制即选举推选（或已有一定民主程度的普选竞选性质）被逼入泠宫，儒家独尊，主导中国社会政治历史。要知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的历史主脉对古《易经》正确的看法寥寥无几。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盘古（首出三国徐整《三五历纪》）仅是盘计着过去历史，是一种追忆，固然也能够成为一种历史开端法，但仅是简单的、基本的，没有能够完全体现古《易经》的科学文化原则。中国古代的历史长龙，除太一（又称泰壹氏，还属传说），伏羲氏八卦，尧帝“晷日”即“朞年三百六十又五日，以闰月定四时”（《尚书.尧典》），有易氏之易，女娲尚属不清楚外，其余均对古《易经》进行了误解，期望值过高地将古《易经》作为可以预测未来的“万宝箱”以愚民。如黄帝“推策”（《史记.五帝本纪》）即推测，夏社（祀土），商卜（尊动物），周筮（拜植物），秦（卜占），汉谶纬（形而上学预测）等。古《易经》的真正作用，正如以前本博文说到的，概括起来，有三种：即古文字起源、排列组合科学原理、正反合统一哲学辩证法。

那么，为什么会误解古《易经》真正思想原理，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由于历史资料阙失不足，我们仅能推测，当或有两种可能。一是其思维力不足，方法不正确。古《易经》阴阳爻变化，是一个科学方法表现现象：一阴一阳为两种，二阴二阳是四种，三阴三阳为八种，六阴六阳为六十四种，还有九阴九阳、百阴百阳、无穷数呢？显然到了极限概念。二是有意所为，有其不测目的。如果说是受到古代生产力条件影响，那么，伏羲氏八卦在黄帝前，为何能够把握，而黄帝却不能？尧帝能够把握，而以后的夏帝商帝周帝直至今天却不能？尤其是在汉末王莽新朝，还企图以卜筮《周易》代替古典经《易经》，也是至今不改。同时代的古希腊罗马，科学归纳等早过了黄金期，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哲学，阿基米德原理等，而秦汉还在玩着形而上学比附谶纬。故古代中国一群统治者，对古《易经》的错误理解，是知错不改的，潜藏着不测思想。

那么，为什么要错误理解知错不改呢？我认为，也有两种。一是古《易经》“广大精深”（《易传.文言》）。精深尚可，广大就有问题了。所谓广大，即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因此古《易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典经，既有王官思想，也有民人思想，还因为其有解释宇宙起源哲学思想在内，当有亦官亦民、不官不民思想，也就是中性思想在内。那么，作为官王朝，当有取舍，就只有留下官概念官本位，其余自当去之。而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根深蒂固，处处设限。即使孔子“仁义道德”等道德说教，从本质上是无可挑剔的，可以与今天共产党人所要求的“为人民服务”“公仆意识”比美，但是，在长期的封建世袭专制帝制影响下，不可避免虚伪自私，“仁义道德”概念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同时，自然界和科学规律是无情的。如果说，在较温和的古禅让选举政治下，官概念变化不多，到世袭帝制更换，问题就来了。一方面，新王朝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要标新立异；另一方面，为了巩固本王朝地位，要去掉前朝于己不利的东西，以防前朝卷土重来。由于朝代变化多，去旧立新，层次叠加，有的甚至还想江山万代、世代永传，作法免不了极端，这样，不可避免的逻辑悖论就产生了。这也是古《易经》科学原则在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的悲剧原因。

三

孔子由于其儒家地位，当是不能研究古《易经》的，甚至由于孔子作为儒家之祖，由于儒本位思想体系的需要，即使孔子研究了古《易经》，也不作数。这就是中国历史以来，在孔子与古《易经》关系问题上，一直甚为微妙的原因。

那么，孔子究竟研究了古《易经》了吗？我看还是多少研究了的。孔子《论语.子路》云：“子曰：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显然是取自古《易经》下经卦32《恒卦》九三爻辞的。只是仅选取了符合儒家强调恒心、尚德思想的一方面内容。而既然能够这么准确地选取古《易经》中表现的某一种思想甚至某一句话，没有通读过它，也是不可能的。而在《论语》的这条引语里，其“南人有言”，可能还吐露了古《易经》乃是源于中国南方某地的信息。

另外，孔子读古《易经》，在《论语.述而》也有表现。《论语.述而》云：“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里，也说明孔子虽然没有学过古《易经》，但存在想学习古《易经》的思想表现，故发此遗憾。而“大过”，也当是取自古《易经》《大过》卦的。有人认为，此“大过”是实指，即大的过失，但翻遍整个孔子时期的章文，没有这么用“大过”来称述自己所犯错误行为的。还有人认为，此“易”应为“亦”，因为《鲁论语》是这么说的。唐陆德明基于其师孔子后裔孔颖达《易》为卜占思想，也说此“易”为“亦”，企图抹杀古《易经》对孔子的影响。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云：“《鲁》读'易’为'亦’，今从《古》。”《鲁论语》是怎么出现的，我们暂且不说，仅从文句上看，也是“此路不通”的。照《鲁论语》所述，《论语.述而》此句当为“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按此句意，孔子到了五十岁，还要学习什么，难道孔子到了五十还没有学习？孔子“十五志于学”，这在《论语.为政》里已说得很明白的。孔子此时已是很博学的人了，只是遗憾自己没有在五十岁以前学习古《易经》，所以才有周游列国时的各种过失遭遇。另外，据今学者郭沂《孔子学《易》考论》（见凤凰网“国学”2018年8月15日博文，责编李晓梦），认为《鲁论语》“易”为“亦”，古有先例，如马王堆汉帛将“功”作“攻”，“爻”作“效”，唐写本《论语》郑玄注《论语.为政》将“问”作“敏”，《八脩》将“臣”作“辰”等，然而，不论是马王堆汉帛，还是唐写本《论语》，这些异字，或因抄写人杂沓错误，或因抄写人家讳国讳，今俱已进行了更正。故依《鲁论语》之说，是错误的。具体说来，《鲁论语》出于汉武帝尊五经儒术时期北鲁地，孔子此时身价大高，神圣无比，说这样的圣人曾学习了很可能产生在南地的古《易经》，岂不屈了北地大圣人？其实，鲁地要如此这般地说孔子没有学习古《易经》，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按照孔子道德说教的王政思想体系，即使学习了古《易经》，也等于没有学习，后来儒者终要修正的。或者即使学习了古《易经》，也只不过是周游列国时，为了投学习者之所好，受学习者要求所迫，为了生活薪水而已。尤其是在陈国城父楚营里，其学习者多为楚国军士，均当已初具文化水平，且有相关政治倾向的。然而，依照孔子思想体系，是不能如此解释古《易经》的，也不好解释古《易经》的玄奥，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主张“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乡党》）,并以“不知”“问禘”之事拒询（《论语.八脩》）。这也许是孔子《论语》《春秋经》，没有能够充分反映其研究学习古《易经》表现的原因。

四

不管怎么说，孔子还是可能学习了古《易经》的，只是深度不够。由于孔子整理了各种历史古籍，作为典经的古《易经》，孔子是不会不涉及的。虽然《论语》没有怎么充分反映出来，但后来的司马迁《史记》，汉班固《汉书》则是十分肯定此事的。同时，不管是《史记》《汉书》，孔子学习古《易经》的深度，不容忽视。另外，据战国《易传》、今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易传》佚文，或足以说明孔子学习了古《易经》，其深度也是无人能及的。以下例说之。

关于孔子学习古《易经》，所载甚多。

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里，说孔子学习古《易经》，与《论语》说的是通同的。只是孔子学习古《易经》，时间在晚年，也就是在所谓的孔子“周游列国”之后。由于孔子早期对古《易经》的习惯思想影响，也由于古《易经》王室通行决策功能，一些人为秘技至今不知，故孔子没有客观条件学习古《易经》。东周王朝中后期，古《易经》内容公开，有些方法或留传民间。如战国《左传.庄公22年》所云“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周易》是带有周天子王朝特色进行王朝决策解释古《易经》的方术技巧书籍，为何此时流于诸侯国，原因不清，可能是周王朝行衰，吏官为酬利而已。

东汉班固《汉书.儒林传》云：“（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此与司马迁《史记》大同小异，只是加“盖”字，为不定语气词，不能肯定孔子学习了古《易经》的，当是遵《鲁论语》的。

战国儒家的《易传》，出现了近30个“子曰”，今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易传》六篇佚文，出现了多个“孔子曰”“子曰”，而且表明“子曰”就是“孔子曰”的简称。同时，战国《易传》显然不全属儒家思想，其中阴阳家的思想甚为突出，当是应相应的人们而讲习的，由此又说明孔子学习古《易经》，或在周游列国时期。如孔子困绝于陈，但孔子“讲诵弦歌不断”(《史记.孔子世家》)，发奋之状可见，如果孔子学习了古《易经》的话，可能当在此时。因为古《易经》有《困卦》《大过卦》的，孔子因此临时抱佛脚，也说不准。尤其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易传》六篇佚文，其中全新而透彻的“龙”概念解释，显然是应重“龙”图腾的楚人而释言的。还有缪和、昭力、吴孟、吕昌、李平、张射等向孔子问《易》的人，均不见历史载纪，而从名字中的“力”“孟（猛）”“射”看，当属军士无疑，不过多为普通军士而已，与楚营实际相符。虽然《易传》佚文这么详细的古《易经》解释，讲习时期还当是比较长的，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孔子曾到过楚国，时期多长，但从文中内容可以肯定，当是为楚人讲习的，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楚昭王于陈地救孔子之时，地点在陈国城父楚军营里。孔子曾在陈国赞楚昭王不“卜祷”是“通大道”，而楚昭王也救孔子于困绝，还有欲封楚七百里地为孔子居的思想，后为令尹子劝阻（《史记.孔子世家》），当可见孔子在楚营里呆的时期不短。另外，周天子之《周易》于鲁庄王22年即公元前671年流入陈国侯陈陀之手，早孔子出生120余年，孔子是应该看到此解释古《易经》的周天子王朝秘技《周易》的。只是由于已作为卜筮《周易》，久密王室，孔子初未能知道这些秘技，并不完全理解古《易经》及其相关书著《周易》的，只是解嘲般地统而说之古《易经》为卜筮书，并主张“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不管是孔子《春秋经》，还是《论语》（孔子学生辑），都没有反映孔子学习古《易经》的过程。这点，很是奇怪。

但是，战国《易传》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易传》佚文，关于孔子学习古《易经》的内容份量却很重，两种《易传》字数几乎等同于孔子的全部著作《春秋经》《论语》。同时，如果这些解释真是孔子所为的话，由于这些解释表现古《易经》的《易传》，其思想体系之完整严密（阴阳天人合一论），哲学见解之独特，我们甚至因此可以进一步猜测：孔子不仅讲习了古《易经》，而且时期很长，还实地到过楚国。孔子的哲学思想水平是很高的，高过同时代人，甚至战国诸子百家。而孔子的主要功绩，当在哲学思想表现上，而不是他的所谓道德说教、王政理论。而孔子为什么如此研究广大哲学，也许还由于孔子“其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其低层出身，使其始终不能进入贵族王室圈子，在王政社会实际里，颇受歧视，遭遇频频。孔子还拒绝鲁大宦阳货为官所求，后被迫为“小司”，作鲁相也只是鲁王室“绣花枕头”，不会给生杀大权的。至于孔子为相七天杀少正卯（属大夫）之事（《荀子.宥坐》），《论语》《春秋经》均不载，当是后人杜撰。所以，孔子也不会完全为王政卖命，大谈特谈王政的。即使谈论道德说教，多为个人修养而言。所以，孔子其研究哲学大论有系统专著，可以从战国《易传》、汉帛《易传》佚文看出；而王政理论则仅是几句散论，如《论语》；《春秋经》所载言王政，语言还甚为隐晦，莫辨真假。故孔子后来成为儒家道德说教之祖，当是其学生的愿望或后人的附说，或因此而篡改了孔子历史。当然，由于现在已没有当时的历史资料（也可以说删改得很彻底），这一说法目前还不能下结论，也仅是本文的猜测。

那么，如此重要的《易传》，为何没有在孔子编撰的书著《论语》《春秋经》充分体现呢？答案只有一个，即孔子没有在晚年专门讲习过古《易经》。故司马迁之说为误，所以班固也于此不能肯定，加了不定语气词“盖”字。而战国《易传》中出现的“子曰”，当是杂撺。另外，习称“子曰”为“孔子说”，也未必正确。因为“子曰”显然是“夫子曰”的简称，而“夫子”就是现在的“老师”“先生”，在春秋战国称讲学可以称“夫子”的人很多，如与孔子竞争办学后为孔子为鲁相时所杀的少正卯等，还有战国诸子百家俱有讲学实践，俱可以称“夫子”。故战国《易传》出现的“子曰”（仅《文言》《系辞》），当是“著名人士所说”或“权威人士所说”的意思。而当时的楚辞多有“辞曰”“乱曰”的结语引词，是一个引首，“子曰”亦不过如此。把“子曰”专门当作“孔子曰”，是汉武帝尊“五经”时期汉儒始作伊的。再一个，“诗云”也未必是专指古《诗经》三百篇的，在后来不少的文章小说里，起首结尾多有“诗云”“词云”，甚至“赋云”的。“诗云”专指古《诗经》，也是汉儒首标的。至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易传》佚文，数处明确标识“孔子曰”，显然是对战国《易传》出现的“子曰”的误解。

五

孔子为什么没有学习古《易经》，除了自嘲外：作为古《易经》周天子王朝现实翻版的《周易》，其秘技仅在宫廷王室、贵族圈子，而“其少也贱”加“问题文人”的孔子，显然不会操作，只有望尘莫及的。甚至我们可以想见，即使周王朝《周易》早于孔子120余年流入陈侯陈陀之手，在陈国贵族圈子里，时期不会不长。即使到了孔子手里，可能已是晚年，想学习也没有精力了。所以，孔子对自己未能学习古《易经》而抱憾（《论语.述而》）。另外，孔子从“南人”（《论语.子路》）那里学了几句古《易经》语句，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并简单地以“不占而已矣”了结，当是没有深入研究古《易经》的（可能也与其思想观念有关）。同时，文化政治相对发达的中国北地中原，王朝多在此角逐，对虽然文化产生早的“南蛮”，如古《易经》（尽管古《易经》也很可能产生在中国北地古有易氏），向来是抱瞧不起态度的，作为“正天下”为己任且饱学之士的孔子，自然也有“羞于学习”“南蛮”的思想。至于关于孔子学习古《易经》的传说书著甚盛，或是战国某些儒家门人因“群经之首”古《易经》的玄奥、闻名而一厢情愿，如《庄子》已称《易经》；或是楚地士人的一厢情愿，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易传》佚文；或是汉儒尊经思想的相关政治需要，如汉末新朝王莽为排除汉室而尊周所进行的以卜筮《周易》代替古《易经》反科学文化原则的愚民历史悲剧。王莽之此举还致使古《易经》长期混淆于卜筮《周易》，有意或无意地丧失了古《易经》于人类文明的科学文化真义，教训是深刻的，至今尚值得我们反思躬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