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婚马拉松（情感小说) 文／袁立沛 1 这一夜，我的生物钟全乱了。 今天下午我与老婆终于达成了协议离婚。确定明天一早就到民政局去办理手续。这对我来说犹如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人生使命。我想今晚与朱英以夫妻的关系一起吃饭，已属“最后的晚餐”，值得庆贺，便自己掏钱去买了许多好酒好菜（我们早已实行了AA制），直到酒醉饭饱后各自回房休息。 若按平日，我喝了这么多的酒，头一落枕头就呼呼大睡 。可是今天不行。这或许与今天一天来我的大脑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的兴奋有关。想到我们俩终于可以顺利平安地分手，从此后我与她再也没有关系与瓜葛了，我更是兴奋不已。现在，一切都已水到渠成，手续简单，就像迁户口一样方便。我想到这里，不觉轻声笑了起来，仿佛原先压在身上的千钧重担终于落地，感到浑身轻松，对未来的生活终于可作个意心意想与切切实实的安排了。 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现有的经济条件。我已退休多年，养老金在逐年增加，自己有吃有用，也积蓄了一些私房钱，只要对方人好，我也能养得起。接着，我又想到我对未来配偶的要求，认为只要会做点家务，与我能谈得来就好。我最讨厌的是不做家务、成天在外打牌搓麻将串门聊天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就是天上下凡的仙女我也不要。我盘算着，我所喜欢的女人并不多，但从我读书、工作、下乡务农、再到十年动乱结束后上调到城市单位工作时所遇到的过这样的女人，总也那几个，而且现在有的已经离婚，有的已经失偶。待我明天与朱英彻底办了离婚手续后，我就可以毫无牵挂轻装上阵与她们谈谈看了。到那时，如果我真的找到了我的意中人，那我们的晚年生活真会像佟铁鑫唱的那首《夕阳红》了：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情；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 我这样想着睡着，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熟了。当晨曦从东方刚刚露面时，我又醒来过，睁眼一看，东方已经发白，马上就想到了昨晚与朱英谈妥的事情，更想到今天吃过早饭就要与她到民政局去取离婚证，身子如同在战场上的士兵突然听到了一阵冲锋号似的一跃而起，马上穿上衣裤与鞋袜。可是当我的两脚刚刚落地站起身子时，就感到一阵头晕，紧接着整个天地旋转了起来。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其因尚未想出，急忙就去找支撑物。然而支撑物尚未找到，我的身子就沉重地倒在了地上，嘴上刚刚喊出一声“啊”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情感成本》肖静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45元 定价：45元／册 2 我不知道昏睡了多久。在一阵骚动声中我醒了过来，一看，满眼都是白的：白的墙壁，白的高低床，白的床单与被褥，连同围住我的人们的穿戴都是白的。我再仔细地瞧了瞧，原来他们都是医生与护士，有的在看病历卡，有的在给我吊液；还有旁边站立着我的女儿与像木头一样的老婆。我很想问问医生，我得的是什么病？可是我的舌头发硬，连声音也发不出来，甚至整个身子像被无数根绳子捆住了似的，一点也动弹不得。 又过了几天，我的自我感觉比发病时要好些了，除了脑子仍然有点昏昏沉沉之外，还是没有一点力气与动弹不得。而坐在床边的朱英竟不告诉我的病情，又不问我现在的感觉如何，真正是一尊泥塑木雕的菩萨。 尽管她不说，我还是想知道有关我的病情，问道：“我来到这里已有几天了？” “二天。” “是谁把我送到这里来的？” “女儿。” “她是怎么知道的？” “是我打电话过去的。” “我生的到底是什么毛病？” “听说是中风。” “我以后会有后遗症吗？” “……” “我在问你呐！” “我怎么知道！” “你真是根木头！”我很想这样骂她，但此刻却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与此同时，另一种疑问又在我脑子里产生了：难道眼前这个默默地、冷漠地坐在床边的这个女人，竟是我的妻子？是一个与我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妻子？这个疑问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我们结婚不久就产生了，一直到现在尚未被打消掉…… 年轻时，我曾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异己分子。母亲看到我们来到老家已有一年多了，我的档案仍未转过来，便肯定不会再转过来了，便天天唠叨要我娶老婆，还四处托人帮忙。那时我年轻身体强壮，个子也适中，下雨天不干活时，我总是穿着杭州带来的衣服。在这山村里，与同龄人一比，我是相当英俊时髦了，姑娘们见了我都投以注目的眼光。但一知道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谁家的姑娘也退避三舍了。谁知就在这时杏芳姑娘对我私下坦言，如果我不嫌弃她，她倒愿意到我家来。 说起我与杏芳也有缘分，1950年我家被评上地主后，除了一楼一底的空屋子，什么也没有了，生活要我们母子俩自食其力。那时母亲已50多岁了，我是11岁。她给人家做鞋袜做衣服，我跟着隔壁的白发叔公挑着担子做蔬菜生意或上山砍柴。一次，我砍柴回家已是傍晚到溪坑洗澡，忽听身后发出了一声轰响，水花四溅，我向后一看，原来是阿刚把一块石头扔在我身后的杏芳前面。我正在洗澡，没啥；可把杏芳吓得魂都散了：她在埋头淘米，这么突然一声轰响，不说溅起的水花，把她面与衣服都淋湿了，就是淘箩的米也散在一地了。我愤怒的指责了阿刚几句，他却骂我地主儿子管起贫下中农来了，不老实就抓我到台上去斗争，气得我肺都要炸了，但却有话说不出，只得默默的离开那里。又有一次，我挑着担子做蔬菜生意，卖完后回家一数钱应该是赚的却反倒亏了，我正在纳闷时，甩着二只辫子的杏芳跑到我家来了，她说我刚才给她家卖茄子时多找了钱给她们，她妈叫她快快来退还给我们。我妈给她们千恩万谢，并叫我陪她走一段路。她见我走到大路要回家时，突然停下问我：为什么不去读书啊？你看我原来比你们低二级，现在已赶上来了。我说了我家的情况，她点了点头，甩着二条小辫子就跑去了。 我大概是受到这事的启发，回家后哭着求母亲，我要读书，在这里不能读，就投靠到杭州姐姐家去。那时国家的粮户政策尚未出台，农会经我母亲再三央求，又经乡政府批准，1952年我们就到杭州来了。谁知道一年多后，我们母子俩重返老家，杏芳家与她本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原来杏芳父母在1960年双双皆亡，留下哥哥春生与她相依为命，长大后哥哥是个积极分子，入了党又做了民兵队长，已做了治保支柱的阿刚早已看中了杏芳，主动与春生接近做了好朋友，并经常到他家喝茶聊天。有一次他到春生家去见他不在，便趁机强奸了杏芳。春生知道这事又气又恨又无奈，见生米已成了熟饭，只好把妹子马马虎虎嫁了过去。杏芳本就不愿意，过门后更知阿刚是个比畜牲不如的东西，她所过的日子简直成了个性奴，实在忍受不了了，就逃回来了，对哥哥说如果再叫她回去，她就自杀。从此春生与阿刚也就一刀二断，再无往来。杏芳虽然成了个二婚头（或者说是个回头老婆），外村来说媒的人仍然有。但只要哥嫂不嫌弃她，她哪里也不去，其因是阿刚不仅对她身体的伤害，更在精神上对她的伤害实在太深了。这样，我与她的遭遇虽然不同，但同样沦为了“天涯落难人”；更由于童年时我们是两小无猜，如今相见便产生了惺惺惜惜之情。时间长了，在公开场合，我们俩相遇时相视一眼，微微的点一下头；在只有我们两人时，就有说不完的话语，相互间产生了依恋之情。有一次，她坦率的对我说，如果你与你妈不嫌弃我，我很愿意到你家来。我毫不犹豫的说好。当我征求我妈意见，她欣然同意。 可是过了几天，她却含着泪水来回绝我了，其因有二点：一是她哥哥不同意，他是党员，又是民兵队长，如果把妹子嫁到地主家去，这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二是据她嫂嫂说，她刚从阿刚那里逃回来，现在要嫁到地主家去，那还了得！他心狠手辣，地主是贫下中农的阶级敌人，她嫁过来又成了他个人的敌人，二个敌人加在一起，随便怎么也不会放过我们。我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心里不由得颤抖起来。罢、罢、罢，我一个五尺之躯的男儿，连老婆也娶不到，这是我命该如此了！ 我对婚事已经绝望了。心想在老家，只要母亲在，就有我在，母亲一死，我立刻滚蛋到四处去流浪，心里有了这样的打算，就叫母亲再也不要为我的婚事去托介绍人了。 谁知过了十来天，我终于成家了，其速度之快犹如希特勒的闪电战，就像买商品一样，昨天看过，今天就把她带到我床上来了，而且还是上海姑娘，年纪只有21岁，相貌也不坏。 事情是这样。一天晚上我们母子俩还在吃饭，从上海下放来的周清叔，到我家来串门。他看我们家屋子宽舒，家具齐备，母子俩也融洽，觉得不错，但美中不足的是，还缺少一个人，便问我几岁啦？母亲抢着替我答到：30岁啦！周清马上接口说，我在他年纪儿子也有十来岁了，母亲焦急的说是嘛!是嘛！我已70多岁了，没有几年可活了，要是儿子找不到老婆，我死也不会闭眼啊！周清叔听后拍着胸脯说：他是不错的青年，家里条件也可以，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好了。 周清真是一诺千金，到处替我寻找，可就是我家成分不好，一个也不肯来。直到第二年，他在上海过了春节回来时带了一张上海姑娘的半身照，指着她对我说：你看，这个姑娘你喜欢吗？ 我接过照片细细端详起来，觉得那姑娘圆滚滚的脸蛋，一副丰满的身材。齐耳的短发中央两边分开，理着一个朴素的游泳式；两眼因微笑被挤得小了点，眼光似乎不是很灵动与尖锐，但整个脸庞不乏端正，甚至有点漂亮…… 我把照片看后还给周清叔，问：相貌是可以，但不知人怎么样？周清叔说：她叫朱英，是我们的邻居，家庭经济不好。去年居委会动员她上山下乡，她不去，看来今年怕过不了关。上海知青插队的地方是新疆，我对他们说到新疆去不如到我们家乡找个婆家算了。她妈说可以谈谈看。如果你看了照片喜欢的话，把自己照片拿来，由我寄去。他们看了回信说好，那你到上海去。在上海你们俩也没意见，就可以把她带来了，把她的户口也迁来。在上海具体事情，我妻子会给你们安排的。 过了几天，我到了上海。其间过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顺利得不能再顺利。我先到周清叔家，其妻马上通知了隔壁朱英家。过了一会儿，他们过来看我了，开始时大家都默默无言，可眼睛像箭一样射来射去。几分钟后，周清的老婆问我意思，我说好的，与照片上差不多，后又问朱英，她似无奈的说，随你们吧，反正上海我是呆不下去了。周清妻笑道，朱英变得聪明了，这是谁也逃不过的事。大家再看朱英，她再也不说什么了。 接下来就是谈费用问题。我给他们多少糖果费，又给朱英多少买新衣服的钱。把钱付好后的当晚，两家人在弄堂口的小饭馆里吃了顿不知什么名堂的饭。饭后大家商定，朱英当晚去买新衣服，明天一早去迁户口，我明天早上就可带朱英到乡下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从哥那里准时来到朱英家，见她洗过了头，换上了那套新买来的薄呢花格子二用衫和皮鞋，心里极为高兴，想，如果她的眼睛灵活一点，就跟杏芳差不多了。 我们就要走了，朱英的眼圈红了起来，大家送我们到弄堂口时，我看见周清妻突然跨前两步，拉住朱英的手凑近她的耳朵悄悄的说：记住了，现在你是他的老婆，他要咋地，你就随他吧！ 这天我们坐了火车又坐了汽车，到傍晚时又走20多里路才算到了家。母亲见后很是高兴，那时我们俩年轻，一点也不累，晚饭后家里除了母亲，反正没有别人，我就迫不及待的拉着朱英想到床上去鸳鸯戏水了。 到了楼上的床前，朱英一言不发地睡了。我见她侧身朝里而睡，觉得奇怪又觉得好笑，不知道别人的新婚之夜是怎么过的。后来想到她是上海姑娘，还年轻,又与我只有一天的相处，不禁笑着摇摇头也就熄灯脱衣服睡了。我静静地躺在朱英身边，耳边听着枕边女性轻轻的呼吸，鼻孔里吮吸着从女性头发和身上散发出来的诱人的香气。这种女性的体香，很自然地把雄激素注入了我的体内，使我立即雄赳赳起昂昂起来了。于是我转过身子，脸朝着朱英的背脊，伸手想把她的身子轻轻地扳过来，然而那身子像磐石一般牢固，不由得我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我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又伸手想把它扳过来，但那身子仍然躺着不动。于是我伸手去摸她的身子，她的肩膀，她的背脊，她的大腿，然后越过她的腰再摸她的双乳……我见她没有抗拒，便一面摸着一面絮絮语语地谈起了我的见闻，我的体会；接着我又背起了我在火车上想好的那首诗：我的妻啊我未来孩子的娘，请让我们这个家充满和谐温馨，活儿干累了可愉快地憩息，心里受了委屈可诉吐衷肠…… “烦来！” “什么？” “烦死了！”她又吼了一句，同时把我搁在她胸上的那只手也甩开了，那说话声尽管很低，但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朱英，你……” “你什么你，你要搞就快点吧！” “……” 《红杉树下》陈德民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49元 3 我在结婚前，不知道夫妻生活的真正滋味，只知道夫妻俩在白天一起生活与劳动，说说笑笑，晚上又能得到生殖系统的满足，生活是多么的美好与幸福；即使看到别人的夫妻吵架了也觉得奇怪：男女两人在一起连亲热还不够呢，怎么会要吵打起来呢？如果有什么事，好好说不就行了？有时候我甚至还觉得，即使他们夫妻吵打起来了，也比自己孤独地厮守着要好——今天吵过明天就和好了。可是当我结婚之后，那夫妻生活的真正滋味尝到了——有在一起的乐趣，也有在一起的烦恼——对我来说，还是后者要多于前者。 首先使我想到不快的，是我与朱英怎么也谈不到一块。我喜欢在饭后茶余或窗前月下谈点文学啦、人生及国家形势等等；可是她对这些就是索然无味，不但没有一句可以回答，听久了还会突然而走，表示她的厌烦感，那么她喜欢什么呢？她喜欢去玩，喜欢到隔壁挨家挨户去串门聊天，没有目的也没有要事，就是喜欢东拉西扯。谈着谈着，就知道了我家的成分是地主，她听了当然不高兴，回家后便是一脸的不悦。 她不喜欢做家务，母亲与我都体谅她年轻，又是刚从上海来，便手把手地教她，如何烧饭烧菜如何缝补衣服翻晒被褥，她虽然听着，但总是心不在焉，以后做起来既不主动又不称心。后来母亲与我商量，既是这样，便叫她到生产队去干活算了。她干起活来倒是很顺当的，与人相处也是有说有笑，表现出一副无心无肺的样子。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高兴，而是隔阂。 有一天我从生产队放工回来，天快黑了。在往常，我一回家就可洗脸吃饭，可是今天家里却充满了火药。我问朱英今天怎么啦，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她脸朝门外黑虎虎的站着，一声不吭。我转身问妈，妈便指着朱英像竹筒倒豆似的数落起来：今天下午我见她回来比较早，就把孩子交给了她，自己去淘柴烧饭了，谁知道我烧好饭出来一看，不见她的影子。只见孩子在地上爬，我忙抱起孩子一看，天呐，满身满地都是屎，等我把孩子洗干净，才见她两手甩甩回来了，你说她要不要给我说上几句？ 可是我还没开口，朱英便嚷开了：我天天在生产队里干活，又没捞到什么钱，今天我难得早点回来，让我去玩一下总可以吧？哼，地主婆真是太压迫人了！ 这下妈的火气更大了，说：我的生活费由上海儿子寄来，根本没吃你们！你一个成家的女人，不为家里着想，只知道往外面跑，还说我压迫你，问问自己良心何在？ 我听到这里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对老婆吼道：你少说几句好不好！妈是为了我才从城里搬到这来住的。再说农村里的妇女都是这样，上工时干生产队里的活，下了工就忙着干家务活。要说钱，在工厂里干完一个月拿工资，生产队要到年终结算时才分红，平时也没有钱可分。我们家有哥哥每月寄给妈妈的生活费，大家一起花，已是不错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这下也把她惹火了，说：我满意？哈，你以为你们家好啊，地主！你们家要不是地主，你为什么会从工厂下放？为什么到30岁了还没讨老婆？早知道你们是这样人家我才不来呢！ 我听到这话，早已积在心头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了，当即给了她一个巴掌，骂道：你认为我家不好，可以走，离婚好了！朱英也不示弱，奋起反抗，又是还击又是对骂的：离婚就离婚！母亲见了忙起身拉住了我，而抱在怀里的孩子也哇哇哭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朱英吃过早饭像是无事似的依然上工去了。可是我无心去干活，为昨天的事思前思后起来，把所有的事在大脑里都过滤了一遍。我想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到了30岁才娶到一个老婆竟是一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现在我才知道，像我这样匆匆忙忙的结婚，真是太轻率了，事先一点也不了解她的性格，事后才知道她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头脑简单，感情淡漠，只知自己像小孩子一样贪玩。而我出生七个月，父亲就中风归天了，几个兄弟姐妹都是靠母亲一手拉扯养大。特别是1962年，我被迫下乡时，母親为了照顾我，毅然放弃了住在哥哥那里的城市生活，与我一起来到了乡下。到了乡下之后，她眼看着我的年龄，一年年大起来，为我的婚事真是操碎了心。我结婚后，她像佣人一样操持着家务，又把哥哥寄给她的生活费大家一起享用还要被朱英骂成地主婆压迫人，那么与这样不讲道理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有什么意思？ 我不想与朱英过下去的原因，岂止在日常生活上，就是在性生活上也使我不协调。我怎么也搞不懂她究竟是性冷淡还是对我没有感情。我喜欢在事前亲热一下，谈谈心亲亲嘴，拥抱拥抱，但这些都使她感到不耐烦，或者干脆沉默着，随你怎么挑逗她都无所谓，好像是架拨拨动动的机器，又好像是一具活的、有着女性外貌与生殖器的肉体。于是“搞”就成了我生理上的需要，与人要吃饭喝水一样，根本不是精神上的慰安与享受。当我想到这里时，我会在搞的时候一面粗暴地发泄着，一面郁郁地思念着另一个女人……于是搞好后就默默地躺下，没有抚慰也没有说话，直到第二天早上各自默默地起床，早饭后到生产队上去干活。我不知道别人的夫妻生活是怎么过的，但我们的夫妻生活就是这样过下来的。 但这样的生活毕竟是难熬的。有一天我到周清叔家去，向他说起了朱英在家里的情况与我和她的感情问题，周清听后不以为然的说：朱英是不算一个聪明的女人，但你也要想想过去的情况，东找西寻一个也不肯来，现在来了，又说她这样那样不好，这怎么可以？ 可是，这样的生活实在难以过下去的啊！我还是申诉着说。 那你要怎样？ 我想离婚。 那好。周清毫不客气的说，你真要离婚，我到大队里告你母亲精明刁钻，虐待媳妇，把你母亲上台去斗一斗，看人家以后还会不会再嫁给你！ 你……我愤怒至极，一甩手就回家了。 然而我并不就此罢手。我回到家里把此事跟母亲说了，希望能得到她的谅解与支持。可是母亲一听睁大了眼睛吃惊地叫道：离婚两字你千万不要再说了啊，我上台挨斗倒不怕，又没做坏事，可是你年纪也不小了，我们家成分又不好，你离婚后再要讨老婆就更难了，况且家里的钱在你结婚时就已经花光…… 可是我真的很难与她一起过下去。我说。 母亲逼着我说：难过也得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乡下，没有老婆的男人是要被瞧不起的，你知道吗？ 母亲的最后那句话提醒了我。有一次我有事到朋友兴国家去，他本人不在，只有他老婆在灶间里烧饭，便对兴国要说的事向她说了，让她把我说的转告给她老公。正在这时，兴国妈来了，她见我与她儿媳妇在笑着说话，立即沉下脸说：下次兴国不在家，你就不要到我家来。我说我与你儿媳是在说正经事，不是在聊天说笑话，可是她依然固执的说，无论什么话，就直接对兴国说了，对他老婆说有什么意思？ 现在听了母亲的话，我更知道了乡下的那种陋俗的偏见有多么的不近人情。可是想起朱英的为人，我还是要说：可是，妈，她待您也不好啊！ 待我不好有什么关系，只要你们夫妻俩好，能把这个家过下去，我死也闭目了。再说，两夫妻难免有吵架的时候，人家也这样过啊！ 妈，我心里苦闷呀…… 算了，这是命！我们家成分是不好，杏芳不计较，愿意来，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偏偏有阿刚要来欺侮，这不是命吗？如果你现在离了婚，你看还有谁会嫁给你？ 这……我叹了口气，被说得哑口无言无以对答，只怪自己命不好，不然我想娶的女人不肯来，而来的竟是傻乎乎的一个女人。 但我还是不信。一个上海姑娘，知青，人家都好好的，只有她会这么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我与她做完事过后，用比较和气的口气问：朱英，你也算是个上海知青，可是除了会干粗活外，谁也比你聪明能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当即毫不会忌讳的说：她在十来岁时，右手的大拇指生了颗疔疮，怎么也医不好，后来截了半节，总算没事；可是同年，她又生了场脑膜炎，几天几夜不醒，差点死掉，后来总算救活。读书可不行了，连初中也没考上，就成了社会青年……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心里想，我与她的婚姻，真叫“臭猪头配倒庙了”；同时我又想起了民谚：男人看手相看左手，女人看手相看右手。女人的右手掌和右手指有缺陷了，预示此人日后有灾难，果然她在同一年就生了脑膜炎，差点死去。我又想，这样的女人与我是绝对不配的。但在农村里，因为缺少文化与教养，大多数夫妻生活在一起并不十分讲究感情，更不懂文学与社会知识，只要女的会劳动与生孩子就好。所以那时从人的价值与社会地位上说，她离开后我家绝对不会成为孤孀；而我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处境既有了充分的认识，当然也会冷静坦然的给予处置，只是孩子，啊，那可怜的孩子…… 在那时候我们农村里还流行着这样的观念：儿子是传宗接代，女儿是嫁出去的囡泼出去的水。我的观念与众不同，即是我不想把我家阶级敌人五类分子的帽子让子女一代代传下去，最好到我这一代就断宗绝代。不料，我与朱英婚后第二年，她就怀上了孩子。当我知道此事已有四五个月，超过了人工流产期。既生下来了，我也无奈，而且看到又会哭又会笑、活龙活泼的婴孩，虽然是个女的，我也喜欢起她来了。但以后我再也不想生了，我想到像朱英这样的女人，从基因上说生下的孩子一般是不会聪明的；又想到文革时，有些农村里的贫下中农造反派高喊杀尽斩绝阶级敌人五类分子，如果以后又来个这样的运动，不如现在自己主动来了断比较好——说真的，对这个阶级敌人五类分子，不但他们恨，我自己也恨，就是已经生下来的这个女儿也是多余的，因此我把她的名字也取为多余的“余”字。 又过了几年，母亲终于病故了。我想现在要阻碍我离婚的人也没有了。可是看到那个尚未长大的孩子，我又犹豫了。我想现在与朱英离婚，这个孩子该怎么办？她在断奶后就跟我母亲一起睡吃了，今后由我自己来带，又要干活，肯定忙不过来;如果由她带去，且不说她不是个勤劳的女人，连孩子都不怎么会带，农村里的血统观念又很强，她嫁的后夫可能有孩子，或是以后又有了孩子，被她带去的孩子就要视为“拖油瓶”，受到多方歧视，甚至不给她吃饱，不给她读书，逼迫她小小年纪赤着脚到山上去砍柴……不不！这样的状况，我是无论如何不想看到的。 那就再忍忍吧，等孩子长大了再说。 4 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在党中央大力肃清极左路线的大事下，我终于获得了到原单位的复工复职。那时我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与朱英办理离婚手续。可是我刚一提出，她就发疯般与我大吵大闹起来，闹得左邻右舍纷纷赶来议论，指责我没良心，是秦世美再现等等，搞得我满是灰头土脸，头都抬不起来。其实，婚姻法早就明确制定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就可以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强行维持这种只是厌恶与仇恨而缺乏理想与情感的夫妻关系，社会主义法律岂不成了保护那些任性与无知者的工具？但我那时在农村已呆了20多年，根本不知法律，只好强忍着，待后再说。 但我在原单位里上班时，一直在思考着，怎样才能既能离婚又不受到人们指责的这个问题，最后想出的办法是把她们母女俩的户口也迁到县里来。朱英是知青，早就成了非农业户。当时政策对知青的政策是，未婚知青可以返城农婚知青为防夫妻二地分居后造成家庭破裂，不能返城，但可以进入社队厂上班。这种厂不受劳动局管辖，没有养老与医疗保险待遇，随时可能倒闭回家；但在县城户口的知青，劳动局早就把他们的工作安排到国家单位领去了，等我把朱英母女俩的户口迁到县城，劳动局对知青工作的安排早已结束，甚至“知青办”这一机构也撤销了。但我不管，差不多天天都去闹，像蟒蛇紧紧缠住他们一样不放。最后他们出于无奈，安排朱英到一家国营工厂去做临时工一年，与我说好在这一年里，她表现得好，厂方同意要她，就定为正式工；表现不好，厂方不同意要她，叫我再也不要去纠缠他们了。 这一年在我再三叮嘱下，她在厂里倒也埋头苦干，不过厂里再苦总比生产队里干活要轻松。到一年期满的那天，厂长特意的到她车间来，告诉她明天上午到厂后就可到他办公室来签订她的正式合同工了。这一消息不但她高兴满车间的工友也替她高兴，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她不知是高兴过头还是心思开小差，骑自行车竟骑到路旁的深沟里去了。结果她的右脚踝只有七公分一点皮还连着，其余连筋带骨全部折断，一点儿也动弹不得，只有当她拼命喊出“救命”时，路人才发现深沟有辆自行车与一个人躺在那里。有人赶到厂里去报告厂长，厂长连忙派人与车把朱英从沟底抬到车上又送到医院去抢救。 我在厂里接到这个电话，也正是在准备下班。知道朱英在回家路上出了车祸，问严不严重？现在人在哪里？对方说人在医院急救室，严重不严重你自己来看就知道了。 我忐忑不安地赶到医院，在手术室门口等了一个左右小时，才见朱英睡的救护车从里面推了出来。我见她没哭没哼，只是流着泪水，也没有在寻找我的意思。我想那是她大概身上的麻醉药尚未消失之故。于是我冲进手术室，问尚在解衣洗手的医生，刚才动手术的那个病人将来会不会成残废或留有后遗症？医生告诉我说，这要看一星期后的情况，那时如果她的伤口没有发炎，今后恢复基本上能良好；如果伤口发炎了，就很难说了。我赶紧说，那您在这一星期要用最好的药给她治。医生说这我们知道，可是有些事情是很难得到保证的。 我与医生谈完后走出手术室门口，厂长正在外面等我说话。他对我说，朱英这次出了车祸，真是不幸，除了身体的伤痛外，还有医药费问题……因为她与厂里还没有办过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手续，这次她的车祸，医药费还不能在我们厂报销，只有你们自己负责了。 我听后两泪夺眶而出，因为我从医生那里不知道她今后的病情会怎样与需要多大的医药费…… 这天夜里打了止痛针的朱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睡在打铺在地上的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想着又流下了悲哀的泪水。我想我真是个命运不济的人，今天朱英厂的厂长已通知她明天可以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谁知今天会出这场车祸，如果她的脚今后留下了后遗症甚至残弱，不但医药费要自己全部负担，就是今后也不一定能进厂干活。如果她明天成了正式工，那么我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她提出离婚，这是名正言顺的事，谁也无话可来批；如果以后她成了残弱，我就得终身养她了…… 事情真是屋漏天下雨。她住院已经一个月过去了，那只脚踝还是红肿不退，而且每天还要出脓水换纱布，说明脚踝里面还在发炎。医生也觉得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转院，先到宁波，最后到上海。上海的医生一看就说脚踝的骨髓炎已经很严重了，再不来及时治疗，那只脚只好据断处理……后来在上海经过二个月的治疗，朱英的脚是治好了，也没留下很大的后遗症，能继续上班，厂长也给她签订了正式工，可是她在上海的这二个月里，有一半时间在娘家休养换药，她妈喜欢搓麻将，天天有人到她家来玩，她看着看着，从此也就学会了，以致当她退休后就天天搓麻将，一发不可收。而我经过她脚伤转辗治疗，不但原单位给我的属于三案人员的一次性补贴费全部用光，还背了很多债。它像巨石一样沉重的压在我身上，任何有关浪漫的念头都被无情的粉碎了。 （未完待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
来自： 昵称79734495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