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二十年前，或许更早。 一天早晨，村上春树一如往常地从睡梦中醒来，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门生意。 他不仅有《挪威的森林》这样的畅销书，连书里的菜肴、音乐也变成了市面上的热销品。 还有工作室里那个从瑞士带回来的红色马克杯，美国超市买的黄色黑条铅笔，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大理石摆件和靠墙整壁的黑胶唱片，通通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而这一切，在2019年，村上春树在日本杂志《文艺春秋》首次公开「父亲是侵华日军身份」后发生了改变。 村上春树绝口不提的18岁以前的生活，以及与父亲的关系，显然比他的生活方式更吸引人们的好奇心。 今年，村上春树和父亲的那篇文章有了中文版——《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 读后，我有了答案，原来父亲是村上春树永恒的刺痛。 一、 “父亲说他们用军刀砍断了中国战俘的脖子。”村上春树回忆起曾在中国战场服兵役的父亲时，这样写道。 1938年10 月，村上春树的父亲村上千秋乘运输船从日本的宇品港出发直达中国上海，随后参加了“随枣会战”等多场战役。 参战之前，村上千秋还是西山专门学校的学生，阴差阳错被选去服兵役。 “杀人是让新兵尽快习惯战场的方法……比起枪杀，用刀更有效。” 日本近代史专家吉田裕在他的著作《日本军兵士》中，将日军训练新兵的残忍方式记录了下来。
△ 日本近代史专家吉田裕 还上小学的村上春树就听父亲讲起过这样的场面——“用军刀砍人脖子”。 村上春树敏感的神经，很快就感受到这场面的残忍，就和一些怕鬼的小女孩一样，军刀在他幼小的心上烙下了深深的伤痕。 他一度怀疑父亲随步兵第二十联队参与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但他从来没问过。 一直到 2008 年，90 岁的父亲患癌症和重度糖尿病去世，这个问题的答案依旧是个谜。
因为在父亲去世之前，村上春树大概有 20 年的时间，没有与父亲见过面，甚至连话都没说过。 这一段几十年空白期的、形同虚设的父子关系，还要从村上春树的浪漫爱情故事说起。 二、 村上春树赶上了日本“二战”后的第一个生育高峰期——1949年1月出生在日本京都市伏见区。 那阵子，每个日本家庭都生了差不多三四个孩子，但村上春树的父母只有两个孩子。 村上春树是长子，他还有一个妹妹，小时候兄妹俩很受父母的宠溺。 宠到什么程度？村上春树的父母是中学教员，但高中时他依然敢翘课、抽烟、玩麻将、交很多女朋友。 甚至还在日后的自传中写：“在学校中的最大收获，就是明白学校不能教给自己任何东西。”
△ 中学时期的村上春树 1968年，村上春树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戏剧专业。此时的他跟父亲虽然不怎么亲近，但还没有到撕破脸的地步，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 1970 年，21 岁的村上春树正读大二。 有天，他在图书馆见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一见钟情。此人，便是他日后的妻子高桥阳子。 别看村上春树人瘦小，心思可是不一般。 他注意到阳子爱读中央公论社版的《世界历史》，每天必看一册。于是，他每天提前将那一册借走，待到阳子来找，再适时把书归位。 等到阳子看到这套书的最后一册时，村上春树早早在书中夹了张纸条：“我想认识你，我在图书馆门口等你。” 然而阳子并不喜欢这等小把戏，婉拒了他：“我们还不够了解彼此，所以没有交往的必要，抱歉。” 但村上春树没有放弃，锲而不舍粘着阳子，跟她上同一节课，还打探到阳子牙疼的问题。 在日本，《牙齿仙女物语》里有个传说，如果除夕当天，如果有人步行5小时到你身旁，对你说声'牙齿收下了’，牙疼的问题就会好。
△ 村上春树与妻子高桥阳子 于是，那年除夕，村上春树上演了一场《牙齿仙女物语》的童话，暴走 5 小时去找阳子。 阳子虽然感动，但继续提了要求：“除非神社的钟敲响109下，我才能答应你。” 结果就是，两人坐在神社门前大古槐树下，奇迹般地等到了第109 次钟声。 阳子接受了村上春树的表白。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村上春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追回来的女人，成了他和父亲之间隔阂的重要导火索。 三、 1971 年，村上春树与阳子在同居了多月之后，决定结婚。 这年暑假，村上春树带阳子回老家芦屋市见父母。 一开始大家还算客气，可一提到终身大事——结婚，父亲村上千秋非常反对，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然而，村上春树结婚的心意已决。 父亲也劝不动，气得把村上春树买回家的波本威士忌摔碎了。 别说，村上春树这暴脾气也随了爹，一气之下，甩门而出，与阳子连夜离开了芦屋，坐火车回到国分寺。
其实，父亲不同意也有他的道理。 战后的日本社会，家庭观念还比较保守。那个年代，以学生身份同居被看成是一件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事，更何况他们还是要结婚，这大学还没念完呢。 村上千秋虽然是西宫市甲阳学院的国文老师，比一般家庭好说话一些，但他还是不能忍受因为儿子这些事遭人非议、谴责。 社会压力真的太大，也许别人还会说他连自己的儿子都教不好，怎么管教学生。 但村上春树不能理解，被父亲反对后，他打定主意要跟父亲垒起一堵冷漠的高墙，互不来往，自此开始，两人便隔绝了几十年。 村上千秋原想把他人生中没有实现的理想寄托在村上春树身上，但这件事之后，他知道没什么希望了。 村上千秋也恨，恨那个把儿子带坏的时代。
△ “全共斗”学生运动 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正处于一个动荡的年代。 考上大学的村上春树就赶上了这个动荡的尾巴，遇上了“全共斗”学生运动，学校停课。 看他留着胡子、长发及肩的样子就知道，很不像一个好好学习的学生。而与此同时，美国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嬉皮士运动”。 加上美国与越南正处在战争期间，美国民众反战情绪高涨，于是带着反战思想的摇滚歌曲在那场嬉皮士运动中被接受，顺势流行起来，深受嬉皮士喜爱。 其中摇滚歌手及诗人鲍勃·迪伦，最具代表性。 他也是村上春树的偶像，那首反战歌曲《答案，在风中飘荡》就曾风靡一时。 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鲍勃·迪伦经常“客串”。 譬如在长篇小说《舞！舞！舞！》中，村上这样写道：“再注意一听，唱片已经换成鲍勃·迪伦唱的《一切都已过去，可怜的宝贝儿》。” 又譬如在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村上写道：“鲍勃·迪伦开始唱《像一块滚石》，于是我不再考虑革命，随着鲍勃·迪伦哼唱起来。我们都将年老，这同下雨一样，都是明白无误的。” 不光听歌，村上春树沉迷的书也是反战的，比如德国作家黑塞的《荒原狼》。
△ 鲍勃·迪伦的嬉皮士风格 而这一切厌恶和对学生运动感到幻灭，可能是因为那个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教室里出现的一具尸体。 那个学生从来不问政治，却在派系内斗中被杀害。 村上春树感到绝望，于是他逛酒吧、抽烟、同居以及吸毒。 四、 那天，村上春树接过俱乐部老板手中的大麻烟，美滋滋地抽了一口，喷出一道紫色的烟气，说道：“我喜欢大麻。” 这是1984年，卖掉了“彼得猫”爵士乐酒吧、获得了群像新人奖、成为专业作家的村上春树在德国汉堡旅游采风发生的一幕。
△ 村上春树小说处女作《且听风吟》获得群像新人奖 有一位日本评论家说：“在那会儿，你不吸大麻，不干点违法的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文化人。” 陪在他身边的妻子高桥阳子，就负责管理村上春树的钱袋子。 说起来，村上春树跟父亲决裂后，就跟阳子结了婚，还放弃了进电视台做一份正式工的工作，和妻子借钱开了一个酒吧。 但这在村上春树的家族里是没有过的，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文化人。
△ 村上春树与“彼得猫”爵士乐酒吧 祖父村上弁识是安养寺的主持，是个僧人，他豪爽奔放、光明磊落、能言善辩，而且饱读诗书，富有才华，嗜好喝酒，在京都市左京区栗田口一代颇有声望。 没成想，1958年8月某一个下着滂沱大雨的漆黑的夜晚，有点耳背又喝了酒的祖父在回家路上被电车轧死了。 此时的村上春树才9岁。 祖父死后留下了一座急需有人来接管的寺庙。
△ 安养寺 “其他事我不管，但是京都那座寺，你可一定不要接手啊！”祖父去世那晚，个性强势的母亲对父亲村上千秋说道。 顺便提一下，日本僧侣允许娶妻生子。自明治五年（1872年）起，明治新政府为了扶持本土的神道教，打压佛教，于是颁布了《肉食妻带解禁令》，宣布“僧人今后无论蓄发、娶妻、生子、食酒肉，皆听从自便。” 而且对寺院的经营也可以代代相传，这种传统延续至今。 所以祖父去世后，村上春树的伯父村上四明——大阪税务所股长，作为家族长子，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祖父的安养寺，成了新主持。 而父亲村上千秋，继续在学校做他的国文教师。 大概是在祖父去世那个时候，还沉浸在悲伤中的父亲，就跟村上春树提到了当年侵华、残杀中国战俘的经历。 村上春树震惊不已。 五、 年幼时，村上春树眼里的父亲举止温文尔雅，让人觉得踏实，而且他一直秉承着与生俱来的纯洁信仰。 不仅如此，父亲自小接受佛教文化，慈悲为怀，他毕业的西山专门学校便是一所佛教学校。 所以父亲做出那种残忍的事情，让村上春树难以接受。 母亲曾说，父亲年轻时的日子很荒唐，他嗜酒、殴打学生，常常一脸阴郁。那是因为战争的残酷体验还留在他的血液里。 直到村上春树的出生，父亲的脾气与举止才慢慢变得温和。
△ 年幼时的村上春树与猫 在村上春树的记忆里，父亲只跟他说起过一次关于战争的经历。往后几十年，父亲没再提起那些伤心往事，村上春树也不敢再问起。 不过，村上春树用文字记录了下来。 父亲去世9年之后，2017年村上春树出版了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书中提到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史实，也承认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种种暴行。
△ 《刺杀骑士团长》节选 从1983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去中国的小船》开始，村上春树描写了一个个普通的中国人，并对他们怀着一种负罪感； 到199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村上春树正面描写了1939年日本军队在中国内蒙古和蒙古边境的诺门坎地区犯下的暴虐罪行； 再到《刺杀骑士团长》中，他承认日军犯下大屠杀的错误…… 其实，村上春树描写那些战争，都源于父亲的从军经历，是父亲把那种“沉重”的基因由他做儿子的继承了下来。 但因为伤疤实在太深，村上春树一直不敢吃中国菜，甚至与妻子做出了拒绝生育后代的决定。 他们担忧那种“沉重”的侵略者的基因，会传给他们的下一代。 可与父亲决裂，并不能解决村上春树的负罪感。 即便从第一步现实主义小说《挪威的森林》像潮水一样席卷全球后，村上春树就成了娱乐明星般的作家，每年都有百万版税入账。 即便他已经换过三辆手动档的、只有两个座位的保时捷，正与妻子阳子住在神奈川县的大矶的豪宅里。 即便他家里有一堵墙摆着大概6000张爵士乐唱片，架子前的那一张椅子超过100万日元……
村上春树这一生，都在被这个问题困扰。 但在这对父子间，还是存在过一点点让人觉得欣慰的事情。 在村上千秋去世前，年近60岁的村上春树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前往京都西阵的一家医院病房看望快90岁的父亲。 此时的父亲被癌症与糖尿病折磨得消瘦不堪，眼眶凹陷，几乎瘦到脱了相。 村上春树坐在父亲旁边，握着父亲几乎没有重量的手，两人进行了一场笨拙的，也是父亲人生最后的一次短暂的对话。 也许那次对话，他与父亲获得了和解。 但村上春树想要跟自己和解还需要一段日子。 在父亲去世5年之后，他还在为查明父亲是否参与了大屠杀这件事，调查父亲的从军经历。 最终，村上春树在书中写下： “父亲几乎没有对人讲过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无论是亲自动手，还是仅仅在一旁目睹，那恐怕都是他不愿回忆，也不想提及的过去吧。但唯有这件事，他可能无论如何也想以某种形式讲给继承自己血脉的儿子——就算会在双方心里留下伤疤，也必须这样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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