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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制度的多样性 在最后部分的制度多样性比较研究中，青木主要比较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关系型融资、日本的主银行制和硅谷模式。 公司治理的研究就不多说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操作都有太多的东西，本人在学校期间也靠这套东西混日子。 有趣的是关系型融资和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关系型融资特指基于那种难以证明和计量的原因给出和获得的融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靠关系。本来是学者们研究日本的主银行制和东南亚经济模式时得出的名词，后来由于日本经济的滑坡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出现，关系型融资受到了很大程度的贬低。 青木却从制度博弈的视角提出了新的看法，有谁能真正避免关系型融资呢？他把关系型融资与特定社群中的意会知识联系了起来。 所谓意会知识，也是指那种无法计量和规范表达，无法从公开市场上获得的，基于特定关系人网络和经历所得到的知识。意会知识特别容易出现在类似硅谷、台湾新竹园这些高技术产业聚集的区域。 首先看关系型融资带来的租金类型——租金就是额外收益。一是垄断型租金，即融资者凭借特殊关系和地位，尤其是对市场的驾驭力，以及与提供融资者的关系，从融资中获得的好处；而且这种关系异质性越高，独特性越高，当然租金就越高。 二是政策诱导租金，实际上就是政府的管制，尤其是金融抑制或者借贷管制，制造出来的租金——关系型融资可以通过特殊途径获取其他人无法得到的融资便利，从而收获额外价值。 典型的如发展中国家银行受到政府的担保，因而放松风险管控，收益和风险不成正比；再比如央企从银行获得低成本融资，转手可以借贷给因为政策或管控的缘故难以从银行得到融资的其他资金需求者。 三是声誉租金，即提供了融资获得了影响力。银行通过提供融资，甚至是融资救助，能够获得较好的声誉，这种声誉为银行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融资方通过建立良好的声誉，可以较其他没有良好声誉的融资者，更容易获得融资便利。 四是信息租金，即通过信息不对称获得的额外租金。风险投资者常常通过融入到创新者群体中，可以较之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获得这些社群中的意会知识，这种知识无法从公开市场上获得，由此让风投能够独具慧眼地捕捉到好的投资标的——这就是信息租金。 第三类制度比较，是对日本主银行制的比较研究。主银行制有这么三个特点值得研究，首先它是起源于一种共有信念，而不是基于公开知识的建构；其次是它后来经由政府的人为加固，形成为一种具有耐久性的产业制度；再次是这种产业制度最终因为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发生了制度变迁，逐步消解掉了。 首先来看作为共有信念的主银行制。主银行制起源于二十世纪初期正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日本。它包含有三个要素——A关系型治理历史和经验；B银行对企业的捆绑共生；C行政部门对银行的多元官僚主义治理和兜底。 二十年代之前，日本的银行业非常宽松，门槛很低，最高峰的1927年全国有1283家银行。很奇怪的是，有这么多的银行，日本的企业当时资金主要来源却不是贷款，而是债券。 5家最大的财阀银行也才集中了全国存款的24%。问题出在192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又加上后来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叠加影响，日本银行业陷入倒闭潮（敝号在2020年随笔水木茂的《昭和史》中有详细阐述），全国只剩下了625家银行。 金融危机和失业潮导军人政府上台——这也是侵华战争扩大的主因。政府加大对经济的管控力度，实行计划经济，其中最重要一项政策，就是把此前一直在银行业内普遍存在的关系型融资制度化——建立银行财团，加大收购兼并力度，把625家银行合并为65家。 接着就是完全消除市场自由竞争，由五大财阀银行来划分各自势力范围——每个财阀银行都分配了一定数量的产业和企业，由此配对。主银行制正式确立起来，由政府兜底担保的主银行，成为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核心。战时的计划体制替代了市场。
战后，日本的治理模式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军政府时期的全面管控，变成了战后的全面放手，产业和企业又回到市场。 面对这种巨变，不论是银行、产业协会、企业、工人阶层，一时都难以立刻转向，由是它们自发地沿用了战时的模式——只不过是从战时的集体模式，转变为自发的社团模式——也就是前文说过的，工人层面形成水平层级的信息流动，管理层形成关系型融资，银行与政府之间形成官僚多元主义治理关系，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管理关系，企业经营不善，可能就会被主银行委派管理人员进行重整——战后的主银行制成型。 这一体制支持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强大的日本制造业，开始挑战主银行制。由于企业自身强大，融资渠道拓宽，大量日本企业到欧美金融市场以更低的成本融资，大幅度减少了对本土银行和券商的依赖。 尤其是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八十年代美国投资银行业的快速发展，打开了日本产业界的眼界。而多元官僚主义治理模式下的日本银行界，却拘泥于职业官僚和专业地盘的优势，没有对新兴市场、新兴金融技术产生兴趣，很快就从主银行，被日益强大的企业边缘化——好的企业日益脱离主银行的控制。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泡沫经济破灭，成为压倒主银行制的最后一根稻草，标志性事件就是几家主要银行的破产。同时，大藏省宣布五年内实现金融业的全面放开。 主银行制的演变，说明了制度变迁的两个要点：其一，制度的耐久性是需要有相关基础性要素存在为前提的，比如，主银行制能在日本经历战时和战后经济腾飞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关键在于支持这种体制的基础性要素尚未发生变化——一是日本产业体系自身的基础薄弱，二是官僚主义的关系型治理习俗。 而一旦基础性要素都发生变化或者不存在了，制度就变得脆弱了——八十年代后，日本的制造业几乎跃居世界第一，市场化治理也越来越成为日本社会共识。 其二是官僚主义多元治理总是有其惰性，必然导致具有这种特征的制度，变迁起来难度很大。前文所述的职业化官僚、私人利益集团的勾结关系是非常稳定，也是极其厌恶变化和排外的，对于任何有关市场竞争的因素，都有相当的排斥作用。 这一方面造就了体制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让体制常常丧失了渐进式改革的机会。造成要么就全盘否定，要么就一成不变——这实际上是最不稳定的模式。 第四类制度模式——硅谷模式，也是全书最后一部分。 青木应该是第一个把硅谷作为一个产品系统开发域的制度创新角度进行分析的学人。他首先分析了硅谷模式的信息结构特征——还记得他是从信息学角度来分析组织管理的吗。接着研究硅谷的创业投资治理模式对这种信息结构的适用性。 首先看硅谷模式的信息结构模式。青木提炼为三种基本创新模式，这也是后来各种普及型和解读型机场读物经常套用的原型。 一是明星模式或者说瀑布模式。用前面使用过的模型，就是一个管理层M，和下面几个项目团队T，M获知外部信息，形成模型和思路，交付给T层各团队，各团队根据获得的信息，结合自身所处环境进行反馈，各项目组T之间没有信息沟通。M就是核心，它既是创新来源，也要承担协调各团队运作的职能。 二是互动型模式。这是信息共享的模式，即管理层M与项目层T共享外部信息，同时项目层T内部之间各个项目团队之间，也有信息共享，也叫连锁关联模式。这种创新模式一般用于各模块互补性要求较高的行业。 三是硅谷模式。硅谷模式是改变后的信息共享模式，即M与T之间有充分信息共享，T内部各项目团队之间不进行共享，而是采用上文说过的“信息包裹”模式，对M和外部环境作出独立反馈，并且还有相互竞争关系。而且，T层的项目组分解很细很多，因此，M的协调和信息同化工作量较大。 在硅谷模式中，T层的项目团队，其实就是硅谷众多的独立创新企业，M层即风投。这种创新模式不是为了开发一个独立完整的产品系统，而是集中开发一种特定的产业设计模式——可能成为未来一个特定产业的重要产品模块，也可能是这个未来产业的技术标准。M层则从众多的交叉领域、缝隙市场中，选择他们理想的模块产品进行投资，投资也是分阶段视情况进行。 所以硅谷模式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创新单元都是自给自足，独立研发的，产品模块之间的互补性很弱，由是创新能力极强；而风投等组织的信息同化和产业协调作用，则不断强化这种创新中后期的互补性，把独立分散的创新成果协调起来——独立分散创新、行业协同共享。 题外话，说白了，也就是我们的正能量嘲笑他们的，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的模式。然而，就是这种模式，奠定了美国始终持全球技术牛耳的地位。奇怪吧？ 从创新环境来看，明星模式和互动型模式适用于大规模层级型产品的研发，即从构想到每个部分都有一定步骤，一个环节进行完了再到下一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团队间或者说模块间的信息共享极为重要。 随着新技术的积累和流程的不断完善，出现了诸多可以共用或通用的模块、产品包这类要素，就为信息包裹型的硅谷模式提供了基础——各模块之间独立对环境进行响应，相互还可以竞争，而模块之间又因为有可供通用的“界面”或“接口”，可以灵活地被整合组装。青木认为，到了这种创新层级，整合和协调就不是问题了，问题在于有没有想象力。
其次来看M层——投资治理模式对硅谷模式的适用性。 青木把风投概括为联赛式创新投资模式，使用了一个三阶段重复博弈模型进行了描述。第一阶段是创新者形成构想，提出计划，风投跟进融资支持；第二阶段是创新者实施构想，风投开展信息同化和协调，寻找商业接口的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创新者退出，风投出售分享收益的阶段。 博弈模型推演的结果是，硅谷模式只适用于创新结果对创新者和投资者奖励极大时，才对创新者有足够的激励，激励创新者投入最佳的努力水平。 所以说，硅谷模式还真就适用于硅谷这类从事交叉领域、缝隙市场中带有博彩性质创新的区域，不论创新者还是投资者，均有较高的风险偏好。 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硅谷模式中不可或缺的创新者社区规范——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硅谷价值观、声誉机制，在硅谷模式中也起到了非正式规范和降低不确定性的作用——有助于投资者对创新的选择。 硅谷模式的核心，在于形成了一种机制，通过对创新企业在缝隙市场、交叉领域里开发的模块化产品或模式实行进化选择（阶段性、迭代式），从而持续不断推出具有独创性和原生性的产品系统。 第三，深入一步再看：市场机制比之国家财政更能造就研发竞争力 硅谷模式对应的创业投资治理模式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领域——自发的市场秩序是怎么演化出能够支持如此强悍创造力和研发力的平台，形成美国的国家竞争优势？ 从纯粹投资治理机制角度来，硅谷的风投也很奇特。它从其他金融中介汇集资金，包括养老基金（占45%），保险公司和银行（占6%），大学基金会（20%）和私人家族（7%），企业（18%）等。 这些来源中，几乎没有什么中央财政投入。风投一般采用合伙制，GP普通合伙人是组织者，也就是上文总是提到的M，LP有限合伙人一般就是上述资金提供者。GP一般收取总资金的2-3%收益。 GP们主要的职责就是在寻找和筛选项目，采用的也是上文的进化博弈方式选拔，典型如投入种子资金进行试探。在硅谷，一般一个投资者一年可以收到近1000个项目资金申请。一个项目其实常常会有好几个不同的投资者，因此，投资者之间也有一定委托代理关系，一般会形成一个主要的投资者和管理者。 他们对于创业企业的主导性非常强，一般占到三分之一以上董事会席位。青木相关的调研还表明，创业企业前20个月，创业CEO被替换的概率是20%，到40个月时，概率就上升到40%，80个月后增至80%。 同时，还需要有足够活跃和强大的IPO和兼并收购市场，这是决定风投们有退路退出的关键。这样的市场越发达，风投才会越激进，敢于探索基础性研发领域。 青木认为，硅谷模式中风投的职能极为关键，正因为职能关键且难度较大，因此需要极为强劲的激励——唯有超额收益才是这种激励可持续的动能。这也能解释，为何在美国，单单一个私人组织的研发实力，可以顶上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以国家力量（财政）支持的研发实力。 任何理想主义的体系，都不能忽略最基本的人性。 全书完毕。 还是看看名著吧，增加识见和理智，原著的思想、视野和方法，毕竟都是第三层次和第四层次的书本远不可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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