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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两本书，巫鸿先生的《美术史十议》和沈卫荣先生的《回归语文学》。在巫鸿的书中，关于一个雕塑的分析很有趣味，但不是出自巫老师，而是精神分析学家佛洛依德对于摩西像的手笔。 
《摩西像》属于大理石雕像，高235厘米，据《圣经》记载，摩西按照上帝旨意，引导以色列人逃出了埃及，上帝给了他“十诫”的石板，当摩西走下西奈山时候，却看到以色列人正在拜祭一头黄金塑造的牛犊，而“十诫”中是禁止制作偶像，于是摩西震怒，将法板摔碎。一般人认为，熟悉基督教的米开朗琪罗，正是抓住这一事件，塑造出了摩西震怒的那一刹那，摩西头部急速左转，注视着拜祭金牛的以色列人，矛盾的脸部表情难抑激愤，上身虽然挺直，但左腿前伸，似乎下一刻就将站起来，向山下扔出镌刻着“十诫”的法板。
面对同一尊雕塑，佛洛依德却释读出了新的意味，他认为，在摩西抽出法板的瞬间，已经控制住了自己的暴怒和激愤。佛洛依德是对雕像的一个小局部观察而得出这个结论，聚焦在摩西的右手，摩西虽然脸部余怒犹存，但右手回向胸前，手指插入卷曲的浓髯中，这个细节反映出摩西将激烈的情绪控制了，让本能该发作的愤怒人为地节制了，雕塑表现了一位具有强烈自我约束的领袖魅力。佛洛依德之所以能注意到别人未曾注意到的细节，很大程度上是他使用了照相技术，基于碎片化的照片，将雕塑的各个细部呈现出来，而关注点也就自然地从整体宏观的观察艺术转到了局部微观的超细节读图。正因如此，在巫鸿看来，佛洛依德的这种分析反应了美术研究的一个历史转折，那就是注意局部，超细节读图。巫鸿先生强调基础和细节，从微观着眼的读图方式，与沈卫荣先生强调的回归语文学，有某种相似之处，都是在强调微观细致的释读，希求还原图像或文本原有旨意。在沈卫荣先生看来，语文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通过收集、编辑残缺的文本，还原其语言和历史语境，企图正确地传达和解释文本的原有意义。然而，在大环境下，人们更愿意或者更关心宏大叙事，而忽略了门槛高，做起来有困难的“语文学”了。（语文学：Philology，曾译作“语学”“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文学借助语言学、古文字学、抄本学、文本校勘等科学手段来释读文本。）《回归语文学》这本书中就举了一个宏观叙事，而微观细节错误了事例：比如“新清史”家们宣传藏传佛教徒将满清皇帝歌颂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因此授予满清统治者为“菩萨皇帝”这个特殊身份，并进而把这种身份作为宣称大清皇帝曾是“宇宙君主”的有力依据。事实是，藏传佛教中习惯用“三圣”概念，或者说“三位一体。”清朝兴起之前，就将吐蕃、蒙古和汉地的统治者分别指称为三位菩萨的化身（观音、文殊、金刚手三位菩萨）。至少从宗教角度看，授予满清皇帝文殊菩萨化身的身份，也不过是把吐蕃、汉地、蒙古放在平等位置。然而由于大部分“新清史家”对藏传佛教了解肤浅，解释牵强附会。（具体内容看下面照片）
上面所举的事例，都是两位先生从微观释读，而推演到宏观，并且对研究问题给出了超人意料的解释，可见注意细微、强调微观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在读书时候，我也发现强调基础研究，和微观细致的释读，固然值得推崇，但宏观的视野，宏观的方法论也不可少，（即便宏观的理论容易夹杂画外音，有时先入为主的大势判断影响研究者）。比如，佛洛依德对摩西像的研究，宏观上，他必须先要了解《圣经》的故事，知道摩西整体上是激愤的状态，至于由愤怒转向平和，也是在激愤的主要格调下的微观变化，毕竟以色列人正在做着“十诫”所不允许的事情（制造偶像并且祭拜），这是上帝所不赞成的啊！其次，在沈卫荣先生的书中，也有一个“丹底寺”的例子，可以说是一语双关，既支持了微观了语文学的重要，也支持了宏观视野的重要。丹底寺（Dan tig）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发源地之一，对于丹底寺这一名称的由来，令藏学家深感困惑，而Schaik和Galambos的研究表明，丹底（Dan tig）是根据佛经《太子须大拏经》中的檀特山来命名的，这是一个王子放逐后又回归的地方，喻指佛教复兴之地。而建造寺院的僧人就是从这部佛教得到启发，把他们想要复兴佛教寺院戒律制度的地方命名为Dan tig，即丹底寺了。要是语文学家不懂佛教，那么再好的文本释读，也难以建立起如此宏观意义的关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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