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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前夕，我们湖南工农义勇队第四团队和平江县一个团队一起赶向南昌。我们浏阳这个团，一千多人，几百枝枪，三个大队（营），九个中队（连），有一个指挥部，由余洒度统一指挥这两个团队。我在浏阳那个团队的团部搞宣传队。那时，很讲究宣传鼓动；到一地，都要开群众大会，讲话，写标语等。  八月一日以后，我们才赶到南昌附近的德安县涂家埠车站。此时，天快黑了。地下党派人赶来通知我们，说已经起义了，部队向南走了，你们不要进南昌了，赶紧撤离这个地方，下一步如何行动；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当即向奉新、上高方向撤离。走了几十里路，在途中露营，如何继续行动，两个团的意见不一致。平江的想回平江，我们部队则希望向浏 阳方向行动，于是，就分开走了。我们走了几天，到江西的铜鼓县，该县同湖南的浏阳县交界，团部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带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江西国民党省政府想拉我们，我们也想利用他们，当时部队连日行军需要修整，同时也得筹饷、补充武器弹药，于是，我们原则上同意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独立旅（混成旅）的一个团，暂驻铜鼓县，我们可以筹饷，要武器，但有个条件：听编不听调。 在铜鼓，主要是训练部队，我调到团部当文书。潘心源离开部队到湖南找党的关系。 这时，江西省委派来一个人同我们联系上了。县委要派人去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我们的行动。其他同志去不了，团党委的组织委员张启龙同志找我谈话说决定派我去。当时我只有十八岁，让我跟着省委来的同志一起去。那人的年龄比我大，是搞秘密交通的，有地下工作经验，名字记不起来了。进南昌时，我们遇到警察，他就主动去问路，大大方方的。这样，警察就不来盘问我们了。这使我学到一点做秘密工作的经验。 在南昌，由江西省委安排，住到修水县委书记父亲（在省政府当一等秘书）的姘头家里，等待省委指示。我那时从未进过大城市，连县城也没到过。 这次到南昌，感到很新奇，我们每天去街上看一看。几乎天天都有杀共产党人的布告。马日事变后，湖南屠杀革命党人很厉害，“宁可杀错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几天后，省委派人来了，找我去。省委书记是汪泽楷，此人以后与彭述之一起成为托陈取消派。我向他报告了情况。 在场的还有一个湖南人，叫刘士奇，可能也是江西省委委员。汪泽楷听后让我赶快离开南昌。他说他们要发传单搞活动，让我在行动前离开，并要我们的部队南下，从铜鼓向莲花县、宁冈县行动，那里有党领导的武装，有枪，到那里再说，“我给你写封信带着”，信是密写的，还是那个人和我一起走。他让我带一百元袁大头路费，把我吓着了，太重，有危险。那人说，无论如何你要带六十元，没有就会行动不方便。后来，修水县委书记的父亲来了，问我哪里人，我说浏阳人。还问夏斗寅部队到过浏阳没有？我说到过。他说：“那好，如果你遇到什么事情被抓起来，给我来个电报，我可以证明你父亲是我的朋友，是我在夏斗寅部队时的朋友，你是来看我的。”  国民党的一批人准备盘问我们两个人，那时我们请的轿子恰恰还没到茶铺时，行程就已经满了。我们两个人步行到茶铺。他们见我们就问：“你们看到后边有两顶轿子吗？”老交通很机灵，随口就答：“正在后面，快到了。” 真玄，差一点就出了事情。摆脱了这些人的盘查，我们赶快走了。 从这里，我与省委的交通员分手了。我去铜鼓，他到别处还有其它任务。 我走到铜鼓县的一个小镇子上，进一个饭店，不让住，换了一家，又不让住。到最后一家，店主告诉我：“挨户团交待了，对没有行李的人要查，不能留宿。”我说：“正好，请他们负责人来，我是去县政府会朋友的，向江西省政府打个电话问一问，省政府是否有我这个人。”店主见此情景，就说：“算了，算了，别找了。这事我们办吧，不必麻烦他们了。”我住下了。这事就这样镇住了。 我接着向铜鼓县城走。一打听，我们的部队已向南走了，我赶快去追部队。毛委员到铜鼓时我没有在。赶上部队后，欧阳晖高兴地告诉我：潘心源从安源接来了毛委员，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经过缤密部署，统一领导驻在修水、安源、铜鼓的工农革命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胜利地举行了秋收起义。让我赶紧把省委的意见向毛委员报告。 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并渴望见到毛泽东。当我走进毛泽东住处的时候，他健步迎上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布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细心地听我的汇报。我把省委负责同志的意见详细地向毛委员作了汇报，把省委的密信交给他，把剩下的银元、铜板一个不留，全部交公。毛委员听完汇报，看完密信，仰天沉思了一会儿，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讲：你一路辛苦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回团部休息去吧。 毛泽东等领导的秋收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后，我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在革命低潮时期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又一次有力反击。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受严重挫折。9 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文家市举行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这个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一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坚决反对少数同志提出的继续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主张，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很不适当的，并明确指出，在敌强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应当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在那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前敌委员会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九月下旬，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离开文家市，朝西南向湘赣边界转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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