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1930年12月25日，为动员根据地军民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保卫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舒同参加誓师大会，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等关于游击战争基本要领的教育，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反“围剿”作战的演讲。毛泽东亲自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写成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舒同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手迹，耳目为之一新。毛泽东那端庄有力的笔法，奔放洒脱的风格，深深感染了舒同，他十分敬佩毛泽东高超的书法艺术，更仰慕毛泽东运用书法这个武器和对联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有效地宣传反“围剿”的作战方针，使这个事关全局的大政方针变得通俗易懂好记，人人都能掌握和运用。 为了开展对国民党军队宣传工作，瓦解动摇敌人，红军总前委发出关于瓦解敌军宣传标语口号十二条，并通令各部队以十二条宣传口号作为武器打击敌人，动员苏区工农兵拿起笔来书写宣传口号，将苏区每个村镇都写满标语，开展宣传攻势。舒同响应总前委号召，以几种字体用石灰水在小布村内外涂刷宣传标。毛泽东看到舒同书写的标语，对舒同的书法艺术极为赞赏，对朱德说：“总司令，你来看，数月前我们打长沙，红军出了个外交家何长工，他会讲几种外语。今天红军又出了个书法家，在墙上写了几种字体，都很好，但不知是何人？”朱德回答：“我对此人略有所知，他是红四军政治部秘书，名叫舒同。他可不简单哩！是全国才子之乡临川师范毕业生。我听叶剑英说过，1926年夏，北伐军攻占抚州，部队举行群众集会，舒同为大会书写的'欢迎北伐军群众大会’横幅，曾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舒同的书法，也是同为书法家惺惺相惜。后来，舒同的书法艺术在战争烽火中得到磨炼和升华。舒同曾回忆：“即使后来参加革命，天天行军打仗，几乎没有专门的写字时间，但我也没有轻易放弃短暂的学习机会，在膝盖上、地上划字。”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不久，蒋介石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为了支持战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节省军费的训令》，规定每日两餐，每人每天只发伙食费8分，连和团级单位每月发灯油费2元，总司令部每月办公费不得超过8元。训令发出后，红军官兵都自愿遵守，舒同也响应中央军委号召，上山挖竹笋，下田捡田螺，到河里捞鱼虾，以节省开支。由于办公经费紧张，舒同一张纸也要用上四次。 舒同投入战前红军宣传工作。政治部重点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宣传工作，毛泽东签署《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通令第四号》，规定对国民党军队宣传鼓动口号12条，其中有“穷人不打穷人”、“白军是军阀的部队，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等。舒同按照要求，以正楷书写标语，以免草书不容易看懂。并根据墙壁长短安排标语，墙壁短一些，书写短标语，若是较长的墙壁，则书写长标语，连标语的符号也不省略。每条标语写完后，还署上机关的名字。无论是墙壁、桥梁、渡船、树林，还是房屋、厨房、寝室，只要能写标语的地方，都写上标语。这些标语也是一支无形的战斗队伍，起了瓦解敌军士气的重要作用。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舒同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随红一军团参加远征福建漳州战役。漳州战役由毛泽东亲自出征指挥。毛泽东提出利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敌人暂时无力组织进攻的空隙，乘红军大胜利的余威，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毛泽东进行东征动员，并率领红一军团赶到离漳州西北20里的马山，组织敌情地形侦察，确定我军进攻部署。1932年4月20日，红军占领漳州。舒同在战场上看到毛泽东路过，随便俯拾地上的子弹壳。漳州战役刚结束，舒同正指挥红军战士打扫战场，毛泽东踏着满地硝烟来到阵地。毛泽东问起舒同籍贯。当舒同作答后，毛泽东惊讶地说：“你跟王安石是老乡呀！”毛泽东握住舒同的手，称颂：“看过你的文章，见过你的字。”毛泽东边走边倾听舒同汇报战斗经过，不时为战士英勇壮烈而发出感慨。毛泽东到来到战斗最激烈的山顶，弯腰抓起一把被炮火摧松的焦土，缓缓将手张开，有几粒铜制的子弹壳从焦土中显露出来，在夕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毛泽东深情说：“这，就是战地黄花哟！”  红一军团返回赣南苏区后，舒同调任红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舒同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代理宣传部长。不久，罗瑞卿到任宣传部长，舒同改任宣传部副部长兼直属政治处主任，之后又调任红十师政治部主任。第五次反“围剿”开始，面对国民党军采取的“步步为营”堡垒战术，教条宗派主义反对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推行极端错误的单纯防御与军事平均主义路线，实行分兵把口，短促突击，甚至于后来在敌人飞机大炮面前，以堡垒对堡垒，节节抗击，被动挨打，以致士气沮丧，部队伤亡消耗很大。整个部队整编时，红十师被缩编为红四团。1934年4月，舒同随红四团参加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博吉、李德在前线视察时，要求红军利用“永久性工事”坚守广昌。彭德怀则提出无险可守的广昌无法坚守，用土木构筑的工事，经不起敌人飞机重炮轰击，建议机动防御，相机突击，求得消灭其一部。但博古和李德固执己见，仍然坚持以阵地防御坚守广昌。自4月10日至4月28日，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血战数十次，尽管给敌以沉重打击，但红军也伤亡5500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战后，舒同调任红二师宣传科长，参加保卫建宁之役。  在反“围剿”作战中，舒同经常撰写战地通讯，发表在《红星报报》上，弘扬红军指战员英勇事迹，字迹活跃在部队行进的征途中，给战士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红军战斗不断失利，许多战士牺牲，也有的悲观失望，弃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在建宁驻马寨战斗中，红军一部被敌人包围，阵地沦入敌手，共青团员谢永生以及十几个战士均被抓走。谢永生在危急关头，始终保持清醒政治头脑，不动摇革命信念，乘敌人混乱之际，将驳壳枪藏在树丛里，同机枪班长跑向树高林密的深山峡谷，在敌人的乱枪之下逃走。谢永生借着夜幕掩护，估计敌人离开后，又摸回藏枪之处，取回自己的武器，还从敌人尸体堆里捡回两颗手榴弹，拖着饥饿疲乏的身体，日夜兼程赶回部队。舒同将谢永生的感人事迹写成《脱险归来的谢永生同志》，发表在1934年5月30日出版的《红星报》上，号召红军战士学习谢永生机智勇敢的革命精神以及高度自觉的纪律观念，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舒同还先后撰写了《加强对杂务人员的教育》、《三个巩固红军的模范连整整一年没有逃跑的》、《一军团机枪连是巩固红军的“拿么温”》、《矮子岭战斗》、《二师连队的娱乐工作》等。（图片来自《舒同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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