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位鲜为人知的热爱中国的法国妇女，曾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她就是何思源先生的夫人、何鲁丽的母亲何宜文女士。 何宜文原名Nathalie Yvonne Jammes，“何宜文”是她1928年加入中国籍时取的中国名字。她1905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Bordeove）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雷诺汽车公司工人，母早亡。1924年她在巴黎大学半工半读求学，结识了一些当时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如许德珩、劳君展、徐悲鸿、周炳霖、陈翰笙、童冠贤、段锡朋等人，独与何思源交往甚密。何思源也是个穷学生，出身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因学业成绩优异，得到山东省教育司（即后来的教育厅）的助学贷金和母校师长资助，升入北京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考取公费留美。他在留学期间极为勤奋刻苦，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假期到农场劳动，又为中外报刊撰稿，因此手中有一些积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货币贬值，用美元到欧洲留学比较合算。他就在芝加哥大学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后，于1922年自费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经济学，后又到法国巴黎大学研究经济，还写了一本45万字的《国际经济政策》著作，出卖部分版权，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同何宜文志趣相投，逐渐成为情侣。1926年何思源回国，在广州参与筹建中山大学，任该校经济系教授兼图书馆长。翌年何宜文也来到中国，与何思源在上海结婚，并取得中国国籍，从此她就以中国人自居了。 何思源自1928年至1943年任山东省教育厅长，他们夫妇在济南住了10年，生下两男两女。何夫人很快学会汉语，适应了中国生活方式，操持家务，教养子女，支持何思源的工作和事业。她平时不大参加社会活动，只是在1933年至1935年黄河三次决口，山东水灾严重，才走出家门，同山东妇女界姐妹们一起，积极参加了救灾的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山东，何思源以教育厅长兼任鲁北行署主任及游击指挥，组织部队在鲁北平原抗日打游击。因为何宜文是个外国人，四个孩子又太小（最大的8岁），随军活动有困难，就把她和孩子安置在距鲁北较近的天津英租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英租界，她急忙迁入意租界，但也未能逃出日军魔掌，12月31日，日本宪兵勾结意租界工部局把她和四个孩子逮捕，押送鲁北惠民作为人质，并以南京汪伪政府部长或山东伪省长的职位为诱饵，欲逼何思源投降。还扬言：如不投降，就要对何部进行包围扫荡，并把何夫人母子放在队伍前面，何思源如开枪抵抗，就先打死自己的家属。同时，日本宪兵几次逼何夫人写信劝降，都被她拒绝。她怒斥日本宪兵：“你们打不了何思源，却拿妇女小孩出气，真卑鄙！”日本宪兵小队长威吓她也不为所动，充分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由于何思源与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电请蒋介石扣留在河南的70名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作为反人质；又派人到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通过邮局投书各外国使领馆、中外报馆、各学校、各慈善团体等，揭露日军违反国际公法、劫持妇孺作人质逼迫投降的罪行，并声明已扣留帮凶国意大利人为反人质，日军如敢杀害他的家属一人，他将杀意大利人10人以为报复。此事传播中外，日军大为丢丑。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下令山东日军，限期将何思源家属送回天津。山东日军还不甘心失败，又调集重兵，对何部进行大规模包围袭击，企图活捉何思源，亦未得逞。才于1942年1月底将何夫人和四个孩子送回天津。 路过济南时，山东日军司令土桥还想挽回面子，面见何夫人，假惺惺地进行慰问，要求何夫人发表广播讲话，承认她是“自愿”在日军协助下前来山东寻夫的，并要她表示“感谢皇军照顾”。被何夫人严词拒绝。她说：“我的中国话讲得不好，不会广播。如果一定要我讲，我只能实说，不会说瞎话。”日军的阴谋再一次失败。 此后，她带着四个孩子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吃尽千辛万苦，几经辗转，最后于1944年初到了大后方，寄居西安。日本投降后，何思源作为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率领地方部队收复了济南，她才重返济南，合家团聚。1946年11月，何思源调任北平市长，全家又迁来北平。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权贪污腐化，大发“劫收”财，又发动全面内战，实行特务统治，闹得经济破产，民不聊生，人民纷纷反抗。这一切使她和何思源同样感到失望、困惑和苦闷。由于何思源对蒋介石失去信心，抵制了镇压进步学生的反动政策，同蒋的嫡系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和军统特务发生矛盾，又违反蒋介石的指示，大力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1948年6月被免职。这使他们更加看清蒋家的天下必将崩溃，已无可救药，决心转向人民。当战火逼近平津的时候，她曾被通知随同在华北的外国妇孺撤退，北平围城时，又有朋友派专机协助搬迁，她都谢绝了，决心留在北平与何思源共命运。在她的支持下，何思源以他的地位和声望，在社会上公开倡导和平运动，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拥护，也为傅作义将军的起义作了社会舆论准备。 但是，何思源的和平活动却遭到反动派的嫉恨，蒋介石亲自下令军统特务暗杀何思源。1949年1月17日这一天，本是何思源与各界代表出城同解放军接洽和谈的日子，就在是日凌晨3时许，何的锡拉胡同寓所屋顶上，特务安放的两枚定时炸弹爆炸了，他们的小女儿何鲁美被当场炸死，全家人负伤，以何夫人和长公子何理路伤势最重，颅内均留有弹片，她再一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牺牲！ 在旧社会，她虽然是“大官”的夫人，却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待人诚恳和蔼，平易近人，而且慷慨大方，喜欢帮助人。送给人家的东西定要挑选好的，宁可把次的留给自己用。有人背后叫她“洋鬼子”，她听见了并不恼火，而是风趣地说：“谁再叫我洋鬼子，我就罚他钱，你们都来叫吧，钱多了用来办学校”。 何夫人对子女非常慈爱，但又管教甚严，养成良好家风。他们的子女都很朴实、谦虚、有礼貌，品德高尚，没有丝毫纨袴子弟的习气。她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除学校教育外，还聘请外籍家庭教师教授外语，所以他们的子女都精通英、法两门外语，有的通晓英、法、德、俄四门外语。连第三代在内，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她对教师非常尊重，真正做到了“久而敬之”。何思源先生曾自豪地说：“别看我很穷，我家却为国家储备了人才能源”。 解放后，她真心欢迎新社会，拥护共产党，力求进步。她参加了民革组织，参加全国政协妇女组的学习活动，主动参加一些义务劳动。经许德珩、劳君展两同志介绍，为铁路系统一个训练班教了3年法语和西班牙语，每天挤电车去北太平庄训练班授课，直到身体支持不住，途中晕倒，才被劝说停止。她以有机会为人民服务为荣。她还以自身体验向外国朋友宣传新中国的政策好。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到很大冲击，家中被查抄一空，打砸抢分子还对她百般威胁恫吓，逼她交出“金银财宝”，比她当年见到的日本宪兵似乎还要凶几分，这使她很不理解。最使她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命根子”国籍证被抄走了。她那时因受刺激过甚，神经有些失常，竟怀疑是不是国家不承认她加入中国籍，不许她做中国人了？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孙女在学校里也受到歧视，班主任说她家里藏着外国人，是“里通外国”的家庭，叫同学们不要同她接近。孙女回家大哭，埋怨奶奶连累了自己，这更使她伤心。此事通过当时驻民革中央的军代表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立即命国务院另行颁发了新的国籍证。周总理的关怀使他们全家感到无限的欣慰。 大约在1970年左右，笔者从被遣送监督劳动的山东农村来北京探亲，趁便去看望多年不见的老领导何思源先生，在那“史无前例”的人人要“划清界限”的年代，人际关系被扭曲。看得出，何先生对于接待“反”字号的旧朋友不无顾虑，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有点后悔，不该来给人增加思想负担。然而何夫人却非常热情，问长问短，极为关怀。她说：“我们也被抄了家，但无论如何总要比你强一些，你有什么困难只管说，能帮忙的我们一定帮忙。”我连忙辞谢了她的好意，但她的情谊至今难忘。我见她给我端茶时，两手颤抖，茶水都要溅出来了，我问：“你这是怎么了？”她说：“文化大革命吓的”。 她的头部曾被炸伤，体质较差，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大大损害了她的健康，后来患脑血栓症，卧病一年多，于1978年去世，据何思源先生谈，何夫人在国外还有一些社会关系，但是她从抗日战争到北平解放，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也从来没有想到要离开中国。因为她说，她已是“中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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