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冰.我们的1978 巴山苦旅逢甘霖 时光如流水，静静地流淌了四十三年。可每每忆及我的高考，却总是那么清晰，那么让人心乱，那么让人胸痛，那么让人泪流，那么让人不平静。高考这一人生经历，似乎就在昨日，甚至正在进行中！1978年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刚满30岁的我正在大巴山深处一所农村小学并不敞亮的教室里给四年级学生上数学课。突然，教室外操场边有人高喊：“罗老师取信！”定睛一看，原来是附近生产队刘队长，他刚自15里外的公社返家，受邮局委托顺便给我带信。接过一个牛皮纸信封，发现是一封来自西南师范学院的信，收信人写着“罗天鹏同学”。我一下子懵了！谁给我的信呀？还称呼我一个久违的“同学”！赶紧打开信封，啊，是一封录取通知书！我被教育部直属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录取了！原本已经没抱任何希望而渐渐淡忘了的高考，却以这种突然的方式，把美好的结果给我送来了！顿时，两股热流从我双眼奔涌而下。透过依稀的泪花，我恍惚看到了自己步履蹒跚的高考路、艰辛蹉跎的知青路······
考三中、上清华、当工程师——是我始自初中一年级的梦想。可是命运多舛，读书梦灰飞烟灭！1964年9月初，初中毕业、身体羸弱、年龄不足16岁、身高刚及1米58的我，便随着上山下乡的热浪，被从重庆裹挟到了当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极贫地区——大巴山区通江县洪口区洪口公社，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战天斗地修地球来了！虽然长期坚持自学，可我毕竟只有初中文凭，1977年恢复高考，消息传来后，我心里也只是小小地溅起几朵浪花，并不敢深想。更何况，我还是一个政治成分极低的“可教育好子女”，当年极好的学习成绩却连高中都不让上，会让你上大学吗？为什么我会在农村一呆10年，直到4年前因为山区教师奇缺，才让我从一个普通农民当上了吃社办粮、月薪26元的民办教师呢？不就是因为我的父亲是臭名远扬重庆市的重庆钢铁公司大右派！改革开放40年后陆续披露的讯息证明了我当初的判断：1977年的高考政治审查放宽了一点，但仍然很严，许多高分考生都因家庭问题政审不过关而名落孙山。父亲是一个传奇。他是一个在国民党兵工厂成长起来的高小学历者。在河南鞏县兵工厂当童工时，他的车工技术受到来厂视察的大军阀冯玉祥的当面称赞。天资聪慧、自学不倦的他，三十出头便成为国民政府兵工署29兵工厂(重钢前身)的少校副工程师。解放后，他因出身工人、技术精湛，受到党和企业重用，成为重钢技术干部和基建工程专家。父亲一生正直好言，难免得罪小人，由此遭人诬陷贪污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蒙冤。我那39岁的可怜母亲，时任街道干部，却因遭受父亲株连，受到无知而愚昧群众的“跪瓦渣”“坐喷气式”“鸭儿浮水”等14年后大量可见的“文革式”折磨、凌辱。一年后父亲终获平反，但性格刚烈、不堪忍受的母亲却已先期丢下5个多月的小妹(曾尝试送人，不忍，未遂)、3岁多的我，以及3个哥哥1个姐姐，自缢身亡！1957年反右斗争时，父亲因得罪过公司领导又多次被“引蛇出洞”，在会上发言批评个别领导“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加之长期为母亲死亡之事耿耿于怀，父亲成为重钢最大的极右分子之一！晚年他常说，要不是顾念到9个子女(此时我家又添了3个弟妹)，他早就自杀了！若不是他出身较好，特别是重钢各类重大工程离不了他这个“反动技术权威”，他早被送进监狱了!父亲被留用，就地监督改造，工资从高薪160元一下降为66元！我们一家三代20几口人(大姐已育有3子1女，大哥后来育有1子1女)，政治上、精神上、生活上遭受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厄运——社会歧视、人格践踏、经济窘迫从此开始并延续21年，直到1979年。为了父亲的平反，我在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查到了当年《重庆日报》头版头条点名批判他和其他工程师的相关报道。
父亲一直寄厚望于从小学习优异的我，希望我长大后能考上一个好大学。这也确实是我当知青以前的梦想！当知青多年，都因父亲的政治问题，招工返城与我们夫妇失之东隅(妻子家也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我们一家真的是要永远留在大山里了吗？我绝望了！1978年4月，突然收到大嫂来信，她希望我参加当年高考。她激将我说，你不是从小学习那么好吗？不是老认为自己各方面知识掌握得很丰富很扎实吗？为什么不敢去试试，证明自己？大哥大嫂在地质队工作。1958年，大哥从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分配到成都四川省地质局，旋即因父亲是大右派而被改分配到川南一个地质队，工作至退休。初恋女友为此分手。随后，其他几个哥哥和弟妹，或因政审过不了关，或因“文革”错过最佳学习时机，大哥成为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这是我父亲和全家人心中几十年难以消失的痛！尽管大嫂的来信刺激了我，但诸多顾虑仍让我踌躇不前。是两个意外因素，促成了我走上高考之路：公社中心校、区中学的老师大多了解我的知识储备情况，还推荐调我去刚成立的区中学教初中数学课，可事情说了一年多还无下文，我这才幡然醒悟——是因为我只有初中文凭！于是我开始纠结，我为什么不去试试参加高考改变状况呢？又正巧，高考报名的最后一天是星期天，我下山到15里外的公社买米购物，一位素来友好的中心小学老师自作主张，到区里的高考报名点替我报了名。这下子，我被逼上梁山了！“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1980年代流行的至理名言，其精髓我提前领悟到了。好像不到两个月就要高考了，可我尚无任何准备，怎么办？首先是没有任何复习参考资料。四处打听寻找，一位小学教师同事把他仅有的一本薄薄的重庆三中编辑的“历史地理复习要点”借给了我，除此之外没有一张纸片。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上了。找到几位酷爱学习的老师、公社干部，把有关的历史地理政治语文课本、书籍尽可能借来翻阅，把以前自学过的高中数学再复习一遍(担任民办教师期间我自学了高中数理化课程)，把其中的三角函数部分作为重点。我家历来重视阅读，从小学三年级起我就翻阅字典，随三哥、四哥用父亲、继母的借书证，在三四年里把重钢公司图书馆的大多数中外名著看了个遍。尤其是初中时底子打得牢，成绩优异，完全不偏科，初三上期期末考试，名列年级近300同学之首！在农村那么艰苦的环境里，只要挤得出时间，我都坚持读书和写作。记得十六七岁在林场插队时，为了解决煤油短缺不够照明的问题，我们几个知青同学经常上山采集松明子，挑灯夜读，全然不顾那黑黑的滚滚浓烟。长期不懈努力学习、广泛涉猎知识打下的基础，让我在高考复习阶段受益匪浅。几十年来我总告诉朋友和儿孙，是从小酷爱学习，乃至在10年披星戴月、风雨无休的知青生活中，在4年潜心钻研、呕心沥血的教师工作里，始终如一地刻苦学习，为我的高考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基础。
其实，高考复习期间最感头痛的是时间。作为一个复式班老师，我是一、四两个年级的班主任，讲授两个班级所有的课程，包括并不限于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白天忙得嘴皮合不上、手脚不得空，只有偶尔见缝插针，在布置两个年级学生同时做课堂作业时，抓紧在黑板上做几道三角函数题，高深的数学题看得学生莫名其妙。除此之外，白天根本没有自己的复习时间。作为一个山村小学民办教师，我还得每天下午五六点钟，从七八里外的任课村小翻山越岭，行走四五十分钟回家，然后下沟背水、上山砍柴，去自留地耕耘，毕竟蔬菜土豆红薯全得自给自足。作为一名父亲，早晚我都要与同为民办教师的妻子共襄家务，天不亮起床，夜深也难好好休息，要照顾一岁小女儿。作为一个考生，我只有每天深夜，孩子入睡、家务做完后，才能在昏暗、惨淡的煤油灯下做题、阅读、思考、背诵。印象最为深刻、以致几十年念念不忘的是，由于无知与性急，我差点与高考、与西南师范学院擦肩而过：高考前夜，我无所谓地丢下复习资料，与数百名街道居民、机关干部一起，高高兴兴地观看了一场县电影队放映的坝坝电影(片名忘了)。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为何高考前夜还那么想看电影？要知道，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我们在山上几年都很难欣赏到一场电影，我真舍不得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何况，我对高考的成功本不抱多大希望。电影让人兴奋了，却没有睡意了。近十点钟，赶到区卫生院，医生开了两粒速眠宁，嘱我先服一粒，睡不着再服一粒。此生从未接触过安眠药的我哪知此药的厉害！眼见服下速眠宁十分钟仍无睡意，我赶紧服下第二粒。这下催悲了！第二天早上7点半，一个人突然一脚把我蹬醒,大喊：“咋个还不起床！”高声喊我的人是我借宿并同眠的朋友，中学老师。我这才一下想起，我该参加高考！可是头脑发晕、浑身无力呀！几个老师见状，立即搀扶我前往区卫生院抢救。一脸茫然的医生毫无办法，毕竟洗胃也来不及了。我昏头昏脑地来到考场，已敲过第一道开考课铃了！三天的考试在浑浑噩噩中进行，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考下来的。只知道，好多试题认识我而我好像不认识它，尤其是数学，愈考愈紧张愈头晕，连平时自己觉得掌握较好的题型也似晃似乎地做不出来了！最后数学竟然只得了35分！感觉自己总体考得很不好，完全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又不知道“国家将放宽政审条件”的传言是否属实，身处大山之中信息极其闭塞的我，对高考上榜基本放弃了希望，回到学校继续平静地教我的书。
直到突然有一天，公社通知我去县城参加体检，才知道我入围了。及至托人帮忙搭乘货车，站在货厢上摇摇晃晃赶到150里外的县城，我才从县招办得知，自己居然获得全县高考文科第三名！低水平上的高考成绩消息传回区和公社，干部、教师们对我的认识加深一层了。毕竟全区数百考生，仅仅我一人能参加体检，那么多下乡知青、回乡知青、应届高中生，包括重庆顶尖中学在内的1965级以来各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在职教师，或不敢参加高考，或直接高考失利。直至40年后，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时，各种相关历史资料披露出来，我才知道自己当年的高考成绩居然超过本科录取分数线六七十分，全国录取比例则不到7%！1979年1月，我利用假期接回小女儿送至成都，终止了她1年10个月的二代知青“知龄”；1979年2月，妻子被冶金部下属公司招工回到成都，结束了她14年半的知青生涯；1987年5月，当年迫于生活压力而于襁褓中送往外地抚养的大女儿回到我们身边，终结了她15年半的外乡异姓生活。至此，我们一家人才真正从噩梦中苏醒，迎来了明媚春天！“十年浩劫”之后的高考，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改变了我一家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无数知青和青年人的命运！作为高考所依托的改革开放，则改变了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和普通百姓的命运，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我能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知青，经大学毕业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成长为一个党和国家的中级干部、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一个在省级和国家级专业学会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我和我的家人由衷地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邓小平！感谢高考！
作者简介：罗天鹏，重庆人，1964年初中毕业上山下乡，1978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8月进入四川日报社，曾任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四川日报社副总编辑、二级高级编辑、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会长。退休至今从事关爱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