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董云平 每一座城市都是一本书，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块土地、每一段历史都是需要我们阅读的文字、段落，如何去阅读，去理解，去感受？近日，著名作家阿成做客“龙江讲坛”，以《读城·读书·写作》为题，以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之间的相互依存，为听众解读自己的读城、读书、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阐述自己的作品风格和城市的血脉亲情。他幽默风趣，妙语连珠，活泼而接地气的讲述，引发现场听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作家要牢牢绑定自己赖以生存之地 阿成说，有人问我，写作成功的诀窍是什么？我说，就是紧紧抓住自己生活的故乡或者城市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因为一个作家的生存背景就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精神资源。 比如说，汪曾祺先生，他的作品就是“高邮”的味道，有着“高邮”的风度、风俗、价值、审美。这看起来是一种个性，其实里面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福楼拜写的就是那个“邮票大小”的地方，却得了诺贝尔奖。陆文夫笔下就写苏州，不仅着力于苏州地方风物的描摹，更关注这一地域居民的情感态度与生存境况，准确传达变化中的苏州文化情境。邓友梅笔下是纯粹的北京，北京的腔调，北京的神态，北京的历史，北京的文化。冯骥才，天津；巴金，海派……在我们黑龙江也有一个这样的作家，她就是萧红，一辈子在写呼兰。 因此，我们要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就应该了解这个人和他赖以生活的城市，只有这样，才能比较精准、比较全面地解读他的作品，理解它的价值、内涵和审美意义。而现在，我们很多的文学研究都是从作品到作品，从作品到评论，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误区。 这座城给了我丰厚的精神资源 在阿成出版的近40本作品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充满情感地渗透着俄罗斯色彩，其中包括建筑方面的随笔集，像《仰望殿堂、《远东背影》等。对此，阿成认为，这得益于他生活的这座城市，这座美丽而宽容的城市，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城市。 阿成回忆，他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就在现在的友谊宫和哈尔滨音乐厅看过俄文版的苏联电影《前哨》和《培养勇敢的精神》，更早的还有《风暴》、《难忘的一九一九》等等，以及那些表现苏联卫国战争年代的众多影片，甚至还有门捷列夫的《法医学》和普罗汉诺夫的著作。在他还是孩童的时候，就被老爸送进苏联人创办的红十字幼儿园，被迫在那里吃东欧式的西餐。“我早期的作品也经常出现这种东西，特别是我的长篇小说《马尸的冬雨》，从头到尾全都是关乎俄国侨民的生存故事。总之，那一段别致的生活像风一样吹进了我的生命，像教堂的钟声一样拨动着我的心弦，并蓄存于我的整个经历当中，成为个人的一份私藏的精神资源”，阿成说。 一个好的小说家是一个老练的诱惑者 阿成说，自己从小喜欢读书，没有原因；而且什么书都读，没有选择。为了省下买书的钱，他经常不坐车，跑步到新华书店买书；还经常借书来抄。曾经因为无书可读，他把父亲建筑方面的书籍读遍了。到了青年时期，他更是一有空就把藏在身上的袖珍图书拿出来背上一段，正是读书，奠定了他的写作基础。 阿成说，自己从来没想过当作家，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拉煤工人。他只是喜欢写，在类似记事本的纸上，写点杂七杂八的感受，从没主动投过稿，也不知道有什么文学杂志。直到有一天，一个姓韩的好朋友到家里找他，偶然翻到他的文字，就说，你写的好像是小说，我认识编辑部的，给你送去看看！起初投稿，可谓“投10回，退15回”，但他不服气，就这样坚持，曾经卖的手写稿纸都是用手推车拉的。 终于磨尽笔头，一朝写成。从处女作发表到1988年在《北京文学》发表《年关六赋》，并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阿成在文学道路上摸索了整整十年。他付出很多的时间，但是也收获了潜心写作的定力、扎实智慧又灵动的叙述能力。一些作家，从短篇小说起步，写中篇，再写长篇。阿成不这么看。他觉得短篇像是微雕艺术，没有高超的技巧写不了，需要凝炼的语言，同时丝毫不局促，像古诗填词，又不受诗词格律的限制。他半开玩笑道：“为什么中国的长篇小说多？就是中国人喜欢啰嗦。有人写长篇，上瘾不说还写得好。好长篇让人读起来感觉不像长篇，那才是成功的长篇。”他也写过几部长篇，但他不愿意写，“写长篇太累，把我拴住了。生活不完全是写作。” 如今谈起写作，他将一位外国女作家的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无论小说改了多少遍，但改成之后一定要让读者认为是不经意写出来的”、“最复杂最难表达的意思，一定能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表达出来”。阿成还说，“优秀的小说都是关照人类灵魂的，是不分国界的”；“一个好的小说家应该是一个老练的诱惑者”。 图为作家阿成在讲座中。 本报记者董云平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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