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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末期，天下纷争。 年轻的李斯在楚国上蔡做着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吏，虽不愁吃喝，但他深知天下大计，变局就在朝夕，乱世之中，正是自己建功立业之时。
一日李斯饮罢酒去茅厕，厕中有鼠，李斯忽然想到，仓中之鼠，吃得脑满肠肥，见人还不知害怕，而这厕中之鼠，瘦得皮包骨，见人即怕，同样是鼠，何以差别如此之大？“人混得好不好和老鼠一样啊，关键是看他在哪里混！”李斯又联想到自己，“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李斯越想越悲，自己在这小小的上蔡，做着这小小的官吏，何时才能出人头地，建功立业呢？禁不住痛哭一场。 第二天，李斯就收拾行李，离开上蔡，决定先投奔名师学习帝王之术，之后再施展身手，做一番功业。 李斯投的是谁呢？正是在楚国做兰陵令的荀子。 荀子当时已七十一岁，其名满天下，在兰陵一边做官，一边著书立说，教化弟子。李斯投师荀子时，其门下还有一个学生，即日后大名鼎鼎的集法家理论之大成者韩非。这样，李斯就和韩非成为了同学。
荀子本是赵国人，怎么到了楚国兰陵做官呢？ 荀子出生于赵武灵王初年（约公元前325年），他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对其他各家学说也多有涉猎。传说荀子曾向根牟子学《诗》，向虞卿学《春秋》，同时精通《周易》，擅长于《礼》。 荀子在五十岁前，一直生活在赵国，经历了赵武灵王、赵惠文王等国君的统治。 荀子三十岁之前，赵国经由“胡服骑射”的改革由弱转强，这时荀子是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的，强调以自身合于外在的礼义标准，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也都是儒家色彩很浓，侧重在自身的道德修养方面，如《劝学》《修身》《荣辱》等篇。而荀子三十岁之后，赵国经过了太子作乱等内祸，元气大伤，国势日落。荀子这时开始探讨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治国方略，把兴趣转向了赵国的现实政治，《王制》《富国》《王霸》等篇就是荀子分析当时形势，提出的治国之措。 但当时赵惠文王身边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荀子虽满腹经纶，却一直未获施展抱负的机会。荀子50岁时，赵国的形势已很是不妙，外有秦国的屡屡攻击，国内又有瘟疫流行，荀子在赵国实在是报国无望，便于公元前276年，来到齐国的稷下学宫游学，期望找到一条出路。 稷下学宫，是齐国设在都城临淄稷门附近的一所学府，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询中心。齐宣王招致天下贤士近千人，让他们“不治而议论”，就是让这些知识分子不当官，但可以发现意见，议论天下大事，追求学问之道，很有“百家争鸣”的味道，稷下学宫汇集了道家、儒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等百家之学，其中以黄老之学即道家居于主导地位。 荀子在稷下学宫非凡的才学很快崭露出来，十几年时间，先后三次出任学宫祭酒（学宫的主持人，相当于大学校长）。在此期间，荀子和齐相田单交好，荀子希望自己能够参政，在齐国实行王者政治，但因遭人排挤，未能如愿，当时正好赵国新国君即位，荀子便又回到赵国，希望能为赵国效力。 回到赵国后，荀子的政治主张依然不被接受，他又去了秦国，见了秦相范雎，也未受到重视。但他在秦国认识了正在秦国充当人质的楚国太子完和黄歇。公元前263年，太子完逃回楚国，继位当了国君，荀子便和黄歇一起来到楚国，黄歇被封为春申君，荀子被任命为兰陵令，荀子年71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斯投师荀子。 再说韩非。韩非是韩国宗室，为韩国谋富强是他一生的愿望。他年轻时即受业于荀子，博学好思，既有卓越的思辩才能，又具有广博的关于天道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经验与知识，尤其是他对世情人心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对于经世治国也具有非同寻常的见解。他的《韩非子》一书，大都是他向统治者奉上的“王霸之术”。
韩非向荀子求学的具体事迹已不可考，但循着他著作的痕迹，可以看出，随着他阅历的增加和认识的加深，特别是他韩国宗室的身份赋予了他强烈的使命感，他应该是逐渐对荀子的理论失去了兴趣，认为它很难在这乱世之中为自己的祖国提供一副从衰弱走向强盛的药方，因而他开始转向别的学问，很快被法家吸引，他批判性地研究了诸如慎到、商鞅、申不害等人的学说，最终建立了自己规模宏大的思想体系，这一成果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韩非子》一书中。 而李斯呢，他本人学习的出发点就是建立功业，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因此他对荀子思想中传统的儒家学说并不太认真，反而对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说”而提出的“性恶论”颇有研究，很容易与法家提倡的“治”天下，以法治人联系起来。 《荀子》中记载了一段荀子与李斯的对话，李斯对荀子说，秦国不以“仁义为之”，只靠“以便从事”，也能“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从这些话中就可以看出，李斯对儒家提倡的所谓“仁义”是没什么兴趣的，他说，秦国没有仁义，人家也能称霸各国。而荀子对李斯说，仁义之政才是根本，不行仁义，只是强在一时而已，他还批评李斯“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从这些对话中，就已可以看出李斯的思想倾向了，荀子的规劝对李斯没有起到作用。 而李斯这一时期也深受韩非影响，二人同学，李斯非常敬佩韩非的才华，他曾公开承认自己在学业上不如韩非，而为了与韩非结交，李斯在自己学业期满后并未离开荀子，又继续深研了两年，就是为了与韩非能朝夕相处。二人以后都走向法家，也并非偶然。 李斯出师后直奔秦国，其后所为大家都知道了。据说李斯当了宰相的消息传到荀子耳中时，荀子并不高兴，而是很替李斯担心，他知道这个学生的弱点。
而韩非空有才华，并未在韩国受到重用，而他的著作却流传了出去，秦始皇看到后大加赞赏，得知韩非在韩国后，秦始皇即下令攻打韩国，明言只要韩非一人。韩王当即让韩非“出使”秦国，这样韩非也到了秦国，和李斯又碰面了。李斯此时已是秦国丞相，他非常害怕韩非受到秦始皇的重用，就抓住机会进谗言，最终害得韩非进了监狱，李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狱中毒杀了韩非，时在公元前233年。 韩非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先秦诸子时代，那是一个璀璨的、各种思想萌发、学说纷呈的哲人时代，其后到来的，只能说是政客时代，李斯就是最亢奋的政客。 李斯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但也是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以推行郡县制解决了封建诸侯的问题，但他为了成功，毫无原则，秦二世登基后秦国十二公子被砍头，十个公主被肢解，公子高甚至被要求殉葬秦始皇，李斯用这样残酷的方法帮助新君，所以后人说：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李斯最终被赵高所杀。 公元前236年，李斯怂恿秦王发兵攻打赵国，荀子听说后大怒，满腔悲愤，最后绝食而亡。师生三人，就这样在时代的大潮中，演绎了一出纠緾不清的命运悲剧。 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没有谁，能脱离时代而独自存在。此话信然。 至于说为什么儒家的荀子最终教出了两个法家的学生，一是因为荀子本身思想庞杂，并不囿于孔孟之学，而是对他们的学说批判地继承、发展，他的天人相分观点，性恶论等，稍加延伸很容易和法家联系起来。 二是因为大时代的背景，那个时代，礼崩乐坏，人人只争眼前利益，国与国这间也是豪取强夺，在那样的背景下，儒学很容易遭到弃毁，而能立竿见影起到效果的法家之术却能大行之道。 三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须弄清，所谓诸子百家，是由谁命名的？换言之，也就是说在当时，孔子说过自己是儒家吗？墨子说过自己是墨家吗？如果当时没有这些命名，诸子只是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作为学生来讲，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不过是知识的不同而已，可能并没有我们作为后人来看的那种“叛出师门”的罪恶性。 事实上《论语》和《孟子》中，涉及到“儒”的一共只有四句，而且只是把“儒”看作是读书人的代称而已，并没有“儒家”之说，孟子比孔子小了近200年，也没有说过自己是儒家。这充分说明，所谓诸子百家，只是后世的概括、命名而已，并非是他们的自称。这样来看，也就不必纠结为什么大儒荀子会教出两个法家弟子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我们，无不是荀子的学生，课本上的《劝学》，至今忆起，还是如金石发聩——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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