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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李贽，常心有戚戚焉。他如一个盗火者，以离经叛道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中，他批道学，扬人性；倡导男女平等，支持婚姻自由；他把孔子拉下神坛，痛斥那些身着儒衣满嘴道德却行着假仁假义之事的道学家……有人说，李贽是穿越到明朝的现代人，他的思想太超前，以至为当世所不容，哪里有什么穿越者，他不过是葆守了内心的那团火，求真之火，他卓卓然立于世，绝不与这个世界行什么“讲和”之事，他宁肯抢刀自戕，也不愿在大明王朝的狱中“污己面目”，其悲壮惨烈，有几个“中庸”之人能做到？如果说李贽是穿越者，我宁肯相信，他并非是由现在穿越过去的，而是在不知多少年之后的未来穿越，若他活在现在，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他痛斥的道学家，又有何分别？ 李贽（1527—1602），明代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反对封建正统思想，批判程朱理学，著作有《藏书》、《焚书》等。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京城之中，大明王朝的大狱中，一位清矍的老人让狱卒找人来，说他发须皆乱，要剃头理面。剃头匠来后，手拿剃刀为老人理发，这位老人趁剃头匠不注意，一把夺过剃刀，锋利的刀刃轻轻滑过老人突起的喉咙，顿时，老人倒在血泊之中。 狱卒问曰：“痛否？” 老人以手指蘸血，在衣袍上写：“不痛。” 狱卒又问：“裁决未下，为何自刎？” 老人写：“七十老翁何所求！” 第二日，老人溘然长逝，终年76岁。 这位老人，正是李贽。 生要求真，死亦磊落。 李贽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总让人想起王阳明的临终之语：“此心光明，夫复何求。”李贽正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在学术上一脉相承，但李贽更进一步发挥了“心学”之义，李贽之心，源于童心，直指人的初心，他一生追求的是去除人性束缚，留存人之真性。他的自然脱俗，却被世人目为离经叛道；他的潇洒任意，却被皇帝指为“惑世诬民”。 同那个年代的读书人一样，李贽的出路也只有一条，就是参加科举考试。1552年，李贽在家乡福建通过了乡试，成为举人，举人有资格参加第二年春天在京城举行的会试，考中之后可当大官，而举人也可直接做官，但是只能做一些不重要的官，也很难晋升。 而李贽的选择呢，是宁肯做一个小官，能养家糊口即可，他再不愿参加这种考试了，他说，能考中举人本来就是“侥幸”，可不再参加这样折磨人的考试了。 原来，他这次考试，本来就有点“作弊”之嫌。 李贽天资聪颖，长于思考。在他12岁那年，曾做了一篇《老农老圃论》的文章，把《论语》中记载的樊迟向孩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反而被孔子讥笑成是胸无大志的小人，又以老人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论据，批评了孔子轻视劳动，热衷功名的思想。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地，要知道，孔子一直是历朝尊崇的万世圣人，明朝当然也是如此，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真不知道李贽这种想法是如何而来。当然，文章一出，当地士人学子也是纷纷侧目，称这个孩子张狂无度，标新立异。 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每天要学习八股文和朱熹注的四书五经，因为科考考的正是这些东西，而且只能用四书五经的观点来阐述，这对于李贽来说不啻是一种折磨，他不感兴趣，也不得要领，他自己曾说，“我慢慢长大后，仍然糊里糊涂，读朱熹的注释不能理解，写出来的东西也不符合朱熹的本意。” 但作为读书人，李贽的出路只能是参加科考，怎么办呢？他后来想明白了，这不过是个文字游戏罢了，于是他找来一些“时文”，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高考的作文“范文”，每天看几篇，死记硬背，就是凭着这点底子，再加上他的聪明，在考场上拼凑理顺，竟然顺利通过了考试。 这个举人，就是这样得到的。 李贽这种对于封建正统的叛逆，可能和他的家庭也有关系。 李贽1527年出生在福建泉州，那时叫温陵。刚出生时李贽姓林，叫林载贽。 泉州，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唐宋两朝就在这里与海外国家行贸易，元末明初，泉州海外贸易更为发达，泉州因此经商风气浓厚。 明洪武年间，泉州一位李姓巨商航海到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不但做生意，还娶了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女子为妻，他自己也信奉了伊斯兰教，最后携妻回到泉州。 娶外国女子，信仰外教，这是背叛祖宗，违犯家规之事，李姓族人非常不满，而这位巨商也毫不让步，对自己的信仰矢志不移，最终李姓家庭分裂，巨商放弃李姓改为林姓。 这位巨商，就是李贽（李载贽）的远祖。所以有人说李贽身上有阿拉伯的人的血缘，有肯定是有，但经过几代人，在体形外貌上早已看不出什么来了，重要的是，这种敢为天下先，逆流风而行事的个性、基因，倒是很有可能传到了李贽身上。 后来考举人时李贽改林为李，明穆宗朱载垕即位后，为避皇帝讳，只能去掉“载”字，于是成了“李贽”。 考中举人后，等了几年，李贽奉朝廷之命前往河南南部的一个小县共城（今河南辉县），任主管文教的教谕。 李贽对此次千里当官，而且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教谕，内心其实是不愿意的，他曾说，我当初想得到一个在江南离家较近的地方的官职，不料想却要到万里以外的共城，这让白发苍苍的父亲很是担心，但是，共城是宋代李之才的宦游之地，又有邵雍的“安乐窝”在那里，邵雍本是洛阳人，能不远万里去向李之才求学，我若是在那里也能获得学问，也是一件乐事。 可见，李贽去当官，也是抱着求学的心态去的。李贽所说的“学问”，基本上等同于古人的“道”，属于哲学范畴，基本上是指“人生的真谛”。 李贽的一生，也正是追求人生真谛的一生。 但是，在共城的四年，李贽并未得偿所愿。共城是个小地方，只留有邵雍的安乐窝，却没有关心他的学术，这使得李贽非常苦闷。1560年，李贽离开共城，前往南京任国子监博士，其实就是个讲师，工资还是很微薄。 李贽到任后仅数月，父亲白斋公去世，李贽按制回乡守孝三年，那时泉州日本倭寇横行，城中缺粮少米，李贽一家生活艰难。 1563年，李贽携家眷到京城，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但没多久，李贽祖父去世，小儿子也病死，李贽无钱带一大家子人回乡奔丧，只好把妻子和三个女儿安置到共城，自己只身返乡。这一去三年，等李贽再回到共城，他的两个女儿已因缺少食物饥饿致病而死。 李贽此时已是40岁的人，屡遭不幸，学问遍寻不着，心中甚是凄感。 他接了家眷，再次来到北京，任礼部司务，从九品，官员中最低的一级。有人对他说，司务比国子监的官还要穷。李贽说，我到京师来，并不为做官，听说京师人才济济，我要追求学问。 就是在这里，李贽接触到了王阳明的心学，他认定心学乃是“不死之学”，他说：“我个性倔强，不肯屈服于人，但对于心学，也不得不信服了。” 李贽信服的，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良知人人皆有，圣贤和普通百姓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观点，这和他自身就有的思想很是契合，此后五年，李贽潜心研究，收获很大，这让他感到了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快乐。 1570年，李贽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郞；1577年，51岁的李贽任云南姚安知府，这是他做过的最大的官了，正四品。 1580年，李贽任满，颇得当地百姓爱戴，根据他的表现，朝廷要对他升迁，但是李贽说，“我刚做官时，亲眼见到南倭北虏的侵扰，后来到了云南，又经常听到少数民族的反抗，对这些现象，我的见解却常常被上司指责，他们不是认为我疯癫，就是认为我该杀。”李贽的见解究竟是什么，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可想见的，他的见解与处理方法，肯定是触及了官僚利益而维护百姓利益，他说的话肯定是不那么中听的。为了远离这令他讨厌的官场，李贽决定任满之后辞官而去。 这年三月，李贽吩咐下属将文书档案封存，自己带着夫人赶到楚雄，要求辞官，当时御史刘维正在楚雄巡察，刘维说，不能开这个主动辞官的头，这不是为国分忧的做法。李贽听后说，辞职就辞职，哪管得了那么多。他把夫人送回姚安，自己一个人来到大理鸡足山，阅读佛经，探求佛学，再不出山。看到这种情况，上司们知他心意已决，便上奏朝廷，同意了他辞官。 告别姚安的时候，李贽的行李只是几箱书籍，当地百姓感而落泪。 李贽辞官后，并未如当时的官员那样衣锦还乡，而是去了黄安。 黄安是他的好朋友耿定理的家乡，耿家是黄安大族，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进士出身，官至刑部左、右侍郎等，此时也已辞官回乡。李贽到来后，一边与耿氏兄弟讨论学问，一边教导耿家子弟读书。 李贽与耿氏兄弟相识，还是他在南京任刑部员外郎时，除了耿氏兄弟，还有焦竑。焦竑是万历十七年的状元，明代著名学者、史学家，李贽在南京时与焦竑朝夕相谈，对彼此学问追求都很佩服，成终生知己。在李贽后半生的漂泊生涯中，焦竑给予了李贽诸多的帮助和支持。 焦竑的老师就是耿定向，这样李贽又得以结识了耿氏兄弟。 耿定向是封建正统出身的官员，他极为注重纲常伦理，认为这些东西是人的最高行为规范，探求学问应该在这上面下功夫；而耿定理则认为，探求学问不应完全注重书本，而是要以书本以外的现实为追求，在现实中探求人生哲理。 兄弟二人的学术分歧，李贽自然是支持耿定理，因此他与耿定理的感情更深。不过耿定理在李贽到来之后的第三年就不幸病逝，这样，少了耿定理的从中调和，李贽和耿定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耿定向认为，李贽过于超脱，担心他的子侄们效仿李贽，从而被封建社会抛弃，断了升官发财的前途。而李贽则认为，孝父母、敬兄长、忠信礼义这些东西，人人天生皆有，不需要特别传授，应该传授的，是人生哲理及其探求门径。 看似是教学问题，其实是耿李二人的思想、价值观的分歧，而面对何心隐被杀一事，耿定向的所作所为，则直接触怒了李贽，二人公然反目，甚至埋下了李贽最后入狱自杀的祸因。 何心隐是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他仇视封建社会制度，为统治阶级所不容，1579年春，何心隐被捕，同年九月，何心隐被处死。 耿定向本与何心隐颇有交情，二人相识于1560年，近二十年时有交往。何心隐被捕后，他的所有朋友都极力营救，甚至有弟子愿以身代死。耿定向与当朝首辅张居正关系很好，只要耿定向出面，事情就会有转机，但耿定向畏惧权势，更担心祸及自己，终会出手营救主。 李贽极为痛恨耿定向见死不救的行径，彻底认清了耿定向封建道学家的虚伪面目，愤而与其分手，离开黄安，前往麻城。 二人分开了，但斗争并未停止。李贽难抑心中烈火，给耿定向去了一封信：考察你的日常行为，与其他人并无区别……种种日常生活，都是为自己的身家考虑，没有一点是为别人谋划的。可等到开口谈论道学，却说别人为自己，你为他人；别人为私欲，你对他人有好处。从这里可看出：所讲的，你未必去做；所做的，你又不讲！ 毫无情面地戳破了道学家的面目，二人虽有私谊，但面对思想、价值观上的原则问题，李贽选择的是真理。 而李贽所说的这句话——“所讲的，你未必去做；所做的，你又不讲！”是多么地切中时弊，即使放到今天，也同样的振聋发聩，现如今，不是还有太多的成功人士、人生导师厚颜无耻地宣扬着“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的人生道理吗？ 随后李贽出版了文集《焚书》，焚是焚烧的意思，李贽说自己的书揭穿了当世的痼疾，为正统所不容，他们一定是要杀死我，烧了这本书的。 李贽的《焚书》虽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但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欢迎，它像一团火，照亮了无数深受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心灵。 最痛恨这本书的，就是耿定向，李贽在书中公开了他和耿定向二人的分歧，揭露和批判了耿定向的虚伪面目。 耿定向因之写《求儆书》一书，攻击《焚书》，同时鼓励他的学生们向李贽进攻，像子路维护孔子的声望那样去维护他。 耿定向的门徒、河南光山人蔡毅中为此写出了一本《焚书辩》，矛头直指李贽。 在耿定向的煽动下，整个封建官僚、士大夫集团掀起了迫害李贽的风潮，他们指责李贽为妖人，这股风潮一直延续十几年，直到李贽自杀于狱中。 李贽离开耿定向后，又去了麻城。距麻城县城三十里有一潭，名龙潭，潭边有一座建筑，名芝佛院，是李贽朋友麻城人周思久所建，李贽应周思久所邀，就住在芝佛院。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李贽辞官后，为什么不回到家乡晋江呢？按说他仅是举人出身，能做到四品知府，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李贽可没有这种想法，他辞官不做只是为了精研学问，追求人生真谛，他如一位江湖侠客，四海为家，哪里有朋友，哪里有学问，哪里就是家。 正如他自称是“流寓客子”，流寓，是指长期居住在不寻而籍贯不属本地的人；客子，即住得时间较短的外地人。 李贽曾说过，为什么不回家呢？回家就要属本地府县管辖，这些来来了就得迎，走了就得送，还要出份金为他们摆酒席、贺寿诞，稍有不慎，就会得罪他们。回到家乡，这种管束就永远无法摆脱，太痛苦了，我宁愿漂泊四方也不回家。 他还自称自己是流寓、客子，他说，我这样自称，就是想告诉当地官员，不在你这造屋居住、种地打粮，你不要管束我，而且我只是旅居于此，不定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你们也不要见我，我也不见你们。 可见，个性倔强的李贽，既不愿受家乡父母官的管束，也不愿和客地官员有什么往来，他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身心自由。 在与耿定向产生分歧后，李贽的这种身心自由受到了污损，所以他离开黄安，又来到了麻城芝佛院。 在这里，他一边开坛授课，众多学子士人闻讯而至，几乎达到了“一境如狂”的境地；另一边他著述不停，用自己犀利的笔向着封建道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李贽顺便还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事情——剃光了头发。 1588年夏天，天气极为炎热，62岁的李贽十分难受，有一天他看到芝佛院的僧人正在剃发，便灵机一动请僧人把自己的头发全部剃去，顿时清爽无比，从此李贽坚持不再蓄发。所以后世有人说李贽落发为僧，其实这仅是一个偶然，李贽并未皈依佛门，他仍在独立自主地做着自己的学问。 虽然李贽落发仅是一个偶然，但是在当时，只有僧人才可落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落发是背叛世俗的异端怪僻举动，这又为封建卫道士们攻击李贽找到了一条罪状，当地的道学家们痛斥李贽是“左道惑众”，引诱人们走上邪路，极力想把李贽赶出麻城。 李贽对这些攻击毫不在意，而他的众多支持者也给予了他最大的关心和照护。 1593年四月，李贽迎来了三袁访龙潭。 三袁，即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弟兄三人，袁氏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开创了明代文坛的“公安派”。 袁氏三兄弟到访龙潭，李贽非常高兴，每日与他们聚谈研讨，评论古今，度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时光。 但是，麻城的道学家们，始终不肯放过李贽，恰巧有一位姓史的巡道来到麻城，此人是耿定向的学生，他来到麻城后说了一句话，“李贽还在麻城，此人败坏风俗，应当想个办法让他离开。” 麻城的官绅们立刻备受鼓舞，四处传播“史巡道要严惩李贽”，李贽也很快听到了消息，此时他恰好接到了好朋友刘东星的邀请，让他去刘的家乡山西心水住一段时间。 面对此种境况，李贽却偏偏不走了，他认为，此时离开麻城，就是逃避，就是示弱，他非但不去山西，还拒绝了老朋友耿定理的儿子，自己的学生耿克念的请他去黄安的安排，他甚至写下了一份名为《豫约》的遗嘱，交给芝佛院的僧人，嘱咐他们如果自己发生意外就按遗嘱中所说的办。 面对这种生死关头，李贽说，“史巡道以法惩治我可以，要是用这威吓我把我吓跑则是万万办不到的。如果我是有罪之人，违法乱纪，可依法追究；若是我有罪而不追究我，只是想把我吓跑，那么史巡道则是枉法，他已犯了大明的律法。我是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 李贽的这种态度，果然使史巡道无计可施，只好离开麻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过后，李贽才随着刘东星的儿子刘用相来到山西沁水坪上村，与刘东星相会，一边谈学论道，一边辅导刘用相等了弟读书，刘用相记录了李贽所讲的部分内容，刘东星后来加以整理出版，即为《道古录》。 在山西住了一年多，李贽又收到了旧友梅国祯的邀请，请他去山西大同相会。梅国祯是万历年间的很有军事才干的官员，与李贽是旧相识，李贽在麻城时，与梅的女儿有来往。梅的女儿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法名澹然，李贽尊称她为“澹然师”，经常就一些佛学问题进行讨论。此事后来还被道学家污为二人有染，也成了李贽的一条罪状。可知满嘴仁义道德之人，必是心内肮脏龌龊至极！ 梅国祯此时正巡抚大同，听说李贽也在山西，便发出了邀请，与旧友相逢，李贽由衷地欢喜。 大同边关之地，李贽亲眼目睹了军旅生活，对军事问题有了浓厚兴趣，开始写作《孙子参同契》一书，把前人对《孙子兵法》的注释汇集在一起，条分缕析，也时也把自己的观点写上。书成后，梅国祯大为赞叹，称之为“集兵家之大成，得《孙子》之神解”。 1597年，李贽离开大同，来到北京，与老友焦竑相聚，随后二人一同乘舟，沿运河而下，到了南京。在这里，焦竑帮助李贽出版了他最为重要的著作《藏书》，这部著作与《焚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全面体现了李贽的思想。 《藏书》出版后，各种风言风语又在南京流传开来，对李贽和焦竑十分不利，另外，李贽在南京的生活主要依靠焦竑，而焦竑此时已被罢官，经济条件也并不好。 李贽的朋友们开始为李贽寻求下一步的去处。 麻城的朋友杨定见要接李贽回龙潭，那里的芝佛院中已预先建造好了李贽去世后埋身的佛塔，但袁宏道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说麻城朋友虽多，但那伙道学家绝容不下李贽，李贽年事已高，经不起折腾了。而陶望齡既不希望李贽回龙潭，也不希望留在南京，他写信给已出任漕运总督的刘东星，让刘东星把李贽接到济宁，这样，刘东星于1600年初春，亲自到南宁来接李贽。 李贽本人十分想回龙潭，刘东星亲自来接，只好先随刘东星到了济宁。但他始终对龙潭念念不忘，在济宁住了一段时间，便坚持返回了龙潭。 而李贽刚一返回龙潭芝佛院，当地便又掀起了一波驱赶李贽的热潮，他们在湖广佥事冯应京的支持下，放出风来，要拆毁芝佛院，毁掉李贽的栖身之所。他们说李贽是一个行为不端的游方僧人，说芝佛院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所在。1600年冬，麻城的官绅们四处张贴大字报，煽动人心，官府派出衙役，道学家们雇佣流氓无赖，终将芝佛院付之一炬，李贽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到了河南商城的黄蘖山中。 李贽避祸山中，心中愤愤，幸而此时马经伦赶到，马经纶是北京通州人，曾任御史，因直言进谏被罢官。本来他要是到龙潭，听说事变后，马上赶到山中，陪同李贽，第二年春，马经伦携李贽回到通州。 此时李贽已是75岁的老人。 这些官绅、道学家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李贽呢？非要置他于死地？ 这还得说是李贽的学问，深深动摇了封建统治阶级赖以统治、麻木人民的思想基础。 首先他否定了儒家圣贤。比如人们对孔子，孔子说的话，编的书，他的一切观念，都是神圣不可怀疑的，孔子就是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而李贽则指出，“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则无是非也”，意思是一切以孔子为依据标准，那么世间真是没有是非了，因为世间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怎能以一个古人为标准呢？ 李贽说“虽孔子亦庸众人类也”，就是说孔子也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什么特别。李贽指出，事实上孔子并没有让别人向他学习，而是多次强调每个人应通过自身体验来达到高尚的境界，但后世的道学家却一味以孔子为标准，这是非常可笑的。 李贽还特别批判了宋代理学家朱熹，说他有名无实，遗害后世。李贽对儒家经典，则说它们并不是什么不能怀疑的“神品”，也只不过是作者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不是可以到处照搬的真理。 李贽对儒家经典和圣人的否定，在那个风雨如晦、毫无思想与言论开放的时代，如一团火一样照亮了他们的真面目，也打开了束缚人们心灵几千年的桎梏。 除了对儒家圣人和经典的否定，李贽还持有进步的妇女观，他为那些深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妇女疾呼发声。 他认为妇女与男人有着相同的聪明智慧，认为妇女也可以做男人做的事，甚至可以做得更好，他高度评价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李贽还主张妇女婚姻自主，自己选择配偶，丧偶有再嫁的权力，对于卓文君敢于冲破重重压力追求幸福生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现实生活中，李贽与他的主张是一致的，他尊重妇女，重视夫妻情分，终其一生，他只有黄氏一个妻子，没有婢妾，在那个时代也是十分罕见的。 批判道学家的虚伪，否定儒家的圣人，张扬妇女的权利，倡导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事，这些理论学问，足以让封建正统恨之入骨。 李贽75岁时，随马经伦来到通州，除养病外，每天读书不缀，写作不止，他把通州当作了自己最后的归宿。 但是仅仅一年多，北京城中便传出了谣言：李贽在通州著书，诋毁四明相公。 四明相公指沈一贯，当朝内阁大学士。 而此时一直与李贽为敌的蔡毅中，就是耿定向的学生，攻击《焚书》的那个人，此人此时正在京中为官，也趁此推波助澜攻击李贽。 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率先出击，张问达是蔡毅中老师温纯的同学，在蔡毅中的挑唆下，张问达专门写了奏疏呈给皇帝，列出李贽三大罪状：一是出版《藏书》《焚书》，惑乱人心；二是行为不端，勾引妇女；三是教唆士子学生不守礼法。 明神宗看后大怒，立刻下令锦衣卫捉拿李贽，并销毁李贽的全部书籍。 此时李贽已重病在床三月，马经伦匆匆跑来告诉他锦衣卫的人来了，李贽明白是来抓自己的，便起身让人准备门板，李贽躺卧在上，让锦衣卫的人把他抬走。 马经伦要求一同进京，李贽劝阻，马经伦不肯放手，一直跟随李贽到了京城。 76岁的老人，就这样被抬进了京城，送进了大狱。 马经伦一边花钱使人在狱中照顾李贽，一边为李贽鸣冤申诉，四处写信驳斥横加在李贽头上的罪名。李贽的其他朋友们得知李贽入狱，也都施以援手。 但谁也没想到，在最终裁决未下，入狱不到三个月，李贽便不甘受辱，夺刀自刎。 马经伦听到消息后，痛哭失声，含泪将李贽遗体运回通州，葬在通州北门外迎福寺西侧。 一代先贤，就此逝去。 站在时代的前头，能看到人所看不到的，思到人所思不到的，悟到人所悟不到的，他享受了思想的乐趣，但也注定要承受时代的误解和重压。 任何时候，莫不如此。 但时代终归是前进的，站在时代前头的哲人，他举起的火把，终会照亮前行的方向，李贽也是如此，他的书几经销毁，但总也禁不住，直至五四时期，进步人士举起的，依然是李贽这面旗帜…… 李贽墓后世几经变迁，如今坐落于通州西海子公园内，在青松翠柏、一湖碧水环绕中，李贽先生得以安宁。 写罢掷笔，心中隐痛。 李贽号卓吾，真是卓然于世间的一个“我”啊！ 泣血书李贽，我思故我在。 时时忆卓吾，不做行尸肉。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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