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光小朝廷建立后干了点啥呢？ 一是皇帝享乐，大臣争权；二是围剿李自成；三是向清王朝乞怜。 李自成的大顺军为抗清向西收缩兵力，弘光政权建立后，先后收复了宿迁、归德、开封、汝宁等地。南明在七月至八月时的控制范围包括黄河下游以南，今京广线黄河长江中间段以东、武昌上游的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 有此基础，再图中兴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进京，崇祯在煤山自缢；5月2日，李自成离京西撤，多尔衮领清兵入京。 自朱棣定都北京，就在南京一直留有一套政府班子，这个时候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林院詹事姜日广等官员在南京公告天下，号召大家声援支持皇帝。 当时，明在中原的潞王、周王、桂王、福王、鲁王等已纷纷逃到南方。 崇祯已亡，而国必有君。南京现在首要之急是要拥立新君。 风阳总督马士英拥有兵权，有大将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人的支持，大有实力，力主拥立福王朱由崧。 高弘图、姜日广、史可法等人认为福王威德不足，主张拥立相对贤明的潞王朱常淓。 朱由崧是神宗之孙、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常洵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死于李自成之手。农民军攻下洛阳后，朱由崧流落到安徽，后来又逃至淮安。 朱常淓是穆宗之孙、神宗弟之子。 这个时候，当然是谁实力强谁说了算，马士英有兵权，史可法等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他的。 四月三十日，福王到达南京，五月三日开始掌管国事，十五日正式登基称帝，定第二年为弘光元年(1645年)。 马士英、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被封为大学士。弘光作为南明的第一个朝廷就此建立，其实权控制在马士英等人手中。马土英以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处理事务，其他大学士根本无权插手。 德高望重的史可法在南明小朝廷中也插不上话，做不了事，不多久就不得不离开朝廷，去扬州督领军队去了。
此时的弘光朝廷拥有东南的半壁江山、近百万的军队。 这种形势，让人不由得想到南宋，凭借半壁江山，也延续了近二百年的国运。 但弘光不是南宋，他们是明王朝腐朽到底的一个见证而已。 弘光朝廷建立后干了点啥呢？ 一是皇帝享乐，大臣争权；二是围剿李自成；三是向清王朝乞怜。 李自成的大顺军为抗清向西收缩兵力，弘光政权建立后，先后收复了宿迁、归德、开封、汝宁等地。南明在七月至八月时的控制范围包括黄河下游以南，今京广线黄河长江中间段以东、武昌上游的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 有此基础，再图中兴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朱由崧笙歌达旦，在此危难存亡的时刻只顾欢愉享乐。他还是世子时就荒淫无道，此时在马士英等人的教唆下更是兴营造、配春方、选淑女，肆意横行，忙得不亦乐乎。 而执政的马、阮集团则卖官鬻爵，鱼肉乡里，贪污受贿。他们变本加厉，搜刮民间财富，不但不体恤民情，反而刻意加税，想尽办法搜刮民脂，害得百姓无以生存。 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好不容易等到俺当皇帝、俺掌大权了，怎么也得摆摆架子，作作威风吧。 可这个时候，哪是摆架子作威风的时候。 这样的政权，不亡也是无天理了。要他何用。 特别是马、阮执政，上台后大翻旧账，重颁《三朝要典》，清查东林党人的老账，重新评估当初清除魏忠贤党羽的个案，还造了正续《蝗蝻录》《蝇蚋录》，以东林为“蝗”，复社为“蝻”，辅助的各大臣为“蝇”“蚋”，又作“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的黑名单，搜集东林、复社人士以及南渡之初主张拥立潞王者总共一千左右的人。 这不是闲得嘛！清军近在眼前，他们这是在闹哪样？ 由于崇祯时的朝臣大多数是东林党人，许多人在李自成进京时投奔大顺，于是马、阮之流便在南京大兴“顺案”，和东林派执行的“逆案”相对应。先杀了“降顺”后又逃回的周钟、光时，再借故杀了周钟之兄周镳，以及复社著名人士雷祚，因此而受牵连被治罪的不计其数。 这样势必激起反抗，弘光小朝廷的内斗愈演愈烈， 左良玉拥兵在手且倾向东林党人，便借口保护太子起兵东下“清君侧”，于是由党争而演变成内战，本就飘摇不定的弘光政权，在这哄闹之中也只能迎来灭亡的命运。 而此时的清军，却赢得了从北到南的地主阶级一致热烈欢迎。
弘光政权的将领刘泽清写信给吴三桂:“我在南京探听消息时，曾经有约同清军入关，一起消灭闯贼，现在您的所作所为，和我最初的主张不谋而合。” 看到没有，即使没有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弘光政权也会引的。 而弘光政权对吴三桂是怎样的态度呢？让我们今人看来，也真的是匪夷所思了。 他们认为吴三桂立了大“功”，弘光朝廷竟然封他为蓟国公，还赐书表彰他“气壮山河、功与天齐”，甚至明知其不会效忠弘光政权之后，还要在自己军费不支的情况下运米十万石送给吴三桂军队。 真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脑回路。 弘光政权要臣民都向吴三桂学习，于是清军所到之处情况便有了变化:像吴三桂、冯铨等彻底叛明的军阀占了大多数，即使那些仍然忠于南明的官僚也承担“抚东之命”，辅清、明共灭闯贼。 看到了吧？为什么要表彰吴三桂？因为吴三桂此时正奉清朝廷之命追击李自成，而弘光政权也是以李自成为最大的敌人，他们要和清朝廷一起剿灭李自成。这就是宁予外族，不予家贼！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弘光政权中的很多人，明明是明朝廷的臣子，但又听从于清王朝，接受两朝的任命，用双方年号，与北京、南京间都有章奏来往回复，一时出现了“天有二日”“一山容二虎”的怪事。 明官僚凌駧甲五月在临清“起义”后，清廷授他兵科给事中，南明又授他山东巡按，他一面率领清军，追击山东农民军，并按清命安抚河南，同时又向弘光政权“禀报等待回复”“出示称顺治元年，然于南京亦发疏不绝”。 原明真定知府丘茂华既做了清廷的保定巡抚事，帮助清朝攻打山西的李自成军，又上书弘光帝“说自己会保住忠臣的名节”。 原明兵部主事叶廷秀在崇祯时直言进谏，受杖责而告老还乡，家居濮州。弘光政权任命他为光禄寺少卿，号称“忠诚之士”，可是他还当了清廷治下的河南道监察御史，曾经作为乡宦请清军镇压濮州附近的农民军。 类似情况还有张缙彦、韩昭宣等人，都尽忠于明、清二主，“暗通南北”“但知清、明为一家，不知其间有区别；但知清、明之共谋灭闯，不觉其为两国也”。 即便是我们熟知而认可的明王朝的忠臣史可法，也曾给多尔衮写信表示，要顶礼膜拜感谢清之恩德，不仅要知恩图报，而且对此恩惠铭记不忘。 真是让人不知所以。 如果说这个时候弘光朝廷还有什么基本策略，那也就是是向北和清军联手，向西共灭李自成，力图恢复明朝国势。 在后人看来，这纯属痴人说梦，但历史就是这样进行的，如果抱定宁予外族，不予家贼的战略思想，这种策略，是必然的。 为了达到和清朝廷的联手，弘光朝廷中有人认为要“以两淮为界”，有人则认为“当界河间”，有人认为弘光应该当儿皇帝，尊清帝为父，有人则觉得清主年幼，可以做明皇的叔叔。最后，弘光同意当侄子，在七月下旬派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出使北京，要求与清帝结为“叔侄之君，两朝合力，齐心杀逆贼”。
然而却是热脸贴了冷屁股，清廷根本不承认，把送来的礼物收下后只是说:“不必多说了，我们很快会出兵江南。”使团在北京饱受凌辱，首席使臣左懋第和马绍愉等被扣押，只有陈洪范被放回，因为他已投降清廷为内应。 其实初入关时，清朝廷对自己能否一举夺得全国的统治权毫无信心，抱着能得多少算多少的心态，对南明的态度非常谨慎。 但是，弘光政权的所作所为，很快使清朝廷认清了他们的腐朽无能，这才很坚决地出兵江南。 七月间，多尔衮给史可法写了一封信，霸气十足地命令南明改弦易撤，归降清朝。 即使如此，弘光朝廷也不打算反清。当时的朝中，声色犬马、不务政事的朱由崧和搜刮民脂、党同伐异的马、阮之流称为苟且派，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一些人则是激进派。 求和无望之后，激进派中有人提出“先东(指东部的清朝)后西(指西部的大顺)”的建议，认为不能因为清军战胜“闯贼”而幸以为喜，实际上清朝比大顺更可怕，主张军事上主攻东线。 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只有乘机出击清朝，才有可能换南明于不亡。 但是，弘光偏偏不这么做，反而眼睁睁地看着清朝一步一步追击李自成，看着清王朝替他们把“闯贼”剿灭干净而兴高采烈。 当1645年4月18日多铎率清军兵临扬州城下时，弘光小朝廷还在内斗不已。
25日，清军攻破扬州；5月，清军不动一兵一卒占领南京。 弘光小朝廷消失了。 而清军，就要完成一统中原的霸业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