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这一刺杀最高领导人的事件也就此落幕。 随之落幕的，还有一个已渐行渐远的时代，贯高，以自己最后的体面与倔强，为这个时代发出了最强音，也陪葬了这个时代。  01 贯高，其实是个小人物，能留名史册，全因他做了一件事—— 护主心切，一怒之下要刺杀汉高祖刘邦，未获成功，为刘邦所拿，后虽获释，但依旧选择自裁而死。 这起事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详细记载。 对贯高，历史评价普遍不高，大多以罪臣贼子视之。 如东汉思想家荀悦评价——“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可也。” 贯高是这起刺杀最高领导人事件的首谋，虽然他是为了赵王而做这件事，但依然是谋逆之罪，罪无可赦。 司马光在记叙这起事件后评价——“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 刘邦太骄横了，以致失了臣心，而贯高则太过狠毒，竟然起了杀君之念。激起贯高杀君之心的，是刘邦；而最终使张敖失去赵王封号，则是贯高的罪过了。” 司马光所言，基于事实分析，很有点实事求是的意思；而荀悦所说，则是直接将乱臣贼子的帽子给贯高扣上了。 但他们的评价，都是基于一个理论或者说是逻辑—— 皇权至上，皇帝统御四海，人们忠于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皇帝。 也难怪，荀悦是东汉时代的人，司马光则更是晚至宋，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观念早已成为现实并深入人心。 图谋刺杀最高领导人，你是无论如何翻不了案的。 即至今天，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毕竟，“百代都行秦政制”嘛。 更有甚者，有人把贯高和荆轲放在了一起，作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一个论据，更是可笑至极。 荆轲是代表燕国去刺杀敌国首领秦王，而贯高谋刺的，可是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啊，这从性质上根本是两码事。 如果硬要类比，贯高也应与刺杀赵襄子的豫让这类的人物比肩才对。 抛除这种可笑的说法，如果我们把贯高谋刺事件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来看待，其实它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与认识，而不仅仅是一个大胆臣子行刺皇上的故事—— 贯高事件发生在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8年，也就是刘邦在赢得了楚汉争霸赛、建立大汉王朝八年之后。 八年，一个并不太长的时间，特别是在旧时代崩塌、新时代草创的过渡时期。 楚汉争霸的五年，是在刘项合力颠覆秦帝国之后发生的，而秦帝国，立国仅仅14年，二世而亡。 秦帝国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灰烬之上建立的，春秋战国，也就是东周时代。 说起来很复杂，其实没多长时间，也就是说，秦王赢政、汉王刘邦、霸王项羽这些人，其实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而贯高，和他们也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政治可以随时发生剧烈的变化，但思想、文化、理念则非朝夕能改。 东周时期，特别是战国时代，虽早已礼崩乐坏，周天子早就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权，但从名义上，当时的政治体制还是封建制——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分封建国。 简单说就是三级治理方式——天子为领袖，诸侯建国为王，士大夫治理诸侯国。 在这种治理体制之下，其实是没有广泛的“忠君”的思想的，它依赖的是层级治理——诸侯王忠于天子，士大夫忠于诸侯王。 在这里，我们切不可以逻辑来推论——既然诸侯王忠于天子，而士大夫忠于诸侯王，那士大夫自然也要忠于天子了。 这一推论大错特错，这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制下的逻辑与观念。 当时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诸侯王忠于天子，也就是诸侯王对天子有着各项法定的责任与义务；而忠于诸侯王的士大夫，则并不必然地忠于天子，他只对诸侯王负责。 这种政治思想，其实在封建制中是自然而然的，中西方都经历过封建时期，中西方也都持有这种政治思想——你的附庸的附庸并非一定是你的附庸，你的组织的组织并非一定是你的组织。 这两句话可以细细体会体会。 这种政治思想、观念，在周八百年，甚至远在商时期就流传了。 到了秦王朝统一华夏，赢政建立大秦帝国，帝国，就意味着放弃了封建制，而实行中央集权制了，但赢政步子迈得太大，终是把蛋扯下来了，二世而亡。 到了大汉王朝，刘邦学精明了，一半封建一半集权，封了八位异姓王，剩下的国土就是中央直接控制了。 刘邦这么做，当然是权宜之计，统治渐稳后，又开始清剿这些异姓王。 贯高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由半封建半集权的时代向着中央集权制时代的转换时期。 而贯高，是旧时代的人，他没有也不屑于追上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时代，他停留在自己的时代，发出了一个行将结束的时代的最强音，也以自己最后的倔强，为旧时代画上了一个不那么圆满的句号。 贯高，是一个体面人！ 02 复盘贯高事件，可以体会一下上古时代、还未被中央集权制束缚的士大夫阶层的风采。 事件牵涉人员—— 刘邦：汉高祖，皇帝，被谋刺的对象。 张敖：刘邦分封的赵王张耳的儿子，张耳死继赵王位，刘邦的女婿，鲁元公主的丈夫。 贯高：赵王之相，谋刺事件的主谋者。 赵午：赵王之相，谋刺事件的同谋者。 下面就是整个事件的过程—— 汉高祖七年，十二月，刘邦回长安途中，经过赵国。 刘邦这次御驾亲征去打匈奴，没想到却吃了大瘪，被冒顿单于来了个“白登之围”，差点就把命搁那了，还是倚仗着陈平的诡计，才逃出了一线生天。 带着滔滔怒气，刘邦到了赵国。 赵王不是外人，刘邦建国后，封的第一任赵王是张耳。 张耳在秦末大动乱中是大哥大级别的人物，刘邦啥都不是的时候，还跟着人家混过呢（可见本号的进击秦帝国系列）；刘邦赢了楚汉争霸赛，为了拉拢张耳，把自己的大女儿、鲁元公主嫁给了张耳的儿子张敖。 三年前张耳死，张敖继位成了赵王。 张敖在刘邦眼里，就没那么重要了。 再加上这次是吃了大亏回来的，刘邦心里自然不痛快。 于是就闹出了很尴尬的局面—— “赵王敖执子婿礼甚卑，上箕倨慢骂之。” 张敖很知道自己的角色，毕恭毕敬地招待刘邦，甚至都有点低声下气，自己不拿自己当人了。 但是刘邦怎么样呢？ 一点面子也不给，端着个老丈人的架子，不，就是拿着皇帝的威风，对张敖是想打就打，相骂就骂。 这个样子，张敖倒是没什么，你是皇帝，又是老丈人，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反正就是受着。 刘邦这样做，固然一方面是因为此次出征不利，丢了大脸，心里很窝火，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早已有了灭诸候王而施行真正的中央集权制的想法。 迫不得已分封的八个异姓诸侯王，哪个都是国中之国，我这皇帝当得很窝囊啊！ 对权力的渴望，永远只有更大，没有最大。 刘邦装疯卖傻一通胡抡，张敖倒是没什么。 张敖是个聪明的人，他很清楚，自己比不了老爹，有跟刘邦叫板的资本，自己不过就是托了老爹的福，继承了这个赵王而已，莫说自己是刘邦的女婿，帝王之家，哪有什么亲情可言。 所以张敖毕恭毕敬，任你刘邦挑三拣四，我只要陪好笑脸就行了。 你说啥就是啥，还能挑出我的毛病？ 张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但有人看不惯了。 赵相贯高、赵午。 这俩人都是老人了，六十来岁的年纪，在他们的思想中，自己这个相，相的是赵王张敖，你刘邦虽是皇帝，但你这么欺负我们的赵王，作为赵王的相，我们是看不下去的！ 这就是周朝代封建制的政治思想——张敖忠于你刘邦，我们效忠的，只是张敖而已，现在你欺负张敖，我们就有义务、有责任说“不”！ 于是，这俩相就很愤怒—— “今王事帝甚恭，而帝无礼，请为王杀之。” 你看你看这么恭敬地招待皇帝，他却依然这么无礼，太受不了了，我们为你去杀了他吧！ 就这么直白！如果放在春秋时代，这就是很正常的做法、观念。 你可以去忠于你的皇帝，但我们作为你的属下却只忠于你，没有忠于皇帝的义务；你可以刃受皇帝的欺负，我们作为你的属下却不能让你蒙受这种苦难。 让我们去杀了他吧！ 贯高、赵午所遵循的，还是上古时代的社会运行法则，而他们不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张敖身为赵王，自然知道时代剧变就在自己身边发生，自己这个王，虽有皇帝女婿的身份加持，但在时代的洪流之下，也不值一提，不定哪天自己就不知所终了呢。 张敖很清楚这一点，听了贯高、赵午的话，却也没耐心给他们讲解这里面的道理，就比如现在，你给奶奶讲同性之人也可组建家庭，你期望奶奶能理解吗？ 所以张敖只是把手指送到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定了定心神，然后说—— “君何之误！先人亡国，赖帝得复，德流子孙”。 唉，你们错了，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依赖皇帝而得来啊，我们都应该感谢刘邦他老人家啊。 其实这是张敖在提醒贯高、赵午，今时不同往日啊，我们都是刘邦手里的玩物而已，不要较劲啦。 但贯高、赵午这种还沉浸在旧时代，思想、作风都是老派的人，是听不得这些的。他们对张敖说—— “……吾等义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杀之，何洿王为！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 我们是不受这等侮辱的，皇帝侮辱的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就想杀他，放心，我们不会连累你，这事儿成了，功劳都是你的，到时你说不定还能干个皇帝什么的，要是败了，我们自己受着，跟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话说得很明白了，我们就是受不了这窝囊气，我们也知道您很生气，您不用出面，这事儿我们来做！ 话是这么说，但刘邦没给他们这个机会，很快就走了，回长安去了。 贯高、赵午也徒唤奈何。 但这事儿还没完。 贯高、赵午这种老派风范的人物，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第二年冬，刘邦去东垣（河北省正定古城一带）征剿韩王信的余党，这次经过的是赵国的柏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附近，现在这个地方还有个柏人城遗址。 到柏人城，天黑了，刘邦下令，今儿晚上就住这儿吧，于是就要留宿城中。 刘邦一入赵国，贯高就一直注意着刘邦的行踪，一看刘邦要留宿柏人城，贯高觉得机会来了。 史书中记载：“贯高等壁人于厕中，欲以要上。” 也就把人藏在厕所的夹墙中，准备行刺刘邦。 也许是第六感应，刘邦突然心里有些发毛，就问：“县名为何？”有人回答说：“柏人。” 刘邦沉呤：“柏人者，迫于人也。”意思是说，柏人，就是被人制约胁迫，于是“不宿而去”，刺杀计划，再次流产。 贯高、赵午，也只能再找机会了。 但历史从不给人太多的机会，刘邦出手了，他们面临的真正考验就要到来了。 03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这话是真理。 第二年冬天，贯高的一个仇家偶然得知了贯高谋刺皇帝的事情，如获至宝，赶紧上报。 “于是上逮捕赵王及诸反者。” 刘邦立即下令收捕赵王张敖和谋反的人，注意这里的定性，“反者”，造反叛乱的人，也就是说，在刘邦眼里，这是一起谋反事件。 大家一看这事儿明显是败露了，赵午这些人都争相要承担责任，甚至要自刎，贯高把他们骂了一通：“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 你们这帮没脑子的，你们一死倒是痛快了，但咱们的赵王呢？这事儿本来就和赵王没啥关系，但刘邦还是要捉拿赵王，我们都死了，谁能辩白赵王的冤屈呢？ 就这样，赵王张敖与贯高，被押解到了长安，投入大狱。 面对各种严刑拷问，贯高只有一句话：“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 这事儿就是我自己干的，赵王根本就不知情。 “吏治，搒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 体会一下这句话，有没有万剑穿心的感觉？ 刘邦得知审问贯高的情形，也不由得说了一声“壮士”啊！ 刘邦非党懂得这种老派人士的作事风格，知道再怎么拷打也没用，只能私下聊聊了，“谁知者？以私问之。” 谁了解贯高这个人啊？能和他说得上话，打打感情牌吧！ 中大夫泄公站了出来，说我和贯高是老乡，这个人啊，在赵国就是个特别讲义气，守诺言的人，我去和他聊聊吧。 泄公就以私人身份去探望贯高，贯高也以老乡之礼接待泄公，言谈话语就和平时一样。 泄公就问贯高：“张王果有计谋不？” 张敖真的有谋反的计划吗？ 贯高答：“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死论，岂爱王过于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 贯高很动感情地回答泄公这个问题：人最爱的是自己的父母妻子，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我的父母妻子、我的三族都定为死罪了，难道说我宁愿我的父母妻子、三族被夷也要袒护赵王吗？不过是因为赵王确实没有什么谋反的计划，刺杀皇上这件事，也真的和赵王没一点关系，这件事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啊。 然后贯高详详细细为泄公讲述了事情的起因、经过等。 泄公把贯高的话原原本本上奏了刘邦。 刘邦很感慨，也知道这件事确实就是如此了。 刘邦先是把张敖释放了，但终归是出了这么件事，而且刘邦也早想除掉这些异姓王了，于是拿了张敖的赵王封号，贬为宣平侯。 这里说句题外话，那这个赵王归谁了呢？当然不会再有异姓封王了，刘邦把赵王这个封号给了自己的儿子刘如意。 刘邦不断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他构建的中央集权制正在小步快跑地到来。 泄公又去见了贯高，告诉他张敖已被释放，你贯高呢，也被皇上赦免啦！ 贯高听说之后，说了一句话：“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乃仰绝亢，遂死。 之前我之所以不去死，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为了证明赵王没有参与刺杀事件。现在赵王已被释放，我的责任也尽到了，可以死而无憾了。 贯高仰面自刎而死。 这一刺杀最高领导人的事件也就此落幕。 随之落幕的，还有一个已渐行渐远的时代，贯高，以自己最后的体面与倔强，为这个时代发出了最强音，也陪葬了这个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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